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华文学独特性是马华文学文学史的主线，它涉及一个艰难的立足点——马来亚地方与民族-国家文学，两个分裂的极端——现代性与中华性。本文试图从马华文学独特性、现代性与中华性这三个关键概念入手，分析马华文学史上的几个观念误区，为理解马华文学独特性、爱国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以及90年代关于马华文学定位的论争，提供一个一致性的、解释性的理论视角，供学界讨论。 一 方修先生在《马华新文学史稿》的绪言中指出：“马华的新文学，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约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采用语体文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在内容上是一种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侵略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当时，马来亚华人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受了这一阵波澜壮阔的新思潮的震撼，也就发出了反响，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①]创始阶段的马华文学，是马来亚华人响应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而开创的一支白话文学，最初的作者，不管是当地的，还是临时南来的，都是华侨，最初的马华文学，是地道的侨民文学，分享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具有明显的中国现代性意义。科学、民主是西方启蒙大叙事的核心内容，反对封建、侵略（或者说反帝）则是中国现代性叙事的独特内容。 创始阶段的马华文学在新兴文学运动中达到其第一个高潮，同时也萌发了马华文学自觉的意识。这种文学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文学的地方色彩认同上。侨民文学最大的特色是中国化，从作家身份、思想意识到题材主题、语言风格。1927年，《荒岛》同人开始提倡南洋色彩。在理论上主张“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1929年，《文艺三日刊》作者群提出“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口号，并有意识地把强烈的南洋色彩表现在作品中。《文艺三日刊》停刊后，南洋文艺的阵地转到陈炼青接编的《椰林》副刊，《椰林》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创造南洋文化”的论文。 马华文学自觉的最初表现，是自觉到地方文化认同意识。但这个地方文化认同意识，不管在美学上还是社会层面上，都是抽象模糊的。朱法雨等人提倡的“南洋色彩”，曾圣提等人的“南洋文艺”，陈炼青等人的“南洋文化”、浪花、慧聆等人的“南洋新兴文学”，旨在摆脱中国化的侨民文学，把新文学的定位从中国搬到南洋来。但是，南洋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文化身份并不明确。当他们呼吁“南洋作家应以南洋为战野”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马来亚。这里也有一个意识梳理的过程，马华作家是逐渐明确他们的地方文艺的“地方”的。五年以后，1934年3月，丘士珍以笔名废名在《狮声》副刊发表《地方作家谈》，尽管他所推崇的作家有些名不副实，但他首次提出的“马来亚地方文艺”的说法，却更明确地界定所谓“地方”概念——马来亚地方文艺。 马华文学的独立，是从地方文化认同意识开始的。但地方文化认同的地理概念清晰，文学概念本身却一时还不太明确。首先，马华文艺独立，清楚地意识到的意义是“独立于”中国文艺，但马华文艺“独立”什么，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尚不明晰。其次，马华文艺独立的立场，与其说是文学立场，不如说是社会立场，正如一礁在《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1936）中提出：“我们生活着的社会是马来亚的社会，却不是远在他方的祖国。因之，我们应尽的社会任务，是对于马来亚的，不是对于“祖国”的，只要我们在这里生活一天，便得为这里的社会进化而努力一天。马来亚华文文学工作者，只有这样认识着，实践着，才能脱出盲目地受引导于中国文学运动的错误。”[②]这段话有相关的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马华文学必须服务马来亚社会，二是受中国文学运动引导是个错误。在这两点中，包含着某种“政治正确”的意义。 马华文学独特性观念，从一开始就在与中国文学的差异甚至对立的立场上提出问题，但意识中造成这种对立的，似乎还不是文学传统，而是社会政治立场。抗战文艺大潮的兴起，暂时中断了马华地方文艺的提倡。抗战一结束，马华文学复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一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马华文艺究竟应该是马华地方的独特的文艺，还是中国文学一支的华侨文艺？到底应该写马来亚当地的题材，还是中国题材？文学的爱国主题到底是爱中国还是爱马来亚？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这个社会现实是中国的，还是马来亚的，马华作家到底为谁服务，中国还是马来亚？马来亚特征不仅应表现在内容上，还应表现在形式上，那么，马来亚的形式特征究竟是什么？论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社会政治的，论证的结果以及获得该结果的方式，也是社会政治的。论争中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一方占优势，但决定性的胜利并不是从文艺争论中取得的，而是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紧急法令宣布，中国大陆新共和国的建立，一推一引，许多具有侨民思想的作家都纷纷北返中国了，留下来的马华文坛，自然也就归化当地了。 马华文学独特性观念中暗含的社会政治立场的冲突，在马来亚反殖与建国运动中自然解决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真正结局是爱国主义文学运动。后者解决了马华文学的政治社会焦虑。马来亚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独立国家，民族是自己的，国家是共同的。马华文学从地方文化认同进入国家政治认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社会政治意义不仅明确了，而且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没有人可能再从社会政治立场上对“马华文艺独特性”提出疑问，马华文学的现代意义，除了当年倡扬科学、民主、反封建、反殖民外，还包括了现代性中更重要的内容，即民族-国家文学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从文化与认识论角度把现代性的特征归纳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③]，其中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主体。国家是政权主权统一体，它在西方现代历史中被神圣化。民族则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它以语言为纽带，通过母语传达道德情感。国家与民族是不同的，但在现代性观念与历史中又是密不可分的，民族需要国家保护其文化共同体不受侵犯，现代国家需要民族为其提供合法性与内聚力。现代性的理想类型是民族-国家一体化，但历史现实在世界不同地区都有或多或少的偏差。这种“偏差”在东南亚文化中造成的焦虑与危机，使马华文学独特性观念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表现得特别敏感，以致于掩盖了美学层面的问题。 二 “马华文艺独特性”标志着独立马华文学史的开始。马华文艺独特性主题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马华文艺的爱国主义主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华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立场上独立于中国，独立的马华文学即是热爱马来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它解决的问题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社会政治层面上的问题，遗留的问题是文学美学层面上的问题：马来亚文艺的文艺独特性在哪里？ 马来亚文艺的文艺独特性在哪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争论与独立建国运动解决了马来亚文艺的政治独特性，却没有解决马来亚文艺的文艺独特性。甚至解决政治独特性的观念与方法，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高度的意识形态性以及表现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通过政治认同表现文学独特性并确立文学独特性，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思维。 马华文学在政治社会立场上独立于中国，但在文艺美学观念上却一时无法独立于中国。具体表现就是无法独立于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与高度的意识形态性。马来亚独立建国运动以后，华文文学在短暂的爱国主义浪潮之后，陷入沉寂与困顿。一方面是颂歌与赞歌长时间的重复会窒息灵感与个性，另一方面，华文文学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体验到一种文化失落。在文学中，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等大叙事必须附着在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上，但在新马新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批判是有限度而危险的。因为华人体验到的独特的民族-国家处境使他们不可能深入任何社会文化批判。“马华文艺为什么写呢?无疑的是为了马来亚的新民主革命!”马华作家二战后找到的独特性标志的使命结束了，马华文学要重新定位，民族自主运动中暗含着一个民族主义的潜在问题，那就是哪一个民族自主。这个问题是危险的，苗秀曾被指责为“大国沙文主义”只因为他在“论文艺与地方性”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目前还有一个更迫切的，关系着华侨本身利益的任务——献身于当地的民族自主运动。而且，由于中国是民族觉醒最早的国家，有丰富的斗争的经验，由于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华人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是可以负起领导作用的。”[④]马华文学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已进入绝境。马华文学的文学独特性，似乎已不可能从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获得。 现代主义在华文文学最虚弱的时候进入新马华文文学。《蕉风》开始介绍现代派文学的时候，期望能够“牵涉到马华文坛今后一个阶段的趋向”，“给文坛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希望、新的光荣”。[⑤]。现代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向马华文学昭示了建立其文学独特性的前景：一，现代主义文学可以使马华文坛摆脱中国文学及其日渐苍白的现实主义，从美学上获得或开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现代派经常被批判的“崇洋”，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作是它的某种历史意义；二，回避敏感的社会政治现实处境，创造某种“美学距离”，一方面可以使华文文学更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华文文学更深刻，现代主义华文文学撑过马华文学的低潮期，努力创新开辟新的生路。我们在马华文学独特性这条主线上理解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可以把它看作马华文学独特性在美学层面上的推进。 三 我们将马华文学独特性当作马华文学史发展的主线，它是主要的方向、主要的问题，也是主要的焦虑与论争所在。它在马华文学史的起点上，就设立了一个马华文学难以摆脱的困境，这个困境包括一个必须坚实但又随时可能塌陷的立足点和两个相互矛盾但又必须选择的极端。 那个必须坚实但又随时可能塌陷的立足点，在于马华文学的本土化。本土化是现代世界文学总体中个别民族国家文学存在的理由。马华文学的本土化意识是以“独特性”话语表达的，有政治与美学两个维面，这两个维面至今都存在着所谓“独特性焦虑”。 政治维面从朦胧的马来亚地方文艺的认同到爱国主义文学，马华文学似乎已经获得了民族-国家文学的认同。这是必须坚实的基点。但是，随时可能塌陷是因为民族-国家文学是以民族语言为载体的，华文是少数民族语言，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文学？如果不可能，那么，爱国主义主旋律的马华文学是否就可能失落那个立足点？这种归属危机是时时可以感觉到的，感觉到被背叛与被遗弃。 马华文学的本土化表现在美学维面，是独立的文学传统的确立。而这一文学传统的确立，必须形成独特的艺术理想、美学风格，依靠一系列伟大作品构成“经典”体系。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没有伟大作品的文学是否是独立的文学？如果在理论主张上提出独特性多年而在创作实绩上又无法落实独特性，自信危机是否就可能出现？怎能抵御外来的否定或攻击。 马华文学独特性是马华文学的根命，它所面临的焦虑与危机就是所谓“存在的焦虑与危机”了。马华文学必须具有独特性，否则马华文学就可能失去存在的理由与意义。这是一个立足点，但这个立足点不论在政治维面上还是在美学维面上，都难以落实。这是所谓立足点的空虚。另一方面，还有现代文化环境的断裂。马华文学体验到的现代性与中华性的冲突，可能是当今世界文学同类经验中最复杂的。 马华文学独特性纯粹是一个现代性文学观念。马华文学初期的现代性意义，诸如科学、民主，并没有什么内在矛盾，独特性阶段的现代性意义转移到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上，就出现了矛盾。只有在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才存在所谓民族-国家文学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在西方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确立的，代表人物是歌德与席勒。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将民族-国家文学崇高化神圣化，成为民族-国家精神的象征。现代性文学观念在理念上要求马华文学成为马来西亚民族国家文学，而在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国家里，华文文学或者放弃华文，或者放弃那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文学理念，否则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对马华文学而言，现代性是个时间概念，但包含着明显的空间维面，其空间维面即西方性。马华文学独特性建立在本土文化基础上，接受现代性理念，但必须超越现代性的西方性维面。除了现代性理念为马华文学设置的“存在的焦虑与危机”外，现代性中所包含的西方性，也是马华文学独特性所必须回避的。现代主义文学在马华文学中发展的障碍主要就是其“外源”。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也必须本土化。而将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的途径，在马华文学中却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性，只有用一种传统抵御另一种传统，因此，在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尽头，我们发现“寻根”意象。这种寻根并不是追寻中华文化之根，而是质疑中华文化之根，这在李有成、李永平等人的创作中明显可以感觉到。 中华性看上去是个空间概念，一个异地国家，但又包含着时间维面，即传统性。源于西方现代性民族-国家文学理念的马华文学独特性，从一开始就设立了与“中华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空间维面上，即那个异在的国家——中国。马华文学独特性在政治认同上可以脱离中国，文学传统上却一时难以脱离中华文化传统。但中华性的政治维面与美学维面、空间维面与时间维面经常是难以分离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以现代性/西方性对抗传统性/中华性，最终在美学上建立马华文学传统。牧奴羚、南子、商晚筠、温瑞安、温任平（温瑞庭）的创作即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但谁也未能完成这一过程。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西方性与传统性/中华性的断裂，而是掩盖了它。当“危言”再起的时候，所有的危机与焦虑又将出现。 四 马华文学独特性确立了马华文学史的动力，也设置了马华文学史的困惑。这种困惑来自马华文学独特性本土文化根基的不稳定，以及无法摆脱也无法解决的现代性与中华性分裂的二难选择。上世纪90年代由一篇多半纪实的小说《开庭审讯》引起的一系列论争，只有在马华文学独特性话语视野内，才能够深刻地理解它。 ( http://www.tecn.cn ) 日本的一场学术会议，在当事人-叙事者那里变成了“审讯”。危机出现了。“审讯”的尺度在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文学假设，它对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名实同时提出质疑。日本学者站在偏狭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理念与狭隘的日本经验上，提出的问题是，非国家语言的文学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文学。而日本教授们的观点是否定的。从学理上讲，日本教授们的观点几乎不值一驳，但在想象中它却带来一场观念灾难。国家文学是个纯粹的意识形态概念，它不仅假设国家霸权，而且在现代性理念中故意混淆国家与民族的区别。 异国的学术会议上的争论可能在本国引起惊慌，本身已有文化霸权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本土相应的检讨却对准了舛谷锐在异域学术会议上虚弱的辩解。舛谷锐无力回答他那些同胞教授们的正面质疑，却将辩护的可能性寄托在马华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上。（注意：诺贝尔文学奖未必旧能确证经典与伟大，因为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民族文学并不是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其伟大传统的。）而黄锦树在这个时机却从背后给了可怜的国际友人致命的一刀——马华文学经典缺席！ 从“开庭审讯”到“经典缺席”，这场争论的严重性或危机的本质在于，它动摇了马华文学独特性这一马华文学的根命。如前所述，马华文学独特性首先寄托在本土文化认同上，后来寄托在国家政治认同上。而否定马华文学属于马来西亚文学，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认同根基。马华文学曾通过爱国主义文学获得独特性认同，现在它所认同的国家主体竟否定了它。噩梦出现了。 国家文学是根据作家的国籍确定的，民族文学是根据作品的语言确定的，这是两个尺度。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中的民族国家同一化假设，为现代马华文学的归属设置的陷阱，在马来西亚社会最敏感处暴露出来。我们看到有人在现代性民族-国家文学理念下进一步提出用华人文学取代华文文学，由此获得“国家文学”认同。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割裂开来，华人用马来语创作的文学，马华文学独特性还有可能存在吗？马华文学还有可能有必要存在吗？ 争论从学理进入道德，义愤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想从根本上否定马华文学独特性进而否定马华文学的人，不管是因为少不更事的天真还是因为老谋深算的阴险，他们的行为已经对马华文学构成致命的威胁。它不仅抽空了马华文学独特性的那个虚弱的立足点，将马华文学根命所在的“马华文学独特性”游丝般地抛落在空中，而且还在现代性与中华性的二难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它。马华文学作为国家文学进入现代世界文学的资格与实力都被取消了，马华文学成为被现代性文学理念否定的文学，这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又必须自绝于中华性。“断奶论”可谓是“应运而生”。 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其历史语境理解。“断奶论”的真正问题是故意或无意间混淆了中华性的空间维面与时间维面，政治维面与美学维面。爱国主义马华文学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马华文学在空间维面与政治维面与中国，准确地说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联关系。与政治空间中国的“奶”已经断过了。现代需要的是断中华文化传统的美学之“奶”。可是，笔者发现，主张“断奶论”者的假想对象，还是那个空间维面上异国政治实体——中国。“断奶”成为一种“反统战”的政治话语。其实这些反统战意识形态传统内的“断奶论”，不仅混淆了政治问题与美学问题，而且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大陆的“统战”想象力。 “断奶论”的真正意义，如果有道理，应该是针对那个时间中的美学维面上的中华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可恰恰在这一点上，“断奶论”者显得最不理直气壮。如果假设马华文学已经成长壮大，确立了独立的美学传统，那么断奶是理所当然、也自然而然的事；如果一方面假设马华文学根本就不成熟甚至没有存在的资格，一方面又要“断奶”，用心或效果岂不是“扼杀”吗？我本人说争论从学理进入道德，义愤也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理解到这一层意义。 马华文学的现代性设置了民族-国家文学同一化的陷阱，马华文学的中华性设置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同一化陷阱。就后者而言，作为政治实体或主权国家的中国，不能混同于中华文化与美学传统。作为一种文化与美学传统，中华性是所有华人的文化遗产与资源，不独属于中国大陆，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也无意垄断它。中华性作为一种文化或美学传统，不仅寄寓与发扬在中国大陆、台湾，也寄寓发扬在东南亚千万华人社会以及世界所有华人社区。那是所有华人的共同遗产，也是所有华人的共同创造。文化传统是“活”的，不等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还包括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与世界视野，“五四”运动既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裂，也为中华文化传统融入了现代性内容。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灭绝文化时，台湾则继承发扬丰富了中华文化。半个多世纪前，雷海宗先生说近1000年中华民族最有生机的是闽粤系，他们向整个东南亚的拓殖使中华民族世界化。东南亚华文文化与文学，难道不可能成为中华文化最有独特的世界视野与现代意义的一部分吗？马华文学需要一种文化自信，自身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光大者。中华文化的经典不是种植在土地里，在长江黄河故地；而是生发在思想与创作中，在天涯处处华人的笔下！ 马华文学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坎坷重重，除了现实环境的困难之外，更值得警惕的是观念误区。本文从马华文学独特性这一条主线上，回顾梳理马华文学的几个关键性观念，诸如现代性与中华性，试图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进一步解释从南洋色彩、马华文学独特性、爱国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缺席与断奶论等90年代以后文学论争的意义。毫无疑问，马华文学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马华文学独特性是马华文学的核心问题，是马华文学认同与存在的根基，是马华文学史的主线。马华文学独特性必须超越现代性与中华性的观念误区与二难选择的陷阱。否则，不仅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认同根基会失落，马华文学独特性本身也会被现代性与中华性撕裂。 -------------------------------------------------------------------------------- [①] 《独立25年新华文学纪念集》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版，第49-50页。 [②]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新加坡教育出版印行，第8—9页。 [③] 安．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④]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李廷辉主编，新加坡教育出版印行，第一集，第12、21、22页。 [⑤] 《蕉风》，第128期《编者的话》，第127期，陆星《为现代文学辩护》。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1):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