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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小说家黄凡在2004年第十八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决审会议上,曾针对某参选作品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当年国民党提倡反共小说、反共文学,在这底下,很多有才气的年轻人都完蛋了,因为他们去附和国民党。这篇小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本土八股的印象,因为它前半部每一页都有一段是骂国民党的,然而他(按:指小说人物)那么小,怎么会有那种感触呢?我感觉它是为了呼应台湾一片的本土化,文学本土化、历史本土化,全部都是本土化,连那个小贩也搞成本土化……小说一开头,它的意识形态就已经定了……第三、第四、第五页都是,前面才短短几页,就已经搞得很像本土八股了,台湾文学还有什么希望?每一页都是这样,我根本连读都读不下去。”?穴《联合文学》2004年11期?雪 对于这篇小说的评价可能还有见仁见智的余地,但黄凡所指出的“本土八股”盛行的情况,无疑却是真确地存在着。朱天心在为詹澈的散文集《海哭的声音》作序时,也说了一段意涵相同的话。她写道:“在潮流中,要能不理(不敢奢言对抗)政治正确并不容易,要能老实承认写不来符合政治正确准则的作品更难,只消看看那些年包括两大报文学奖得奖作在内的作品,有多少除了政治正确什么都没有的刻板难看的乡土写作?选……慑于政治正确所写的作品,之所以难看之所以失败,在于作者不敢有自己的看法、困惑、质疑,被书写的对象于焉失去了生命,枯干、扁平、无味,而且面目一致千篇一律。”?穴九歌出版社,2004年版?雪由此可知,近年来依靠某种政经力量而盛行,令许多写作者趋之若鹜,以“本土”为“政治正确”的标杆或所谓“检视网”(彭瑞金语),形成了类似于当年“反共文学”的极端政治化、概念化弊端的“本土八股”现象,已到了令不少有见地、有正义感的台湾作家难以忍受的地步。某种意义上,两位作家说出了我们作为台湾文学的长期读者也已感觉到,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 以“二二八事件”及其前后相关的台湾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所谓“二二八小说”,其中相当大部分可说是“本土八股”的实例。这些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揭示显得较为薄弱。它们固然也对光复初期台湾为政者的腐败、凶残的行径加以揭露,描写了群众蜂起的混乱场面和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气氛,但一般说来,它们并未对“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加以深究和描写,往往将主要笔触放在事件发生经过、群众和军警对抗的场面以及事件发生后对于当事人和整个社会延绵数十年的重大影响。这样的描写显然仅及于表面现象而显得肤浅。同时,由于未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这一事件发生的主因加以揭示,而作品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提及并渲染外省人(或称“芋仔”、“阿山”)、本省人(或称“蕃薯仔”)乃至战后从大陆回到台湾的本省人(即所谓“半山”)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倾轧、仇杀,这些千篇一律的描写就给读者一个强烈感觉,似乎事件主要是由于“阿山”、“半山”和“蕃薯仔”等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争斗引起的,由此模糊了事件发生的真正主因——官僚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的阶级矛盾这一当时台湾(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如宋泽莱的中篇小说《抗暴的打猫市》,副题为“一个台湾半山政治家族的故事”,虚构了一个李姓的“半山”家族,从祖父起即攀附日本人,光复时,父亲从大陆回来,带领全家对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军队顶礼膜拜,并拜高层官僚为义父、干祖父,从而成为显赫的贵族,“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他们化身为打猫市的“抗暴军”,却充当奸细的角色,暗中详细记录抗暴军的人名。当抗暴军高喊“打死阿山?选打死阿山?选”向机场进攻时,李氏兄弟却想法放“芋仔军”逃脱,自己也转身随官方军队进入打猫市,展开惊人的屠杀,并在此后统治打猫市数十年之久。 应指出,在光复初期的台湾省,外省人(主要指光复后到台湾的来自中国其它省区的人员)、本省人(明清时代、日据时期就从大陆来到台湾定居的人士)以及“半山”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矛盾。然而,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只是国民党官僚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而已,与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完全不同的,不可相提并论。这一点,在一些亲历过“二二八”的前辈作家笔下,往往有很清晰的表现。如吴浊流的《无花果》就是明显的例子。林双不选编的《二二八台湾小说选》中收有吕赫若《冬夜》、丘平田《农村自卫队》和伯子《台湾岛上血和泪》等光复初期就发表的小说,可说是最能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珍贵文献。而后来陈映真、蓝博洲以大量田野调查、口述历史为基础而撰写反映“二二八”和50年代白色恐怖的作品,与“本土八股”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首先,这些作品揭示了当时台湾民众在经济层面上受到劫掠式的侵夺而造成工人失业、商贩破产、米粮外溢、走私猖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如蓝博洲、钟乔等,都对当年简国贤、宋非我等组织“圣烽演剧研究会”,排演《壁》、《罗汉赴会》等话剧而引起轰动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描绘,因为这些剧作的内容及演出的社会效应,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民众面对社会贫富悬殊、民生艰辛状况的不满和愤慨。像独幕剧《壁》用一扇墙将舞台隔为两部分,当一边的许乞食因贫病交加、走投无路而先毒死母亲和幼儿然后自戕时,在墙的另一边,为富不仁的奸商钱金利正为米价暴涨而召开庆祝舞会。在《寻找台湾新剧运动的旗手宋非我》一文中,蓝博洲引用了《壁》的原作者简国贤对其创作根源的自述:由于现实的错综复杂,一个晚上能够花费数万、沉迷于花天酒地的人却冷漠地面对挣扎饥饿边缘的人;当酒家与舞会正讴歌着自由与欢乐时,居住于低矮屋檐下的劳工正呻吟于生活的重压下;被扭曲的世态恰恰就在“桃花源”尽头的隔壁,“我的《壁》也就出自那里”。 此外,蓝博洲又引用了《民报》特为《壁》的演出而发表的题为《吃饭与失业问题》的社论。该社论指出:官饱民饿的社会叛逆了民生主义的作风,不管民生如何,一味站在云上官僚的奢侈生活,着实令人发指;榨取民膏民血的不肖公务员,因其沉溺不能自救,致使省民抱了黑天暗地的失望;忍苦挨饿是有限度的,本省的失业问题,至深且刻,如不火速讲究补助方法,恐怕生出种种罪恶。作者评说道:“通过这篇社论向长官公署所提的警告,我们可以理解:半年后发生的‘二二八’,其实乃是战后台湾历史发展规律下的必然,而‘圣烽演剧研究会’的演出,则恰如其分地描写了现实社会上‘荒淫无耻与饥饿受难’的两种生活,并且因此而受到感同身受的民众们的热烈欢迎。”?穴《联合文学》102期,1993年4月?雪这实际上指出了阶级矛盾激化乃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这些作品着重揭示了台湾民众在政治上遭受国民党当局为代表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迫害。在当时台湾,最能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是对社会主义怀有憧憬、努力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左派进步人士。这些人在日据时期就曾积极从事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台湾光复后,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建设一个富裕、民主的台湾省的奋斗中。然而,他们却因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情打压、监禁和杀害。如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叙写了台湾著名抗日志士蒋渭水的女婿锺浩东的人生历程。作者写道:锺浩东是一个“坚定的爱国民族主义者”,抗战时期毅然举家前往祖国参加抗日,在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有了更深刻认识后,思想日渐左倾。光复后回到台湾从事教育工作,尝试以民主作风办校。“二二八事件”后,针对部分民众的民族认同危机,锺浩东“为了启蒙一般民众对祖国的政治认识,坚定站在工农立场的阶级意识”,提议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藉此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却因此遭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寻找剧作家简国贤》叙写了简国贤和宋非我合作推出《壁》剧,揭露社会的不平等,“二二八事件”时于民众集会上批评政府的腐败,此后为避祸而开始了五年之久的流亡生活,在农村各地从事地下党的活动,最终被国民党警特逮捕并判死刑。其实,陈映真从80年代初开始就以小说描写左翼革命党人的感人事迹,而《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更为1993年5月作者参与发掘台北六张犁公墓上一百多座50年代刑死者荒冢的产物。作品通过对幸存者和受难者亲友等的采访,展现了当年台湾地下党工委被国民党情治部门凶残捕剿、监禁、围杀的一段史实,而这正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明证。在这里,阶级矛盾和斗争以代表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国民党当局与代表下层贫苦阶级的左翼革命者之间直接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当时台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两者力量对比悬殊,前者势力强大且凶猛残暴,后者难以相抗衡,从而遭致悲惨的命运。 当前,一些“台独”人士利用“二二八事件”中确实出现的省籍矛盾现象加以扩大和绝对化,试图为其区别所谓“台湾人”和“中国人”、建立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台湾民族”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其对战后初期台湾社会主要矛盾并未有准确的把握,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显然也有昧于历史事实之处,这必然使其立论缺乏根基,摇摇欲坠。与此相呼应的诸多“二二八小说”由于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也必然缺乏文学作品所必要的细节来源,其成为“八股”,是很自然的。而蓝博洲等的作品把握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具有可长可久的生命力。 本土派的“二二八小说”虽未着重揭示事件发生的阶级矛盾激化的主因,却将主要笔力放置于事件发生的场面以及其后数十年来对台湾社会和民众的深远影响,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塑造的大多是受欺侮、受迫害的屈辱形象。如林双不的《黄素小编年》写的是一个到街上备办嫁妆的农家少女无意中卷入起事的群众队伍中而被拘捕,并被告知将处以极刑,直至刑场上枪响前一刻才宣告无罪释放,但这位少女受到惊吓已然发疯,此后数十年孤独凄惨地流落街头。杨照的《烟花》则写了一位沦落风尘的“二二八”受难者遗孤的故事。此外,更多的作品或描写台湾知识精英乃至无辜民众被捕入狱,在绿岛等地遭受漫长岁月的监禁和无情的刑罚折磨,如陈雷的《百家春》;或描写遭受重大打击的台湾人士从此一蹶不振,颓唐消极,怀抱理想无法实现的苦衷了断一生,如李昂《迷园》中朱影红的父亲。陈烨的长篇小说《泥河》则反复透露了从亲属被枪决的家族遭遇中得出的这样一种认知:政治是无情的,勿犯政治天真症,不要涉入政治,千万勿蹈仕途。须指出,这些本土派的“二二八小说”之所以热衷于描写羸弱、悲凄、可怜的受难者形象,隐约中含蕴着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形象正可象征台湾数百年来不断遭受外来强者伤害的悲运,充分表达台湾人民内心充溢着的历史的“悲情”。 显然,这里又见出了“50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和“二二八小说”的另一个明显区别。不同于后者的着意涂染“悲情”,前者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塑造怀抱理想,具有宽阔胸怀和高尚品格,勇于为民众福祉奋斗、献身的左翼进步人士形象,从而为当时与祖国局势紧密联系的反对国民党的人民革命斗争,描绘出一幅被湮埋甚久的历史图像。如陈映真《山路》中的少女蔡千惠在从事革命工作的未婚夫被判终身监禁后,自愿冒充为另一位牺牲了的革命者的妻子,抚养和照顾烈士遗属达30年之久,她那“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精神,令人感动。蓝博洲也努力再现当年蒙难左翼人士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人格。这些人数十年来被当局丑化为邪恶的、乃至青面獠牙的“罪犯”,蓝博洲则还他们充满正义情感和理想的热血英雄的本来面目。如《寻找剧作家简国贤》除了描写简国贤的戏剧创作等活动外,还描写他在生活中处处关爱他人,实践其平等、博爱的理念。流亡中,“即使只是几块饼干,他也一定让那些小孩平均分着吃”;甚至在狱中,简国贤也“从来不曾考虑过自己私人的利害关系,他个人的生活用品一直都让全体公用;而有时候,他太太送食品来时,连隔壁的难友也能分享得到。”这些当年难友对他的回忆,由作者如实地加以记录和展现。作品中虽没有慷慨悲歌的壮烈场面,而是娓娓述说着革命志土对理想的执著和为此所作的脚踏实地的工作,那种一片肉、一口饭、一件衣也要与难友均分共享的胸襟,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必然深深叩动人们的心扉。这些表面看来只是资料辑录的作品所具有的强大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种人格的力量。以此反观部分“二二八小说”,由于作者未能以宽广的胸怀、前瞻的眼光去发掘历史人物的真正的精神内涵,建立起面对创伤的健康、积极的态度,而是沉溺于所谓“台湾人”的“悲情”中难以自拔,其精神境界和艺术感染力实难以与陈映真、蓝博洲等的作品相比。而这种差别并非偶然,从根本上讲,它源于作者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和看法。如杨照就曾对蓝博洲多描写左派英雄式人物颇有非议,称:理想的社会主义英雄,并非50年代台湾民众的多数,其实那些在白色恐怖中被杀被关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蓝博洲心目中的那种革命烈士,而只是一些比较倒霉、迷迷糊糊的一般“民众”。然而,一些当时的过来人(包括叶石涛)都异口同声地指称当时的左翼运动确有一定的规模,更重要的,对于历史并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左翼进步人士虽未必是“民众”的多数,但他们那如灯塔般的理想照耀和人格辉映,对于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是不能单纯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衡量的。 此外,这些作品还有力地揭示:当时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目标和理想,是消除欺压、剥削等社会不平等的弊端,追求民主、自治和国家的统一,而非某些人所说的“台湾独立”。这再次证明了左翼进步人士可彪炳史册的人格光辉。如蓝博洲在《永远的王添灯》一文中,引用当时担任《自由报》总编辑的蔡子民所言:《自由报》的基调是台湾地方自治,此乃因国共“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中规定要积极进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往上的普选,“我们认为,当时台湾刚光复,经济社会情况与大陆很不一样,且在国民党统治下,台湾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所以我们提出台湾高度的地方自治的主张”?穴《人间》41期,1989年3月?雪。这和追求“台独”,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蓝博洲《为了和平民主的鲜花开》中叙述1988年“中国统一联盟建盟大会”上,头发斑白的蒋碧玉走向前列,面对群众说:“中国统一不但是我父亲蒋渭水和我先生锺浩东的遗志,更是我一生的愿望”,令作者也仿佛听到了“历史已经对面临历史转折的两岸人民?熏发出了要求反省、批判、团结、探索和重新出发与奋斗的召唤”;而在接受长时间的采访过程中,蒋碧玉在回顾那些可以充满仇恨的遭遇时,总是以宽广的宁静的心情,不愠不火娓娓叙述着近现代的台湾青年,在追求民主、统一的路上所作的奉献与牺牲,“这当中,一切扭曲、偏狭的民族观,一切所曾身受过的侮辱、迫害,都在一种宏观的历史下沉静了下来”。 在台湾当局长期言论钳制下,台湾史,特别是战后初期的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往往被湮埋、篡改。而以往湮没的越多,现在探寻历史真相的潮流就益发汹涌。统派作家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和本土派的“二二八小说”可说都是这股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前者立足于田野调查,作品中大多是言之凿凿的历史档案,或作者历尽千辛万苦寻找、采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所得资料的梳理和连缀,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一些创作“二二八小说”的本土派作家却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当前政治斗争需要撷取有利于己的历史资料,或者利用小说允许虚构的“专利”,对历史进行编造,千篇一律地渲染省籍矛盾、历史“悲情”和所谓“外来”势力对台湾的“再殖民”,实际上沦为新的“八股”。相比之下,蓝博洲等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和描写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揭示了“二二八事件”及50年代政治整肃运动发生的原因,再现了以左翼进步人士为核心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图像,对于那段历史影响当前“统”、“独”之争的诸多论题,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而言,都超越了“本土八股”的弊病,这也许是蓝博洲作品在当前台湾文坛的另一种特殊的意义。 原载：《文艺争鸣》2005年06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