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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报导文学在台湾文坛异军突起，声势浩大，反响强烈。它代表了台湾当代文学新的探索方向和发展态势。在这之前的二十年间，台湾文学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脱离本土现实，追逐形式主义，制造出一些内容贫乏、矫揉造作的畸形产物，愈来愈引起当代台湾读者的失望和不满。而台湾报导文学则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动机，肩负起关注社会、体察民生、拥抱现实的神圣使命；并以高扬的时代精神、参与意识和批判锋芒，以真实客观、质朴简炼的文体风格赢得现代读者的认同。报导文学与同时期崛起的乡土文学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文学大潮，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与之巧合的是，在大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年间，正好也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比较海峡两岸文学风貌的视角。本文试对台湾当代报导文学的兴盛背景进行观照；对这一文体的价值意义给予整体评析；在与大陆报告文学的粗略比较中，探求台湾、大陆报告文学在文体品格建树、审美理想追求等方面的同异，以期获得文学发展中的经验互补和互动。 一 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的意识观念都带有浓厚的殖民化倾向和色彩。二次大战后，美国妄图称霸世界，加紧了对亚洲的侵略和掠夺；而战后的日本又与美国相竞争，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台湾进行了渗透、控制和奴役。国民党政府为了实现“反攻大陆”、重新统治中国的梦想，在政治上完全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方针，推行一套崇美、亲美的政策，成为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后勤基地。在经济上，台湾依靠美援稳定了50年代濒于破产的经济；到60年代，美国、日本等国际资本凭着他们技术先进、资金强大等优势，日益渗透到台湾社会各个角落，使其科技、教育、卫生、新闻、文学、艺术……无不受到美、日的影响和左右。在如此殖民化的政策笼罩下，在西方强大的物质、精神控制下，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民族自卑意识和崇洋媚外的心态，也承受着交织屈辱、无奈、悲哀情绪的巨大心理压力。直到70年代，台湾国民党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台湾在“外交”上受到一连串的挫折，被逐出联合国，以及“钓鱼岛事件”的发生，才使台湾日趋严重的殖民化倾向有了扭转。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年轻一代爱国者开始关注现实，而爱国思潮的掀起又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变革。于是进入70年代的台湾文学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主要标志就是乡土文学大论战实现了以现实主义回归的乡土文学创作高潮；其次便是在现实主义呼声中兴起的报导文学创作热潮。这两股潮流形成台湾当代文学最令人瞩目的壮丽的景观。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台湾社会的高度工商业化，使旧日迷人的田园牧歌、山光水色、椰风海涛瞬间变作喧嚣的商品战场和烟囱大厦、巨轮、钢筋、水泥、电子……构成的现代文明世界。物质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享乐观念，伴随着五光十色的广告占据着人们的大脑中心，颠覆着传统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极度膨胀的物欲不仅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耕地被占，森林被伐，人口爆炸，工业污染，给自然生态和环境带来一系列深重的灾难和毁坏，也给人类带来更可怕的瘟疫病毒。处于这样现代文明与现代灾难的双重挤压下，迫使人们渴望着关怀与被关怀；渴望了解、把握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渴望着参与现实改造，拯救社会、拯救自我。因此，人的主体精神再次振奋起来，人的沟通愿望也再次强烈起来。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那些推崇西方现代主义，脱离社会现实，为技巧而技巧的作家都有所省悟、转向。他们开始以困惑、悲哀、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本土家园；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沉重的责任感来真实地反映人们生活的本来面目和愿望，揭露种种社会问题与黑暗。更有许多思想进步、探索真理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明确声称要“关心社会，热爱人生”，“为我们的社会及时代而写作”[1]于是他们“以文学的笔， 新闻的眼，来从事人生探访与现实报导”[2]，带着“一种社会使命感，参与人间理想的实践”，并“承担现实社会推动前进的作用。”[3] 这些作家还表示，要“透过一种媒体，使两个世界达成沟通。这两个世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可能是人与物之间，可能是人与地方之间，可能是人与思想之间。总之，藉着一种文学技巧的方式，来报导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关怀”[4]。这，既是报导文学的宣言， 也是报导文学在台湾勃兴的又一重要原因。 当然，报导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并非台湾70年代的新产物。这一脱胎于新闻的被称作“Repo-rtage”的文体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工业化社会，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于全球。早在本世纪20年代，“Reportage”就传入我国，被译为“报告文学”。从此， 也就有了报告文学光辉伟大的历程。在台湾，普遍将“Reportage ”称为“报导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虽然60年代中期“国军”文艺金像奖已设立“报导文学奖”，但并未引起台岛的关注和形成创作热潮。直到1975年，《中国时报》率先在《人间》副刊上推出大量报导文学作品，还多次举办评奖活动；紧接着，《台湾时报》、《台湾新闻报》、《联合报》、《民生报》、《民族晚报》、《台湾日报》副刊等，积极呼应，大力倡导报导文学。一些很有影响的杂志像《大同半月刊》、《综合月刊》、《皇冠》、《户外生活》、《时报周刊》等，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对报导文学给予全力支持和宣传。他们或以“希望透过报导文学的探讨，协助国民社会与国家的建设，趋向更进步、更实际”为目的，或以“报导文学为推动关怀社会的主力”为宗旨，把报导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上。 随着报导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出版界及时出版了一批优秀报导文学作品集，如陈铭ｐáｎ＠②的《卖血人》，古蒙仁的《黑色部落》、《失去的水平线》，李利国的《我在人类文明的生死分水线上》，林清玄的《在暗夜中迎曦》，尤增辉、林彰三的《鹿港三百年》等等。报导文学创作质量有了整体性的提高，文体风格也日臻成熟。而且，在这样令人鼓舞的时代需要和创作氛围中，报导文学的作家队伍也日益壮大。这支队伍以优秀的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为主力，他们目光敏锐，思维敏捷，善于发现社会焦点问题并敢于触及阴暗面，深受大众读者欢迎。此外，也有一些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被吸引过来，象黄春明、陈映真、张晓风等等，他们把创作报导文学当作新的艺术探索，怀着崇高而严肃的心情，痛下苦功夫，跑遍台湾各地，深入采访，亲临体验，写出了一流的好作品。 二 台湾报导文学在读者中反响最大的，是那些揭露现实黑暗、反映社会焦点问题的作品。陈铭ｐáｎ＠②的《卖血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丑恶、荒诞、悲惨的“血的交易市场”，同时也展现了残喘于贫困、死亡线上的以卖血苟活者的特殊群落的真实人生——那蒙昧无知、自暴自弃的可怕，那麻木苟安、任人宰割的可悲，令人触目惊心而又难以置信。这些卖血人，不论男女老少，个个面色苍白，身体孱弱，神情呆板。他们几乎每周去医院抽血一次，有的甚至每隔一日就去抽血一次。那些专门从事联络医院与卖血人并从中弁取暴利的“牛头”，为了更好地控制卖血人的自由，不让他们随意外出，以免医院再有突发事件，急需输血，竟用尽心机并设赌场，让卖血人专心聚赌，随时等候抽血通知。这些“牛头”还与医院血库人员相勾结，抬高卖血人的佣金，使那些卖血人不仅没有健康保障，更无人权可言，成为被欺辱、被压榨的“卖血机器”。他们的生命在无情的针筒吸吮下，一点一滴衰败下去；他们的精神在冷漠的社会歧视中一天一天萎缩下去。而卖血交易给医疗事业和人生安全带来的隐忧后患却一直得不到社会重视，也没有积极的措施来改善。然而，《卖血人》最深的意味还不仅仅在于作品所揭示的问题本身，而更在于作者采访过程中，那些医务人员、舆论界人士及其他公民对此事所持的暖昧态度，特别是那些卖血人自己那种漠然、顽钝、卑微的心理状态，牵动着作者深深的忧思和隐虑。所以，当《卖血人》发表后，竟如当年夏衍的《包身工》一样，引起极大的轰动和反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王孝廉的《无烟囱工业的社会污染》，则以锐利的笔触剥开了台湾色情行业的面纱，批判了台湾公娼制度与卖淫习气背后的社会罪恶本质。作者以大量的客观事实，揭露了台湾政府以色情业促动旅游业的无耻行径。以日本游客为例，每年来台湾观光的人数达四五十万之多，但其中大部分人“不管什么水绿山青的日月潭或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而纯粹是为嫖女人而上台湾的，这种人一下飞机就一头钻进旅馆里，直到床头金尽然后再脸色发青地回日本……”而台湾当局对这些野蛮的外国嫖客的“侵略”不仅没有任何抵制和抗议，反而是卑躬屈膝地逢迎拍马，竭尽讨好之能事。台湾在日本各地设立的“亚东关系协会”办事处，就公然陈列着一本本充满色情宣传的所谓《观光特集》，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嫖客、皮条客、妓女、理发美人……亲日的店主及勾起日本人无限乡愁的日本歌曲所组成的南国之夜……”还展示出一篇篇嫖客所写的“感受”“体验”等下流文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台湾当局的一位官员竟对前来观光的一位报社老板声称：“台湾的公娼制度是日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风气，我们不能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那是人民的生活自由。”真是丧尽廉耻！无数被生活所迫的弱女子在社会的黑暗角落里受到外国人的百般凌辱，受到保镖流氓、龟公鸨母的任意欺榨，却被政府官员称道为“生活自由”，“自愿卖笑”，天底下哪里还有公道？作者充满愤慨地抨击了台湾政府多年来对色情行业采取的认可态度和“寓禁于征”的荒唐作法，“除了增加了一笔收入”，“多几个抽烟吃槟榔警察先生的外快”之外，使台湾的“无烟囱工业”污染日趋严重，危害无穷。 作家阿图因触犯“票据法”，被捕入狱，一年多的铁窗生活使他有机会深入各类罪犯当中，也深入到台湾当今执法机构和执法者当中。于是他将切身的经历、见闻、感受、思考，写出一部长篇报导文学《手扶铁窗向外望》，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狱中生活实况，对台湾法律虚伪、混乱、不公正、不人道的阴暗面进行了彻底曝光。作者通过与数百名在监守中的罪犯接触观察，展示了罪犯们或悔恨交集，或恶性不移，或绝望自弃，或蒙冤无助等各种心态和命运，其中渗透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台湾报导文学与同时期兴盛的乡土文学一样，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和深化，故二者在价值取向、美学追求上就有许多共同之处。揭露批判台湾当代社会的阴暗面固然是它们最突出的特征，另外，“描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奋斗和挣扎，反映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的生活辛酸和愿望，并且带着进步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和事，为我们整个民族更幸福更美满的未来而奉献最大的心力”[5] 则又体现出乡土文学与报导文学的另一显著品格。所以，对台湾原住民——山胞的人文关怀、文化反思；对现代文明社会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污染、给生态平衡带来的破坏的深切忧患；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性异化的隐虑，既是乡土文学的中心情结，也是报导文学的热点追踪。《户外生活》月刊就把“地理、历史、人文和事件做综合性的聚集，延伸台湾本土文化，使报导文学的层面科学化、人性化”[6]作为该杂志报导文学的主旨。 陈铭ｐáｎ＠②的《最后一把番刀——高山族的昨日、今日、明日》、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都从强烈的人文关怀出发，深入山地高山族、泰雅人当中，如实报道了山地人的生活习俗、民族风情、文化传统及婚姻、教育、卫生等现状；揭示出现代工业社会的剧变，对山地人生活、观念上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山胞自身因袭的重负、偏狭保守的落后心态给予了否定；对山地的恶劣条件、贫困现状与平地高速发展的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流露出焦虑、不安之情。 古蒙仁的《鸡鸣早看天——台北大桥下的人力市场》，薛不全的《矿工泪》，陈铭ｐáｎ＠②的《鹰架上的夕阳——一群建筑工人的生活与心态实录》，詹季洋的《红粉心曲听轻弹》，施叔青的《危楼里的老艺人》，许台英的《歌女泪》等，则都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给予挣扎在台湾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以悲悯的关注。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灰暗人生从多重角度和层面反映了台湾社会在经济猛飞的背后，掩盖着一幕幕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出的罪恶图景：贫富悬殊的社会关系，不平等的人际地位，低贱出卖的灵与肉，恶劣的劳动条件，毫无保障的人生安全，以及失业、疾病带来的苦恼，使我们全面真实地看到一个冷酷无情的“富裕”社会，一个畸形发展的现代文明群落。 徐仁修的《大地受伤》，韩韩的《君见南枝巢，应思北风路》，心岱的《大地反扑》等共同发出了救救大自然的呼唤。现代工业给人类家园制造的毁坏与摧残虽然众所周知，却得不到人类自觉的阻止，这必将为人类的未来埋下巨大的隐患，终有一天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台湾报导文学也注重为各类行业中的杰出人物画像立传，比如《台湾时报》副刊开辟的《飞扬的一代》专栏，就发表了大量的人物报导文学。但多以演艺界的明星、新闻界的名记者、文学界的名作家为主，突出的是人生奋斗和事业辉煌。此外，另有一类比较优秀的人物报导文学，如李利国的《海洋的看守——目斗屿上的故事》记述了一位普通的灯塔看守人阮凤舞在一个荒凉、偏远、危险的小岛上的平凡故事和他高尚的敬业精神与坚强的生命意志。孔康的《捕虫者》则描绘了一个如醉如痴地与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生物学家连日清博士的生动形象，读来也颇令人感动和难忘。 三 台湾报导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后期，就日渐衰落，走入低谷，仅有少数作家、理论家还在继续探索和努力。报导文学作家古蒙仁分析了报导文学产生危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周延的理论基础和定义范畴；二是作品内容无多大革新，不是在表现乡土的、民俗的、怀旧的情绪，就是在做生态的报道；三是意识形态的偏差；四是媒体的限制；五是工作上的压力；六是典范的缺乏；七是作者方面的原因[7]。这七条也许不尽全面、准确，但触及到了报导文学产生危机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自身的原因。报告文学的鼻祖基希大师早就将这一文学样式称为“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它严格的真实性，强烈的批判性和冷峻的现实性品格，使它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更容易招致危险，遭受打击和限制，因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政治观点的对立、新闻媒体的宣传导向……都有可能成为阻碍报导文学繁荣发展的桎梏。报导文学作家要打破这些桎梏，就务必具备探索真理的献身精神和勇气，也必将承受巨大的压力、经受严峻的考验。从文学自身来讲，报导文学文体研究的肤浅滞后，理论批评的被动落伍，也将影响到这一文体试验的深入和发展。台湾报导文学在短短的十年中，虽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取得可喜的成就，但报导文学作为一种新兴而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文体的品格建树，审美的理想追求方面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与大陆报告文学的创作探索、理论研究相比，就更显出其薄弱的一面。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陆报告文学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创作高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广大报告文学作家以更加高昂的时代热情、更加博大的思想胸怀、更加自觉的文体意识投入创作，使报告文学的题材内容、艺术表现都有了新的、极大的拓展和深入；使这一文学样式的认识功能、审美价值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影响与魅力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小说、诗歌、散文，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巨擘。特别是那些宏观思考、整体批判的全景式报告文学，赋予报告文学以更强大的生命和审美意义。如果我们对海峡两岸的报告文学进行粗略的比较，会发现大陆和台湾报告文学在创作倾向、审美意向等方面的差异。经验的互补，或许对推动海峡两岸报告文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海峡两岸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具有爱憎分明、忠实公道、伸张正义、追求真理的优秀品质；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都具有关怀人类的博大爱心。因此，他们本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现实主义原则，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揭露现状、揭示隐虑、批判阴暗、传达民意、激励斗志……使报告文学充满了战斗精神和理性色彩。然而，台湾报导文学作家在反映现实、揭露黑暗、批判社会时，往往都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因此他们总是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地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个别的不平现象与社会问题，突出了对人的尊重关怀，具有较强的“人权”意识。从中也突现出台湾作家良知的觉醒和是非观念的强化。大陆作家因为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从迷狂和愚昧中走出来，一下进入了历史的大变革中心，或许就更多了一些理性的觉醒和深刻的反思。大陆报告文学的主旋律是反映改革开放的社会巨变。 讴歌新时期英雄人物的高尚品格与心灵；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沉积的历史重荷；以鲜明当代意识去观照时代大变革中的社会痛点及普遍心态；以冷峻的反思态度去探究那困扰过、伤害过我们几代人的天灾人祸得以肆虐的可怕机制……因此，他们往往淡化了个别人的命运而突出了整体民族的沧桑，对整个华夏神州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各个方面进行宏观扫描和探询，具有博大深沉的厚重价值。 台湾报导文学十分注重文学的传统审美理想——比如力求用“文学笔法”、“文学方式”写出“人物、对活、场景、气氛”等，强调“可读性。”大陆报告文学除了借鉴小说、散文、电影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外，还主张与更多的边缘文体交叉、交融——像随笔、游记、学术报告、口述实录体等等，以丰富报告文学的表现力。甚至，还把“信息的密集”，“视野的开阔”，“理性的深厚”，及“全方位观照的叙事结构”等等作为报告文学特有的新的审美理想，这正标志着报告文学正逐步摆脱其他文学样式的审美规范而不断确立着自己的美学品格。 不必否认，处于世纪之交的台湾报导文学与大陆报告文学，都面临着种种危机与挑战，但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坚信，报告文学将以强劲的生命力和新的姿态，进入辉煌的21世纪。 【参考文献】 [1]古蒙仁.我为什么写作［N］.联合报，1986，1—12月合订本. [2]高信疆.永恒与博大——报导文学的历史线索：陈铭ｐáｎ＠②.现实的探索——报导文学讨论集［C］.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80. [3]李利国.从拥抱自己的土地开始——高信疆先生谈报导文学：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803. [4]杨春龙.为历史见证：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803. [5]王拓.乡土文学与现实主义：乡土文学讨论集［C］.台湾：远景出版社. [6]张德明.台湾报告文学选·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6. [7]古蒙仁.文讯，1987，（4）. 原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01 原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