|
台湾五十多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演进和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1949—1969年)，第二阶段为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1970—1986年)，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结束(1987—2000年)。其演进的基本特征是：考据、笺证、集释等实证方式和“知人论世”的史传批评方法从传统的主导地位逐渐发生动摇和消解，新的研究观念和以“新批评”为主的研究方法由潜在发生到活跃壮大，经过与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一番撞击、论辩之后，开始出现一种多元和多变的格局，并出现一种向传统观念和方法回归和融合的倾向。造成这种演进的原因很多，有文学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也有来自外部的影响。 下面拟对这一演进历程及其特征进行勾勒和探讨，对其中的借鉴作用亦作一些思考。 一 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演进的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1949—1969年)。其基本特征是考据、笺证、集释等实证式研究和知人论世的史传批评方法占主导地位，但西方的研究观念亦潜在发生。 台湾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运用最多的是实证式。以最能反映学术取向的学位论文而言，其中采用最多、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乃是实证类论文。1955年至1969年这15年间台湾1955年度始有硕士论文，1969年度始有博士论文(仅一篇：台湾师范大学许世旭《中韩诗话渊源考》。)另外，诗词选题约占古典文学论文的3/4以上，故取诗词为统计对象。论文目录见彭正雄、彭雅铃《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论文目录》以及《汉学研究通讯》第56、57、58期。，台湾古典文学方面的学位论文共92篇，其中实证类56篇，占60%。后来在台湾古典文学界中影响较大，甚至成为中坚人物的学者，当时的学位论文亦多是实证类研究，如台湾大学杜其容《毛诗连绵词谱》(1955年)，薛凤生的《元微之年谱》(1959年)等。这批实证类学位论文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出入经史名家又多新见，如阮廷瑜的《高常侍诗校注》，该书以四部丛刊《高常侍集》为底本，用明正德本、仿宋本等参校，收高适五古120首，七古32首，律诗70首，并有作者自编的高适年谱、传本述要，后附佚诗拾遗、赋表文、游踪经历图、交游考、校后记，比祖国大陆影响较大的陈铁民的《高适诗歌编年笺注》约早了15年。二是研究领域还较狭窄，往往集中在少数作家和作品集的笺注汇释等少数论题上，以致在当时研究生不多，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又如此广阔的情况下，会出现同一年度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选题，如1965年洪顺隆的《谢宣城集校注》(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和杨宗莹《谢宣城诗集校注》(台湾师大硕士论文)，1966年张学波的《孟浩然诗校注》(台湾师大硕士论文)和游信利的《孟浩然集笺注》(政治大学硕士论文)。三是往往和“知人论世”的史传批评方式结合起来，如学位论文中刘筱媛《梅尧臣年谱及其诗》(台湾大学，1969年)，刘桂鸿《杨万里年谱及其诗》(台湾大学，1969年)等，都是把年谱、作品的校释等考证与作家时代生平、思想主张研究结合起来。当时台湾古典文学界的老一辈学者王叔珉、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苏雪林等，其主要的研究手段和论著也多属笺证类。如屈万里《诗经诠释》，余培林《诗经正诂》，郑骞的《辛稼轩年谱》，代君仁的《蔡琰悲愤诗考证》，王叔珉的《陶诗的校勘问题》，王梦鸥的《〈枕中记〉及其作者》、《〈续玄怪录〉及其作者考》等唐人小说考论，潘重规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等敦煌文学研究，苏雪林的《离骚名称考释》等楚辞研究等。 但是，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在悄然滋生。其间代表人物是倡导新儒学的徐复观。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徐氏在古典文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就有一系列新的思考：在研究观念上，他认为要研究中国文学史，就必须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来研究，必须从文献学研究进入文学的本体研究，不能仅在外部打圈子，“使人感到它只是在谈无须乎谈的文献学，而不是谈文学，不是谈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自序：研究中国文学史态度与方法》，《中国时报》1965年12月22日。，他认为这是当时没有出现像样的文学史的关键所在。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他主张把文献学研究与作品内在的文艺学研究结合起来，其中考据只是解诗的基础，具有工具性意义而并非目的。他的《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即先从考据入手，通过大量资料对李义山的生平、党争、知遇、婚恋、人格诸问题进行辨析，然后再从人文学、文艺学角度对《锦瑟》进行新的诠释。他还有意学习王国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揉进西方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例如他把陶渊明、李白、杜甫作为三种类型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隔”与“不隔”见《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鉴赏基础》、《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诗词的创造过程与表现效果：有关诗词的隔与不隔及其它》、《从一个试题及其说明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并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到了50年代末，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方法和比较文学观念运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中去。他通过与西方悲剧意识的比较来解析杜甫的《八阵图》，指出《八阵图》超越了五绝的一般特性，表现出一种中国式崇高的悲剧感情《中国诗之分析鉴赏示例》，《文学杂志》4卷4期，1958年6月。；另外，在《时间律度在中国诗中的示意作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8年卷。和《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文学杂志》总第27期，1959年。诸论文中，也都是通过与西方文学的比较来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特质。到了60年代，一批论著和学位论文采取了比较研究、体类研究和社会文化批评等西方文学的方法论，如牟润生《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从地域、民俗、政治架构的区别来分析南北学风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对兼有北地刚健和南方妩媚的盛唐气象形成的影响，采用的是地域文化和民俗学等新的研究手段。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采用欧美新批评所倡导的诗歌多义性，来分析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句法对传统的突破和意象的超越。施淑女的《楚辞探微》(台大硕士论文，1968年)则首次运用西方的神化原型批评来研究楚辞。作者尝试用傅来采(J.G.Frazer)《金枝》中的“圣婚”观念来解释《九歌》中的意识形态和神巫关系，并指出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昆仑山向往”正好符合容格(J.J.Jung)的“乐园型”基型。新的批评方法的兴起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批评，最终导致了70年代末新旧研究观念的一次大碰撞。 二 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1970—1986年)，此时研究思想进入活跃期，传统和新潮间不同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开始碰撞。其特征是：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纷纷登场，并对史传式批评和文献学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和挑战；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方式也牢牢地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出现了许多扛鼎之作，出现了一种在对峙之中共存共荣的局面。 此时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起飞和教育文化投入的加大，高校开设的古典文学研究科系也在增多，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队伍也随着加大。大家在学术观点、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上有着不同理解，由最初的分歧终而导致激烈的碰撞，学术思想也因此进入最活跃时期。对台湾学术界震动较大、影响较深远的关于“新批评”的争论就发生在这个时段。当时台湾采用西方文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大体有两类：一是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神话和小说的主流方法。另一种是新批评，主要用来研读古典诗词。所谓“新批评”，主要是指用英美意象派和庞德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其间也掺杂着结构主义、比较研究和弗洛伊德、荣格性心理学等成分。其主要倡导者是外文系的颜元叔以及美籍华人梅祖麟、高友工等人。梅、高着重于用新批评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颜叔元则着重于用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具体作品。1972年，由台湾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学》创刊，它为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提供了的一块实验园地。从当年起，颜氏陆续在《中外文学》以及《中华日报副刊》、《中央月刊》、《现代国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用“新批评”方法对王融《自君出之矣》、李益《江南曲》、朱庆余《近试题张水部》、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杜甫《咏明妃》等古典诗词作出新解。对此新解持批评意见的则有叶嘉莹、魏子云、徐复观等人。作为与颜氏论战的主要对手，叶嘉莹于1973年发表的《漫谈中国旧诗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可作为批评意见的代表。文章认为评论中国古诗首先必须熟悉传统、知人论世，对旧诗有着深厚的修养，这样才能对诗家诗作做出正确诠释《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中外文学》第16、17期。。在叶氏看来，颜叔元等所缺少的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深厚的旧诗修养，例如他用荣格的性意象来解释王融的《自君出之矣》和李商隐的《无题》，把蜡烛看成男性的象征《析〈自君之出矣〉》，《谈民族文学》学生书局，1984年，第109页。。同样地，他把《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长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带雨”也都作为“性”的影射，这就让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冲和雅致之美的读者感到无法接受。另外，颜又擅自改换原作题目来符合“新批评”的解释，如将《近试题张水部》改为《停红烛》，认为原题“只说明了写诗的场合，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系”，这又引起了尊重历史的一部分学者的不满。但对于颜元叔来说，他对一些人并不了解新批评方法及其在解释中国古典诗词上的优长，而只在个别例子的具体解释上大做文章也感到不满，并认为这些批评者的目的是借此来否定新批评。于是，他在1973年底陆续著文反驳。一方面再次对新批评的方法作出说明，强调“新批评的第一原则就是就文学论文学”，“要特别注意意象语及意象结构、象征、影射、音响效果等”；另一方面，则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研究方式进行批评，认为叶嘉莹“对中国旧诗的探讨，大致而言，仍旧不脱传统研究的老路子，从历史传记的途径作文学的外围探讨——不是内在的探讨”《谈民族文学》，第4页。。对此，一些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遂形成一场争论。但实际上，针锋相对之中也还有共识，即双方都不排斥引进西方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都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必须用西方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来补救。叶嘉莹亦主张“接纳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来为中国旧诗的批评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迦陵谈诗二集》，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73页。；徐复观也认为“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出一个新局面，这些年来，我一直属望于对西洋文学研究的先生们”《从颜元叔教授评鉴杜甫的一首诗说起》，《中国文学论集续集》，学生书局，1984年，第186页。。对于文献学的价值，颜元叔也“承认传记与历史的研究，能够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材料”《谈民族文学》，第4页。。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虽于80年代初渐趋消歇，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引发了一部分学者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重新审视，也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多种研究方法的尝试，甚至促使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开始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的重新建构。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新批评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即使是叶嘉莹的学生，也开始把叶氏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着重于意象、结构、语言的细腻分析同新批评的方法进一步结合起来，如张淑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年)不仅把颜元叔的《文学经验》、《文学的去思》同“叶师嘉莹”的《迦陵谈诗》、《迦陵谈词》皆列为“主要参考书目”，而且她还企图通过这本论著来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研究观念：在研究的原则上“将一反过去的研究途径，以艺术批评的观点为原则”；“以内在研究(指结构主义批评——引者注)为主，而以外缘研究(指历史批评法、社会文化批评法等——引者注)为辅。内在研究在前，而外缘研究在后，后者必须以前者为趋归”。方瑜《沾衣花雨》中的《李贺歌诗的意象与造境》等篇也是借用西方美学理论来分析李贺诗歌独特的构思和风格。例如在分析贺诗的超现实本质时，就借用了WillamC.Colightly《李贺诗中的超现实意象》中的一段分析《沾衣花雨》，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103页。。一批新生代学者如龚鹏程等，更是以此为起点，继而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发出更激烈的批评，更自觉地要求建立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体系。 在此时段，文学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1970年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同期，台湾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班。1972年《中外文学》创刊后，又开辟专栏，凡涉及比较文学的一些课题，如比较文学的理论介绍、范畴定位、平行研究、类比研究和影响研究等研究类型、回顾展望等，皆以此为窗口得以讨论和展开。经过十年的积蓄，到了80年代，终于集结成一批有分量的比较文学专著。其中叶维廉起着开创和奠基的作用。从1971年起，他在《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等论文中《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应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4卷5期。，批评单一的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主张两者的比较和结合。1973年，叶氏出版《秩序的生长》(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又出版《饮之太和》(同上)，此为台湾比较文学研究之开端。从1983年起，叶维廉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由东大图书公司陆续出版，其中包括叶维廉的《比较诗学》(1983年)，周英雄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1983年)，侯健《中国小说比较》(1983年)，王建元《雄浑观念：东西美学立场比较》(1984年)等。70年代后的唐代文学硕士及博士论文中，出现了大量的比较文学课题和比较研究方法，如金周淳《陶渊明文学与韩国时调之比较研究》(台湾师大1979年硕士论文)，陈端端《刘勰、钟嵘论诗歧见析论》(辅仁大学1971年硕士论文)，宋丘龙《苏轼和陶诗之比较研究》(东海大学1976年硕士论文)，陈申君《清三家词比较》(东海大学1973年硕士论文)等，与比较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推展不无关系。 此时在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杨牧、周英雄、郑树森等人从西方引进的结构主义，以及侯健、张汉良等人在研究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中采用的神话原型批评。这两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为例，70年代末以后采用结构主义或原型批评方法的硕士及博士论文就有陈芳英的《目莲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1978年硕士论文)，林美清的《梁祝故事及文学研究》(1982年硕士论文)等十多篇。 在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异常活跃之际，传统的研究方法也不甘示弱，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呈现出一种共存共荣的局面。此时老、中、青三代学人都有不俗的表现：老一辈学人台静农、郑骞、潘重规、王梦鸥、饶宗颐、苏雪林等此时皆有力作问世。如王熙元《杜甫与禅学之渊源——兼论其思想之归趋》《中国学术年刊》第1期，1976年。，是较早的将佛学与唐代文学研究联系起来的论著之一，开台湾宗教对文学影响研究之先河。台静农有《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从“选词以配音”与“由乐以定词”看词的形成》等论著。《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以唐传奇中习见的地狱、剑侠、高僧为例，揭示小乘佛教对中国古典小说思想和结构上的影响。潘重规、饶宗颐、苏莹辉等人的敦煌学研究，此时也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潘氏的敦煌学著述，几乎涉及经学、文学、佛教典籍、语言文字各个方面，饶氏此时有《敦煌曲》、《敦煌白画》等多篇论文。此时亦是王梦鸥研究上的高峰期，有大批考论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问世，如：《初唐诗学著述考》、《唐人小说研究》(四集)、《唐人小说校释》、《古典文学论探索》等。在这一时段，已建立了自己学术地位的第二代学人如罗联添、罗宗涛、杨承祖、朱守亮、王更生、阮廷瑜等人中也进入研究高峰期，在实证和史传式批评方面产生了不少上乘之作和扛鼎之作，如罗联添的《韩愈研究》、《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汇编》、《唐代诗文六家年谱》、《白居易散文校记》等专著，杨承祖的《孟浩然事迹系年》、《杨炯年谱》、《元结交游考》、《闲适诗初论》等考论。另外像罗宗涛的敦煌变文研究，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阮廷瑜的李白研究，朱守亮的《诗经》研究等都进入高峰期，朱氏还有一篇《研读古籍应有方法之一——考虚妄》，专论考据之学在国学研究中的作用。在这一时段取得学位的一批学者，如林庆彰、王国良、林玫仪、李立信、叶程义、陈怡良、张高评、游志诚、陈文华、许清云、郑阿财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专长，成为学术骨干。其中有不少论著也是以考据和史传类批评见长，如林庆彰的《丰坊与姚士》、《明代考据学研究》、《图书文献学论集》、编著的《诗经研究论集》(一、二)、主编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等，王国良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六朝志怪小说考论》、《唐五代书目考》、《汉魏六朝书目考》，叶程义的《礼记正义引书考》、《帛书老子校刘师培〈老子NFDA6补〉疏证》、《汉魏石刻文学考释》(1—4)等，张高评的《左传文章义法探微》，陈文华的《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等。因此，这个时段的台湾古典文学研究，在观念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又互有消长，在各自坚守、相互批评中又皆有创获，它为90年代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多元、融合和各自回归打下了研究成果方面的坚实基础，也埋下了互融、汇通和变化的种子。 三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结束(1987—2000年)，此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特征是趋向多元、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 1987年台湾政治上的解严，标志着威权时代的结束，它给学术界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祖国大陆开放台胞来内地省亲，继而允许台商来内地经商和学者的互访，也使原先封闭隔绝的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和互动。此时的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随着学术信息的沟通，祖国大陆学术信息和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涌进以及本土文学的兴起，古典文学研究无论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或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估上，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新的研究方法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有的学者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发出更激烈的批评，乃至要求建立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体系；另一方面，传统的实证方式、史传批评与新的研究方法又出现融合的趋向，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和新方法结合，乃至多学科结合的一些论著；在考据之学式微而即将成为绝学之际，有些学者又开始对传统之学和新观念、新方法进行重估，出现一种回归传统的诉求。这种多元融合又复杂多变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更趋向多元。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80年代前期，研究方法基本以传统方法为主，但采用宏观研究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论文却在不断增加，到1885年，宏观研究类论文数首次超过传统研究。到了90年代前期，宏观研究、比较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已大大超过传统的方法，传统方法类的论文已萎缩到每年只有2—3篇。 这种情形，在专著和期刊论文中也同样存在。仍以唐代文学中的唐人小说研究为例，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它以考据、汇校等文献学研究成就最为显著，此时也出现多种研究方法齐头并进的局面，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后来居上。据统计以上统计分别取自：李书群《1990—1991年台湾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期刊论文目录》，《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2期；王基伦《台湾地区研究概况(1992—1993)——文学部分》，《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4期；萧丽华《1994—1995年台湾地区唐代学术研究概况——文学》，《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6期。，1990—1991年台湾期刊发表的唐人小说论文计3篇，其中考证类1篇，与文化学结合的研究1篇，比较研究1篇。1992—1993年16篇，其中考释2篇，通论、综论4篇，比较研究4篇，其余为作品的赏析。1994—1995年18篇，其中考辨2篇，体类研究7篇，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3篇，还有文学流变和结构分析各一篇，其余4篇为作品分析介绍。可见，到90年代前半段，唐人小说研究中考据类明显减少，而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类大幅增加，两者之间已不成比例了。 第二，主张传统和新方法者开始各自反省，在某种认识层面上出现融合的趋势。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将传统研究方法和新方法结合，或多学科结合的一些论著。 对于70年代的那场关于新批评的争论，在尘埃落定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台湾学界陆续有人发表文章，对这场论争重新加以检讨，如吕正惠的《新法看旧诗——台湾七十年代新型说诗方式的检讨》，连文萍《八十至九十年代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风潮》，毛文芳《罅隙的追寻与弥缝——五十年来台湾地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趋势观察》，林素玫《五十年来文学研究理论在台湾的发展》等。这些检讨和总结尽管取向和追求各异(有的强调传统的重要，新的观点和方法必须建立在文献学之上；有的则强调彻底破除、建立新的研究体系的必要)，但对新批评所导向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吕正惠在详细地回顾70年代那场有关“新批评”争论的背景、经过、双方的观点和产生的影响后，所做的结论是：颜叔元对性意象的过度解释和对原作的不尊重，“这只是颜叔元个人风格的显现，而与新批评的精神无关。新批评虽然在理论上有其限制和不足之处，但用来分析具体诗歌，亦自有其长处”《新法看旧诗》，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在尘埃落定、情绪化消除以后，作如是观，我想可能接近于事物本来的面貌。 传统和新潮的代表人物自80年代后期起也开始反思并开始出现两大潮流融合的趋向。当年提倡“新批评”的颜叔元、梅祖麟、高友工开始向传统回归：梅祖麟认为“新的批评法不见得比旧的印象式批评好”转引自杨文雄《诗佛王维研究·绪论》，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7页。；高友工也认为“应该细读古人的印象批评，想办法了解古人只言片语背后的动机与真正的涵义”《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试论知与言》，《中外文学》7卷7期。。颜叔元在二十年后为《中外文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要更新视野，“不得不走迈向稳健的途径与方向”。争论的另一方叶嘉莹在20世纪结束时出了一本新书，回顾自己五十多年古典诗词研究道路。书中在反思二十年前那场争论时，感到传统和现代是密切关联的，反传统和反对“意象化”的现代诗，都有失于偏颇。她说她后来之所以要写意象分析色彩很浓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是“希望能使当日反对现代诗的人们，借此而能理会到如现代诗之‘反传统’与‘意象化’之作风，原来也并非全然荒谬无本；而当日耽溺于晦涩以自鸣现代化的人们，也借此可以深知传统的深奥。要想违反传统、破坏传统，却要先从传统中去吸取创作的原理和原则”《我的诗词道路》，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06页。。 在具体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学者也采取先从文献学入手，做广泛的资料搜集和认真的文献清理，然后再采用比较研究、新批评或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式。如张高评研究宋诗的系统论著：《宋诗之传承与创新》(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宋诗之新变与代雄》(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宋诗之会通与化成》(成功大学，2000年)即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张氏曾打算与老师黄永武合作编《全宋诗》，张氏夫妇用了三年时间，“从事资料之搜罗、登录、汇集……一一寻出各家之诗集影印，随时注意善本名钞来替换。各种辅助版本，也广为收罗”《两岸〈全宋诗〉所据版本之比较》，《宋诗之会通与化成》，成功大学，2000年，第216页。。后因经费等原因，只排印出三册，但这方面的深厚积累为作者上述的系统论著打下了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在《宋诗之会通与化成》中，就有篇考据学专论——《两岸〈全宋诗〉所据版本之比较》。但在整个研究体系上，他又从信息论和系统论出发，“注意交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利用所掌握的扎实的文献资料来考察宋诗的传承、创新、地位和影响。作者就是要通过“跨学科、跨领域间之整合研究”，来“建构宋代诗学体系”《宋诗之会通与化成·前言》，成功大学，2000年。。 第三，一些学者在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激烈的批评的同时，开始考虑构建新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和价值观念，龚鹏程即是其中的代表。龚氏思想敏锐而活跃，涉猎面很广，美学、佛学、批评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皆有专论。早在80年代中期，他因批评“从前的博士论文比较缺乏方法意识”而招致过时议。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不仅应该采取多种方法，还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构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诠释，如文学术语；第二是应该用现代化的观念和方法去挖掘新资料”。与龚氏持相近观点的有周庆华、连文萍、林素玫、赵孝萱等。吕正惠则对叶嘉莹、柯庆明、黄永武等那种传统与新批评结合的方式感到不满足，认为他们只能“把整个中国旧诗传统从较单纯的角度加以诠释”，叶“只是一个极为优异的‘实际批评家’，而不是一个具有成套文化或文学理念的批评家”。他们缺乏叶维廉、梅祖麟、高友工等人的‘大诠释’，即以较大的理论结构，以整体性来诠释一群作品”。 第四，随着传统之学的渐渐消融，有些学者又开始对传统和新观念、新方法进行重估，出现一种回归传统的诉求。台湾学者周庆华把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新的西方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接纳称之为“欲拒还迎”；把90年代中后期对此的态度称之为“迎后又拒”周庆华：《九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概况》，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学生书局，2001年，第90页。。一直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突破的吕正惠、朱耀伟等人，也在西方文学理论的烛照下，对传统研究方法作新的审视，并有新的发见和思考；朱耀伟在其专著《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批评论述策略》中一方面仍坚持要借用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诠释问题，“不然就会被全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但同时又认为“完全借用西方概念去处理中国材料是不对的”，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立出自己的论述空间”。吕正惠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映照和启发下，回过头去寻找传统原来旧有的东西，如金圣叹的说诗方式就类似“新批评”，因此对中国旧诗学必须“给予重新认识和理解”《新法看旧诗》，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但在这股回归和重估的时代潮中，有三点必须强调：一是这种回归或重估，绝不是70年代声音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倒退到70年代，而是在肯定方向下的存疑，螺旋式上升中的再现。即使是对新方法中不良倾向持批评态度的一些文章，也大都肯定新的观念和方法在此时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与七八十年代相比，社会对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接纳意识增强，对不同意见的心态更为宽容。一些总结和回顾类文章，总是首先肯定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意义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再予以善意的指点和引导。至于一些具体的评论，在指出一些研究者使用新方法瑕疵的同时，也多肯定它所取得的成就。三是传统之学如考据、校注类之论著虽渐渐稀少但仍在一脉相传、不绝如缕，即使在年轻一代中也还出现一些较出色的人物，如新生代前期的蒋秋华、游志诚、吕珍玉、简锦松、王基伦、李建昆、吕武志、魏仲佑、许东海；新生代后期(90年代中后期取得学位者)的杨晋龙、衣若芬、林耀等。另外，还有一些学位论文，如谈海珠《顾林亭诗研究》(东吴大学1988年博士论文)等也都是主要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示出较扎实的国学功底。 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多元演进，与两种文化思潮的冲击有很大关系：一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二是与祖国大陆的学术交流。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萌动于50年代中期而活跃于70年代初。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出现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是有个选择淘汰和吸收变异的过程。前面提到的对“新批评”的引进、争论和变化，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种选择淘汰和吸收变异同样表现在比较文学、女性文学等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运用上。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文学的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90年代初引进到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续，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亦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着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二是要有创新，要有新的理论建树。前面提到的将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引进到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周英雄，在采用雅克森的结构理论来分析乐府诗中鸟类的比兴意涵时，就加上历史社会文化方面的分析，从而突破了雅克森的“就作品论作品”的狭义范畴；张淑香在借用西方的戏剧理论和主体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来解读元代爱情剧时，又根据“倩女离魂”等中国戏剧的特点，在西方的悲剧、喜剧之外，另划一类“神剧”进行深层研究。三是在这个淘汰、蜕变、新生的演进过程中，文学批评起了催化作用。如针对新的研究方法大量采用时，存在求新而不务实的倾向，台湾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如前面提到的何佑森、连文萍等人的专论就是一例。学术界也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和研究会，或是针对引进中不良倾向进行纠偏；或是对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如何消化吸收、创新变化进行研讨；或是对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研究历程及其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这些文学批评既不因其偏爱就对其大吹大擂或互吹互擂为“填补空白”、“重大突破”，也不因其不满就棒杀或不屑一顾；既不用唯我独尊和以圈子划线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也不浮躁浅薄处心积虑去制造“轰动效应”，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四是外文系与中文系出身的学者通力合作。70年代末，台湾倡导新文学研究观念的主要阵地《中外文学》，就是由台湾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授们合办的。外文系的一些教授，不但把西方的一些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译介到台湾，而且也参加对这些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文本研究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诠释，如倡导“新批评”的颜叔元、高友工、梅祖麟；倡导比较文学的叶维廉、郑树森；倡导结构主义的周英雄、杨牧；倡导神话原型的侯健、张汉良等皆有文本研究或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专论、专著问世。90年代兴起的女性文学更是中文系与外文系的女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铃、徐照华等学者，外文系、英语系的学者曾珍珍、张淑丽、胡锦媛、张琼惠等。中文系出身的学者对传统文化较为熟悉，思维方式也往往习惯于传统；外文系出身的学者熟悉西方文化，对其思维方式也较容易接受。两方面的学者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观念和方法的创新，比中文系学者一身二任、兼顾两面，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与祖国大陆的学术交流则是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形成多元演进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早在60年代末，台湾有的出版社如明伦、泰顺、九思出版社就冒着吊销执照甚至坐牢的危险，开始偷偷地引进祖国大陆的古典文学出版物。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政治解严，有限度地开放祖国大陆出版物的进口后，《国文天地》、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研究通讯》、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等杂志率先开始介绍祖国大陆的古典文献资料、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继而接受祖国大陆学者的来稿，而且稿件越来越多，台湾有些学者和编辑形容是“大陆稿件如排山倒海而来”《〈国内人文学术期刊与学术推广期刊相关问题〉座谈会报道》，《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卷1期，1992年3月。。一些出版社也开始翻印或盗印祖国大陆整理的古典文献资料和成书。到了90年代，台湾的文津、文史哲等出版社都较多的接纳出版祖国大陆学者的学术著作。随着交流的持续和加深，祖国大陆学者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也给台湾学术界带来不少冲击和影响，起到了开阔视野、活跃思路的作用。台湾静宜大学游志诚在《大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比较了祖国大陆和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者对待西方研究观念的不同态度：“他们(指祖国大陆学者——引者)透过译本原典，或者直接引述，在论文中大量应用西方理论。较有深度者，还保留中国本位观点，尽力在西方理论之后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模子习套，再尽力以适合古典的语汇或观念加以统摄综合，提示纲要。这个精神及此精神支持下的理念和做法，每每是台湾学界所欠缺的”。文中还介绍了祖国大陆《诗经》学者赵沛霖的研究方法《〈国内人文学术期刊与学术推广期刊相关问题〉座谈会报道》，《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卷1期，1992年3月。。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祖国大陆学者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已为台湾学者所接纳。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公司，2000年)是台湾第一本用接受美学理论来研究古典作家的专著。作者在“绪论”中坦言，祖国大陆学者朱立元、陈良运、陈文忠是“古典诗歌接受史理论的奠基者”，而陈文忠的《古典诗歌接受史刍议》“立论周详完备，已建立了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理论体系，正是本论文所取资学习的立足点”《书目季刊》26卷第2期。。文津出版社90年代以来，有计划地出版了一系列祖国大陆学者古典研究专著：一是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如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傅绍良的《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等；二是祖国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如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等。文史哲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文史哲大系”，如李建中《汉魏六朝文心流变史》、赵谦的《唐七律艺术史》等。基本上代表了当今祖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取向，或一些新锐的观点、方法。它们对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在观点、方法或资料的占有运用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张玉芳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罪与罚——唐代诗人的贬谪心态与诗作研究》(台湾大学，1997年)，无论在选题还是观点上都受了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的影响。台湾元智大学网上有篇对余恕诚《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的评论，认为“其学术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正为我们所短少，亦对我们有启鉴”见罗凤珠讲师主持的“网路展书读网站”2000年4月。。 这个交流当然是双向的，例如上述的台湾五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观念所呈现的演进规律也能给我们以启示：古典文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走向必然是多元的，不可能定于一尊；其历程也必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不可能一以贯之、一成不变。在这方面台湾学者有两点做法值得借鉴：一是肯定变革的必要和演进的必然，增强对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接纳意识，对研究观念的多元化和不同研究方法采取更为宽容的心态。二是处理好与传统的关系。这又有两个不同的立足点：一个是把传统作为立足点，像叶嘉莹主张的那样，把“重认中国旧诗的传统，对旧诗养成深刻正确的了解及欣赏能力”，作为“援引西方的理论方法前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则像杨文雄、张高评、萧丽华那样，先从文献学入手，做广泛的资料搜集和认真的文献清理，然后再采用比较研究、新批评或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式。另一种则是以西方文学观念方法作为立足点，像吕正惠、朱耀伟那样，在西方文学理论的烛照下，对传统研究方法做新的发现和思考。在具体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则像张淑香、柯庆明那样，以西方的形构主义批评等“内在研究”为主，而以传统的历史批评方法等“外缘研究”为辅，“内在研究在前，而外缘研究在后，后者必须以前者为趋归”。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