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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乡土小说发展史上，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台湾的乡土小说由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的、写实的大一统向乡愁的、文化的、民俗的、个人性情的、抒情的分野”。《城南旧事》以深挚的情怀和笔触追述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城南的旧事，包含了作者绵延不绝的乡思乡愁，是公认的“乡愁文学”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1997年7月修订第3版里认为，所谓“乡愁”乃是“深切思念家乡的心情”。“乡愁”作为人的基本情绪之一，是文学作品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如果把故乡作为人的生命与精神的起源与归宿之所。那么，离开了故乡的人只能永远“在路上”。这种“在路上”的感受促发了很多抒写乡愁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浩如烟海的乡愁之作，无外乎反映以下的情感：有背井离乡者对于故乡亲人的思念，如李白的《静夜思》之客中或旅途中思乡念亲的情意；有离乡去国者怀乡思国之情，如于右任的《国殇》等。后一类作品与前者都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怀念对象，在感情上是相通的，只是境界相对高远一些。而另一类乡愁，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变迁尤其它的兴衰更替的梦萦魂牵的情感，姑且称之为“文化乡愁”，如屈原《离骚》中表达的虚泛抽象朦胧幽远的乡愁。它与目标明确、内涵具体的前两类乡愁有着明显的不同。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但同时包含三者的作品，内涵往往更为复杂、深沉些，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如此。 一、被女儿情结滋养的乡愁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出版后记《冬阳·童年·骆驼队》中情真意切地说：“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当怀旧的轻风叩开林海音虚掩的童年经验的门时，根深蒂固的童年记忆就如海上冰川般浮出水面。“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对妇女的影响要比对男子的影响深得多。因为她紧紧底局限在自己的历史范围内。她往往永远不可能摆脱早年生活给她留下的烙印。”可以说，童年记忆也在林海音的人格中埋下了浓重的心理潜影。这使林海音在回忆起故乡故人，在叙写起乡愁的时候，会更多带有童年记忆的色彩和情绪，也会更接近童年时作为女儿的口吻。尽管小说中的人物秀贞被逼疯了，偷儿、宋妈和兰姨娘也有着血泪遭遇，但林海音却并非想讨伐或控诉，“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小英子的童心探照出疯子、小偷身上被掩蔽的人性光辉，也使充满桎梏的现实变得容易忍受。但当小英子作为一个儿童，她自发的挣脱世俗陈规的努力矫枉过正地变成对一切秩序的逃避时，童心的快乐原则就无法承担起社会责任，小英子只能顾影自怜地存在于林海音的梦幻中。林海音心中对童年的依恋慢慢堆积，逐渐凝聚成一厢情愿地将童年永远延续下去的梦想。当这种梦想在现实中不能实现，便以叙写对童年依恋的乡愁的形式出现。正是内蕴复杂的童年情结在时空中的绵延和扩展，孕育出了林海音乡愁的女儿情结。 女儿情结是指寻求庇护与娇宠的女儿性，是一种用复活了的早年经验应付变化了的现实的封闭式心理结构。书香门第出身的林海音曾经耳濡目染旧式大家庭妇女的命运悲剧，有着触目惊心的感受，这些也都在《城南旧事》的乡愁书写里有所表现。《惠安馆传奇》中秀贞与大学生思康相爱，后来恋人一去不返，刚出生的女儿被扔到了城外，秀贞也成了疯子。最后，秀贞与爱女双双惨死于火车轮下，死后还要被人们冠上“骗子”的恶名。《兰姨娘》描写了出生贫穷的兰姨娘的不幸遭遇，一生备受凌辱和损害。《驴打滚儿》追忆了因家境窘迫到城里做奶妈的宋妈的故事，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而自己的孩子们也在无爱的贫苦中丧失。林海音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心和思考。林海音说，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中国妇女生活，一直是她所关怀的，她觉得那时代，虽然许多妇女跳到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然停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有跳过来。在林海音看来，如果女性的个性解放只是把自己送向失去肯定和否定的根据的虚空，那么她情愿阪依稳如磐石的集体记忆，而对父亲的无限依恋则使这种依附有了温馨的感觉，这在小说《爸爸的花儿落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女性的坚守自我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承袭传统的依附意识。林海音所祈求的只是男性的让步和收敛。林海音宁愿相信幻景而不愿相信那个背叛了她的陌生现实世界。正是在此层面上，女儿情结缠绕着林海音的乡愁，诱导着她向家庭回归，向故乡回归，向传统回归。同时，对动荡无序的现实的拒斥和对神秘莫测的前程的恐惧，诱发出林海音对恬静安详的传统秩序的无限缅怀，于是在《城南旧事》里，除了对故乡故人怀念的小乡愁，对故地故族怀念的大乡愁之外，还有对恬静安详的传统文化怀念的文化乡愁。 丁帆先生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中谈到林海音时，认为她的乡思乡愁“并不是偏狭的失去故土的表现，而是整个无根的中国人(包括失去母亲大陆的台湾本土人和沦亡台岛的大陆人)的集体情感象征”。林海音的乡愁是被女儿情结所缠绕着的，是浸润着缠绵的闺怨的，但是，林海音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涯所带给她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又帮助她成功地打破了闺怨的封闭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城南旧事》的乡愁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既有突破闺怨的、对整个无根的中国人的集体情感象征的文化乡愁的书写，又有浸润着闺怨的、离开故乡故土的乡愁的书写；既有对传统文化变迁和岁月浮沉的揭示，又有对情感性灵的真诚抒写。 总之，童年情结在时空中的绵延和扩展孕育出林海音的女儿情结。女儿情结中沉积的历史负累使作家在《城南旧事》中对女性命运的讲述停留在泣诉和哀求，并由此对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女性角色表现出难以割舍的亲和。而女儿情结的滋养又使林海音的乡愁漫出了故乡故人、故地故族的界限，追寻着文化变迁前的传统文化的人伦和谐、诉求自我。《城南旧事》的乡愁母题在女儿情结的滋养下，回荡着真诚，闪烁着异彩。 二、富有悲剧意蕴的乡愁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代序》中写到：“读者有没有注意，每段故事的结果，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离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确实如此，秀贞和妞儿、曾与“我”推心置腹的偷儿、“我”喜爱的宋妈、兰姨娘和德先叔，最后连亲爱的爸爸也离“我”而去了……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那时“我”高兴地憧憬着长大；而当兰姨娘上马车离开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时，“我想哭，也想笑，不知什么滋味”，对于童年，“我”开始有了说不出的眷恋之情；宋妈临回老家时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你弟弟再吵嘴”时，“我”已经痛楚地意识到童年的渐行渐远；而爸爸己经不拿“我”当小孩子了，他说：“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在爸爸的谆谆教诲中，“我”真的长大了。而“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一句话包含了多少的眷恋和无奈!亲友们离我而去了，纯真的童年也成了遥远的回忆，但那份思念和伤感却梦萦魂牵，浓浓的乡愁便油然而生。在深情的追述中，无奈发生在故乡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在再一次咀嚼一个又一个别离时，遗憾连故人心中的惆怅都已经烟消云散。《城南旧事》里的乡愁是伤感的，又是无可奈何的。 天真无邪的小英子帮助秀贞母女相认，进而又协助她们出逃寻亲，却换来了秀贞母女惨死车轮下的悲剧；童言无欺，却导致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偷儿的被逮；撮合了兰姨娘和德先叔，结果是他们相携出奔。以一颗诚挚的童贞之心待人，却不期然伤害了亲友，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自己稚嫩而敏感的心。所以在《城南旧事》整体叙事中间，流淌着对不期然伤害到亲友的遗憾和对无法控制这一切的惆怅，于是怀念旧时亲友的乡愁也就随之蔓延开来。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自序：文字生涯半世纪》中写到：“从十二岁丧父那天开始，我童稚的心灵就隐隐约约觉察到人生无常、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必须要在寡母和年幼弟妹中间，面对现实人生、宿命的可怕力量。”强忍幼年丧父的剧痛，她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荷，品尝着人生的辛酸，生命的悲剧意识早早印入她的心灵。 林海音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在北平．由儿童、少女而妇人，北平给了她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形成了她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对于林海音来说，北平和台湾是她的双重故乡，但是童年只有一个。在北平城南胡同度过的童年岁月，使身居海岛的林海音首先把怀乡的情感投向北平。北平在林海音那里．是自我的、女性的生命经验和情感投射，见证着她初涉世事时的足迹，也记载着她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所以真正能成为林海音心灵的归属和精神的家园的，真正使她梦萦魂牵的，只能是大陆乡土。她曾说：“我是多么思念童年住在北平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旧北京的民风民俗给了林海音欢乐的童年．也深深地融入她的血液中。所以当三十年后，林海音想要“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要以创作来凝固那遥远的记忆时，《城南旧事》乡愁的悲剧意蕴便由此而生。《城南旧事》中乡愁的悲剧意蕴，既是现实人生悲剧的写照，也是作者历尽世事后对生命的理解与体悟。 ' 三、乡愁的书写方式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废名、艾芜等。特别是自沈从文以来的乡土作品，都是在故乡的构架中融入济世情怀。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从大陆迁台的一批男作家，如司马中原、朱西宁等，在书写故乡时，最终还是企图言说政治，建构“家国神话”，而林海音的小说是“纯粹的怀乡小说”。她淡化了“家国神话”的建构和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透过自己作为女性的故乡经验，书写女性在乡土世界的生命成长；并以女性人生领域里大量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题材，解构了以男性的“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故乡叙事传统。这种情形决定了她笔下怀乡小说的书写乡愁的出发点。从作品主人公形象的设置来看，《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为女性身份，且又处于童年或少年时段，作者不仅让她直接介入生活，还让其充当叙事的眼睛，来看故乡的人物世事、风光景色。这样，整部作品中书写乡愁时所及的一切身历或心历的人生，都带有林海音强烈的自传色彩，所有被乡愁关照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细节，都出自于女性的心裁和感悟。具体来看，《城南旧事》对乡愁的书写，主要从儿童视角和女性视角两个向度展开。 (一)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是指作家化身为儿童，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体味人世百态。林海音本来有着殷实、幸福的童年，一家人相亲相爱，但是父亲的因病早逝过早地结束了她的童年，给她的心里留下了阴影。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她作为长女早早担起家庭的重担，凭着坚强的个性成长为一个积极乐观的女子。写作《城南旧事》时的林海音已是一个40多岁雍容华贵的妇人。在这样的生命体验和背景下，林海音使用儿童视角来书写乡愁，借小英子童稚的眼睛建构起故乡生活的片段。小英子那双闪动于全篇的童稚、机警的眼睛让城南旧事多了份纯真与雅致，让乡愁笼上了孩童的明朗。 虽然对故乡的回忆并不单纯，但是林海音有意避免用成年人的心态来干扰小英子的观察、思索、叙述与表现。如在《惠安馆传奇》里，她让小英子频频出入惠安馆来观察秀贞，并用宋妈和邻居的话来补充，从而使秀贞的故事完整，但没有夹人丝毫成人的议论。又如在《兰姨娘》里，德先叔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签名照片送给兰姨时，不解文字的小英子根本不可能认识这些，作者马上进行补救，说这是兰姨一字字教会“我”的。 在《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儿童视角还承担着伦理价值判断的功能。秀贞在成人眼中是个疯子，而在小英子眼中，她却是一位追怀着爱人思念着女儿的平常女人。为供养弟弟读书而违心做贼的人，在成人那里是万恶不赦的贼人，在小英子眼中是真善与诗意的化身。在儿童与成人的不同价值判断之间，作者的选择是肯定儿童而否定成人。但是作者对故乡的社会与成人人性的阴暗面总是点到为止，然后让小英子纯真的思绪和眼光，引领读者探索故乡理想的如诗境界，削弱了那份因人物命运悲剧、别离的无奈、人生无常而生的感伤，使乡愁多了一份难得的雅致。可以说，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她尽力消解成人的视角，从而使其乡愁更具有情绪的真实，也更能打动人。 (二)女性视角 《城南旧事》在乡愁牵引下的回望中，老北京的民风民俗固然给小英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更牵动她情怀和记忆的，还是城南胡同里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于是，秀贞、妞儿、兰姨娘、宋妈这一系列女性走进了《城南旧事》。小说从女性角度切入，侧重于描写故乡土地上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婚姻悲剧，从而流露出一种女性意识和悲悯情怀。在此中书写乡愁，乡愁是“回归”的，而林海音在对待“出走”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主题时，更倾向于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更渴望传统家庭的父慈子孝。早年丧父使她的童年过早结束，给她留下一种潜藏不散的被遗弃的阴影。对父亲的无限依恋使她不自觉地将幸福的童年在时空中绵延和扩展，动荡无序的现实和对未知的将来的恐惧诱发出她对传统秩序的无限缅怀。正因为如此，她才渴望向家庭回归，对传统的家庭秩序不无赞赏。林海音很认同好友女作家於梨华对婚姻的看法：“基本上婚姻制度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强迫两个人住在一起。婚姻制度虽不是完美的，但是没有想出别的更好的办法以前，它是保持人与人之间平衡的最好办法。”因此在她这里，家是她永远的精神寄托和归宿。这里绵延着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沉回响，也是其文化乡愁的由来。在乡愁书写中采用女性视角，并且对于女性命运特别关注，使《城南旧事》避免陷入思乡情感无节制的泛滥中，使乡愁书写蕴含着别具深度的思考。 四、乡愁的文化内蕴 由于早年的频繁迁徙，林海音对地域的变更并不十分在意，她没有上一代人的困惑和怀疑，所以，当外省籍的台湾作家执着地表现水土不服的痛苦和对异乡的拒斥，把乡愁的终结寄托于地域的回归时，回到台湾故乡的林海音没有囿于乡土的狭隘和偏执，她的乡愁没有固执的地域指向。可以说，她的乡思乡愁，并不是偏狭的失去故土的表现，而是整个无根的中国人(包括失去母亲大陆的台湾本土人和沦亡台岛的大陆人)的集体情感象征。 不难发现，家庭是《城南旧事》的永恒场景，作品的主题都围绕着家庭的变动展开。《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都是各不相同的家庭的悲欢离合的写照，也正是在这种无数家庭分崩离析的残酷中展现出思亲情怀的强烈，乡愁的浓烈。这种精神吁求既是侧重以家为格局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又绵延着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沉回响。所以说，《城南旧事》的乡愁氤氲着更为广博的文化内蕴。 乡愁文学与人类的“文明之母”农业紧密相关。农耕文化孕育了家庭、家园意识。儒家以千百万家庭为其伦理型文化的生长点，进而将这种家庭、家园意识推广到国家意识。“乡愁”表现的是人类最原始的亲亲之情，这种情感始于故乡故国的亲人，它是农耕文化孕育的保守心态的表现。此外，乡愁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潜意识的显现。故乡往往是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在《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中，都或多或少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眷恋，对童年嬉戏之所的怀恋，而大自然也是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的，都以宽厚博大的胸怀拥抱人类。 细读《城南旧事》可以发现，其间流淌的乡愁隐藏着人类为生命需要而形成的具有强大向心力的重返母体的潜意识。儿童遇到欺负就要哭着回家寻找妈妈；成人在社会中遇到挫折，也会回过头来寻找母亲(亲人、故乡)。如果在现实中寻找故乡故人不能实现，便会生出几许乡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索》中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存在两套力量”。从心理需要层次来看，第一套力量对应着自然、母亲，源于安全、归属需要；而第二套对应着社会、父亲，来自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对应着自然、母亲的人的安全、归属需要是“不断满足”支持着对应社会、父亲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所以说，人离开自然、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却又频频回首抒发乡愁，实际上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人类是通过回归家园而认识到其存在的“根基”的，其精神有“重返故乡”的“回溯性”。《城南旧事》正是通过书写乡愁的文学形式这种“表面的复古”，而达到作者对人类失去的东西的寻找，以此表示对现实的独特审视。 有人说，“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乡愁是文学中说不尽的。《城南旧事》选择极平常的题材，从小英子儿童和女性视角两个向度展开乡愁书写，其乡愁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又有着情绪的真实，并且带有林海音创作历程中特殊的生命印记。难能可贵的是，《城南旧事》并未陷入思乡情感无节制的泛滥中，思乡只不过是个创作动机或切入口，但并未影响她的思考深度。《城南旧事》正是通过书写乡愁这种“表面的复古”，而实现林海音对人类失去的东西的寻找，以表示其对现实的独特审视。所以说，林海音的乡愁小说在众多同类小说中卓尔不凡，别具深度。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