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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幸福，除却与自己的现实状况有关外，也与社会的环境有关。 伍立杨先生在 《中国1911》中对个人幸福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了阐述：“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民风淳朴；政治腐败，人心向恶，民风败坏。晚清数十年，人的道德底线是被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突破的，所以当每一次人们认为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够承受的事情，不能够接受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这种道德底线就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这样在人群中就会有一定的人认同这个做法，或是潜意识地模仿这种做法……官权公然剥夺民权，强权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批流离失所的人群，官场腐败，贿赂公行，民不聊生，生不如死。被压抑被憋屈得太久的民众，压力没有正常释放的途径，被迫对社会施以报复。” 晚清之际，多数革命党人，就个人前途而言，或出生官宦人家，或出生富裕大户，留学归来，任职要位，春秋正富，前程似锦，但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幸福，只因国家与社会如烂透的西瓜，脓液四溢，恶臭难闻，于是以死劝诫、蹈海自杀者有；毁家纾难、奋起暗杀者有。 陈天华于1905年12月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而亡，杨笃生于1911年8月在英国利物浦海口蹈海而死，原因皆在看不到国家的希望。1904年，陈天华在与黄兴筹备发动起义失败后，即表示“事不成，国灭种亡，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样，何必求活命”。当时，在反对日本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定的运动时，同盟会在斗争目的上出现严重分歧。激进派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而稳健派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斗争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因此，陈天华决定以死劝诫，以成大事。他在《绝命辞》中写道：“诸君更勿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消息传至英国时，杨笃生绝望至极。他临死之前，将自己积蓄的几百英镑寄给了黄兴，以支援革命。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慷慨悲歌，前仆后继。有成功者，但失手者更多。成功时同归于尽，失手则壮烈悲歌。成功不成功，皆大义凛然，一身担当。杀一人虽无济于事，但他们认为，可以此惊天地泣鬼神，唤起民众。徐锡麟生于富商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后在安徽巡警学堂经营校务，一月薪水几十个银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907年7月6日，在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典礼仪式上，清矍儒雅、白面书生的徐锡麟竟刺杀巡抚恩铭成功。徐被捕后，审讯者要他写供词，其提笔疾书数千言，满纸皆 “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言。 1911已远离我们而去，1911的人们也已成了历史图景中的记忆。但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 “中国的脊梁”，概所指。 原载：太原日报2011年03月25日 原载：太原日报2011年03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