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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达尔菲阿波罗神庙的门廊的石碑上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字：“认识你自己”。多少年来，人们对它熟视无睹。然而，到了现代派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那里，许多人悟到了其中的深意。尤其是弗洛伊德学说产生以后，西方现代学者率先认识到，人，人的生命存在，是一个永远解不透的斯芬克斯之谜。 由于台湾当代社会比较开放，西方存在哲学与传统伦理的冲突激荡，个性意识与生存危机感的日益增强，唤醒了散文家的生命意识。在台湾散文中，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对生、老、病、死等生命情境的感受，对生命形态的剖析和描述，对个性生命出路的回味，蔚为大观。虽然这种种应答与感受有深有浅，有进取有困惑，但它确是存在的，并成为台湾当代散文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一 也许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也许是对儒学内省传统的发扬，台湾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家热衷于对自我存在状态的剖析和描绘，其中表现最多的是孤独和寂寞。 在中国散文传统中，孤寂感虽不能说无，但很不普遍。这也许跟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不以个体为本位有关。中国文人普遍倾向于以天下为己任，文以载道的功利追求，中庸平和的审美理想，都使他们不愿接触孤独这一苦涩的题材。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由于大批青年出洋留学，引进了西方的人生价值观，于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就特别关注，孤寂感也就得到大量表现。 曾经留学法国的胡品清，在独处的日子里，写下了许多散文，记录了她隔离与封闭的心境：她在不眠中听着风雨，还在山径上独自徘徊；她甚至多日不进食，不整理房间，“听着雨，痴痴地坐在沙发椅子上，痴痴地想，想我自己是谁”；她害怕阴湿，害怕星期天……她对于生命真实的解剖显示了可贵的勇敢与真纯。（注：参见《梦幻组曲》和《芒花球》，分别由台湾水牛出版社1967年和1978年出版。）洛夫也是一位描绘孤独的作家，他的散文不多，但却随时在日常生活中品味孤独。例如《蛊惑》一文，写一位孤独者对一切都感到疑惑，感到这个世界简直无法把握或控制，于是产生一种荒谬感。文章对孤独者的空虚无聊的心理作了细腻的描绘：他在桥上听鞋声，从鞋声的不同分辨行人的性格、年龄、个性及身份。《密语》一文描写了妻儿在海外度假时，一人独居所产生的生理与心理的种种变化：首先是可以任意玩弄时间，可以在任何时间睡或醒或不睡不醒。有时他会突然听到说话声音，而发出声音的居然是自己。他照镜子，凭着镜中人排谴孤独……他在文中层层地写出了对孤独的亦真亦幻的体验，并叩问自己，是孤独使生命变形，还是不孤独早已变形了生命？ 也有人描写并非独处的寂寞。余光中的《落枫城》、《九张床》、《塔》、《望乡的牧神》等，传达了他在异国讲学时的寂寞。这寂寞并不产生于无人之境，面对满座的金发碧眼，他所吟诵的旧体诗词，得不到任何回应。（注：《落枫城》，《余光中散文选集·左手的缪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页。）在旅馆、友人或校舍的床上， 无寐，无鼾，辗转反侧，于是感到： 天上地上，只剩他一人，鸦已栖定，落日已灭亡。剩下他，孤悬于回忆与期待之间，象伽利略的钟摆，向虚无的两端逃遁而又永远不能逸去。（注：《塔》，《余光中散文选集·左手的缪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余光中的寂寞在异国，而张晓风的寂寞则在家中。她有时写夜阑人静时的寂寞：她为春天即去、青春易逝而伤感，为自己被拘禁在小家庭中而烦闷，而身份证、表格、执照、信用卡号码和其他证件更使她感到生命的异化。（注：《也是水湄》，载《台湾散文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当然，张晓风对生命存在形态的感知不只限于孤独寂寞，有时她在花草树木中会发现生命的无常，感叹“人生不就是一场雨吗”。（注：《雨之调》，《晓风散文选》，台湾道声出版社1984年版。）有时她从历史或现实中发现生命的无常：秦相李斯曾和帝国一同辉煌过，但临刑时却黯然羡慕一个农夫的生活。汉代艺术家蔡邕，才高学博，却在混乱的政局中下狱，不仅艺术天才不为人知，身后还成了民间戏剧中的负心郎，被街上的盲艺人侮辱不休。对生命无常的洞悉，造成了她沉着从容的生活态度：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在生命低潮的波谷忍受。（注：《替古人担忧》，台湾道声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席慕容也把对生命体验作为散文创作的重心。比起前面几位作家来，她的生命意识也许算不上深刻，但她善于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寻求生命的悸动与惊喜，加之语言的浅白明丽，使其文别具一种亲切感。她是一位善感的作家，日常生活情境常常会激起她的情感涟漪：夏日夜晚，她会因夜色中缺了月光而失望，但旋即又为发现星光的美丽而惊喜，并由此悟出，追求完美本身就是一种不完美，人无需执着于某一目标，随处敞开心灵，生命就会变得丰饶。（注：《丰饶的园林》，载《席慕容抒情散文精选》，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她能由雾联想到生命的迷茫，从家庭生活小插曲中看到生命存在的荒谬，从渡头的潮水、家乡的老树中领略了生命的美丽与真纯。（注：参见《雾里》、《红尘》、《黄梁梦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所有这些人生解索，都未必达到哲学的高度，但却因其真诚单纯而显示出一种青春的纯净和温馨。 岂止是席慕容，以上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充其量只是具体情境中的人生体验和遐想。这些散文的深度主要不在哲理方面，而在心理方面。 二 唯一可以与生存相提并论的哲学命题是死亡，也只有面对死亡来思考生存，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恩格斯指出： 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0页。）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讳言死亡，生怕一语成谶。汉语中，死的代称异常丰富：“故”、“卒”、“逝”、“殁”、“殒”、“殇”、“作古”、“物化”、“归西”、“登仙”、“驾崩”、“圆寂”、“升天”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对待死亡的态度，反映了一人一群以至一族的精神胆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时一地文学内容的深广度。 台湾散文家从70年代起，对死亡这一讳莫如深的主题进行了大胆开掘。1979年，台湾《爱书人》杂志拟了一个奇特的题目：假如还有30天可活，你将如何度过？并向岛人广泛征文。应征稿件中的54篇，被结集为《生命的冲刺》（注：《生命的冲刺》，台湾号角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出版。此书可以说是一次生命体验的大展示。 入选此书的作者大都以坦荡豁达的态度对死亡加以调侃。有人说，这不过是乔迁之喜，如徐志摩诗中所描绘的，“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有人说，对这个问题，我是不会怕的，“胆早被切除了的”，有人说，在残存的日子里应该微笑，忧愁是拥有悠长生命之人的权力；有人说，应该写首现代诗，献给阎王爷和牛头马面，预作打点。至于生命应该如何了结，书中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推崇自我结束。林清玄认为，“死亡其实也应该是很美的”，“如果个人的消逝反而可以增加美的流传和扩散，在我的天平中，她的美将比死更可贵”，如果为了追求一种新的速度，“为了那个速度，死也可以无憾”。吴念真也说，“我将在生命结束我之前先结束它，因为我说过是我掌握住它”。另一种则强调与死神奋力抗争。张拓芜与杏林子都是残疾作家，多年在死亡线上挣扎，与死神的长期周旋，使他们深知生命的珍贵。张拓芜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一线生机，有这么一根线在掌握里，我就不会松开手。”杏林子说：“不论我的生命还有一年、一个月或一天，我都热爱它，珍惜我所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竭尽所能地献出所有一切，而当上帝召唤时，我也绝不犹豫。”两种生存观相比较，笔者虽倾向于后者，但孰优孰劣却无法证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二者都超越了“好死不如赖活”的庸人哲学，而后者更合乎中国传统的“知不可为而为之”、“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执着精神。 80年代以后，许多作家在死亡问题上继续探索，写出了一些散文精品，如苏伟贞的《来不及长大》，截取了患血癌的小女孩面临死亡的种种心境和场面；赵云的《永远不会有第二次》，细腻地刻画了自己濒于死亡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涉猎最多的作家是李黎和孟东篱。李黎在1990年出版了怀念亡儿的散文集《悲怀书简》。该书的写作缘由是1989 年5月，作者的年仅13岁的儿子在一次欢乐的嬉戏中，因未知的先天性疾病的发作，在几秒钟内死去。书中记录的就是这位敏感多情作家的心灵的创伤和感悟。文中有情的痴，有理的悟，有对猝死儿子过往一切的追忆，有对自己生命中无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一去不回的感慨。在死亡面前，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无常和意义。作者领悟到，人应该尽力追求自己所能得到的，也应该有勇气去接受自己所不能改变的；他还从更加形而上的层次上领悟到，宇宙中无所不在的只是平衡和秩序，而并非人所希冀的公平和完美。也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作者在书中对生命的意义作了有力的启示：懂得了身外之物的可有可无，也便懂得了应该珍惜那仍然拥有的宝贵生命。孟东篱毕业于哲学系，他的散文也时时观照死亡体验。在《殷海光的最后夜晚》一文中，他描写了自己的老师——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去世前的风骨。在死亡邻近时，他是那样的虚竭，那样的痛苦，却还有余力和闲情跟青年学子们谈理想，谈抱负。作者深有感触地写道： 殷先生的脸已经是死人的脸了，是从阴间伸出来的脸，但他的痛苦还未消，而且在长期的痛苦折磨之后，再加上这临终的剧痛，他的脸已经扭曲了。……在我的感觉里，这一景有着出奇的动人性，甚至有一种出奇的美感。（注：《殷海光的最后夜晚》，《当代》1986年5月号。） 在《死的联想》一文里，他更描写了历史上许多动人的奇特的死亡场景，有政治领袖、著名作家、高士僧人等。作者欣赏泰然面对死亡的坚强者，也欣赏视生死如儿戏的得道者。他以为，这是一种“生命的极致”，“那种精神的机灵与超脱，足可在茫茫太虚中上下蹦跳，无窒无碍。”（注：《死的联想》，《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台湾九歌出版社1989年版，第913页。） 唯有面对死亡，才能充分展示生命极脆弱又极坚韧的丰富内涵。死亡体验无疑是生命过程中一切体验的最高峰。台湾当代散文家在这方面的大胆探索，打破了传统文学“未知生焉知死”的框架，也显示了散文家哲学的思索和文学的挖掘所拥有的深广度。 三 一切生命意识的归宿都在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台湾当代散文家当然不会放弃对这一终极问题的追寻。在这种追寻中，依年龄与经历的不同，大约可分两类：在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那里，写的是生命的觉醒；而在饱经风霜者的笔下，更多的是对生命的玩味。 年轻作家青春生命的觉醒跟现代主义的影响分不开。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对人生的深层思索和对自我选择的推崇，增强了新一代作家自我塑造的自信。他们往往大胆无畏地迈向自己认定的人生之途，即便与家庭伦理相悖，与社会习俗相悖，也在所不惜。 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三毛。她初登文坛是在60年代，那时，正值现代主义在台岛盛行。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熏陶，再加上家庭中任由她个性自由发展的教育，使她能够坚持一己的人生理想和不俗的生活道路。三毛并没有对生命意义的完整论述，她似乎不愿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化作抽象的论说。她曾说过： 印度诗哲泰戈尔有句散文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句话对于那个叫作三毛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解释。（注：《梦里花落知多少》，皇冠丛书378种，第288页。） 三毛不愿将人生作落实的概括，出以空灵语，并非是有意故弄玄虚，而是她自己一直在追寻，以至处于困惑与飘泊之中。她的早期散文《惑》、《极乐鸟》、《月河》等都表现了青春期的焦躁、迷乱、困惑与彷徨。正像那首由她作词的流行歌曲《橄榄树》那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她总在追寻那遥不可及的精神家园。即便是成年以后，表面的情绪虽趋平和，但流浪的心境却依然如故。然而，这也许正是她散文的魅力所在，因为生命意义这一终极性问题是永远不会有确定答案的。三毛的作品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感性形态，把读者引向了无限。 比三毛更年轻的简＠①在生命意义的探寻上显得更加落实而执着。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水问》（注：《水问》，台湾洪范书店1985年版。）充满了对生命的探问。散文《月碑》描写了她生命追寻中的几个侧面：当她发现生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时，还是在努力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她不无惶恐地发觉，所谓存在的意义，都是别人的想法经由学习的方式堆积到自己身上的。她无法忍受自我生命只是一本空白日记。她企图在基督教教义中寻求智慧，把一切困惑推给先知，然而，“蛰伏的意志猛然窜起”，责备自己“在疲惫的状态中匆匆俯首称命。”苦闷中她试图接纳异性的追求者，却又发现那并不是充满灵性的激情。欲埋头创作，却又屡遭退稿。即便如此，她还是在台大傅园的墓碑下庄严地思索。写于大学毕业前的《凤凰季节》，显示出她对生命意义有了较为清晰的感悟。她信奉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认为“行路的幸福只有西西弗斯那双困顿的脚才能感悟”。文章写她从那些踏实的凡人中得到了启迪，从中领悟到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方式，自强不息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价值的可贵。简＠①在大学期间就已摆脱了青春梦幻，达到直寻生命本源的境界。大学毕业以后，她一度在高雄佛光山寺院从事撰述工作，并继续她的生命探寻。她从佛家子弟的身世与性格中发掘出更为丰满的生命形态。她据此写下了另一本散文集《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本散文集中，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已染上了佛学色彩，但它并不象有些佛理散文那样具有玄学意味和遁世倾向，而是把佛教从天上拉回世间。她曾自问： 理在何处，在浩繁的经卷里，让你啃噬到老一如书蠹？或在春风秋雨里，一呼一吸都是篇幅？还是在升斗小民邻里老妪身上，举手投足，自有道理门派？（注：《只缘身在此山中》，台湾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72页。） 无需回答，那众多平凡人物的音容笑貌自然表明，人生真谛就在芸芸众生之中。 年轻一代散文家中探寻生命意义的还有高大鹏等。他们大都侧重于青春生命觉醒的细致分析和大胆吐露，充满着执着的精神和蓬勃的朝气。然而在中老年那里，生命意识多表现为对生命的玩味，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旷达的情怀与和谐的境界。和年轻一代相比，他们显得更加含蓄，更有一种炉火纯青的成熟美。比较突出的作家有琦君、子敏、林文月等。 琦君常以宁静平和之心观察生命，描绘人生。她的散文善于从细心的生命波动上，寻觅温暖，记述温情，散播温馨，体现出毫不造作的东方式的宽容态度。她将大半生饱经忧患得来的生命体验，化为笔下的仁爱与智慧。她的散文，朴实厚重中透出淡淡的情趣，平易近人的语调中蕴含着发人深省的哲思，提供给读者的是雍容、典雅的生命境界。这种境界既出自她真挚敦厚的秉赋气质，也得力于她深厚的儒学修养，得力于老师夏承焘的教诲，此外还有母亲的慈悲为怀的佛家思想的感染。比起年轻一代作家来，虽不及他们富有激情和朝气，却更多了一重温馨和智慧。 子敏以童话著称，其散文也颇具童话色彩。他以其童话色彩的散文传达了一种生命理想，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四个字——“和谐人生”。他也饱尝过生活的艰辛，但他往往从苦涩的现实中品出生的乐趣。他能在只有一间简陋的平房的家中找到幸福，能在妻子的管束、孩子的“骚扰”中找到诗情。他乐道人善，其文常常在平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显出宽大无边的爱心。子敏的散文给人以如此的启示：生命的智慧绝不是“多疑”、“虚伪”、“自私”、“狭隘”的代名词，用赤诚的襟怀和纯洁的心灵去接纳世界万象才是最高的智慧。 林文月散文中的生命体验亦多取自美好的一面。她常常展示空灵的境界：在充实的生命中发现虚幻，又在虚幻中发现鲜活的充实。她能从一本书的偶然到手，感到生命遭逢的奇妙；能从繁忙的工作中意外地捡到一个下午的空闲而体验到生命的新境。将飘渺的情绪转换为实在的体悟，这是贯穿于林文月各个阶段散文创作的特色。这在她的《步过天城隧道》一文中似乎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文中的伊豆，既有眼前的胜境，又有历史文化的渊源。在虚实相生的情境中，作者体悟到，“其实也无需计较一切虚实真假，我一步步数了千二百步通过幽暗的新天成隧道，是确确实实的经验”。她摆脱了一切羁绊，获得了对生命的超然体会，不再计较地名的由来与读法，只是以轻快的心境，“顺着路边画出的漆线走下去，真是美妙极了”。（注：《午后书房》，台湾洪范书店1986年版，第63页。） 这三位作家展现的大都是温馨宜人的境界，透露出的是平和旷达的生命意识。他们对生命的诠释略有不同，但都是执着人生热爱人间，而非虚无飘渺的注重游仙或匍匐在神灵脚下。他们笔下有哀伤，但不是浮泛的悲观；有积极，但不是幼稚的浪漫。他们深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们是生活中的大勇者，但又不同于西方悲剧英雄。他们从不以激烈的外部冲突方式在毁灭自己中完成自己，即便遇到巨大的不幸，也决不否定人生，走入宗教，而是保全生命，坚守节操以艺术代替宗教来抚平心灵的创伤。 以上两类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并不相同，但都有着自己的灵性。对它们一味作褒贬是简单粗暴的。笔者想到了台湾作家康来新的散文《茶余酒后》，其中茶与酒的品格正是两类生命形态的象征： 酒，拥有水的风情之美；茶拥有水的气质之美……酒很浪漫，茶很古典；一个飞扬，一个蕴藉；一个奔放，一个内敛……春风如酒，夏风如茗。春天的一阵风，启封的一坛酒，是柔媚又沉醉的一份迷人；夏天的一阵风，新沏的一壶茶，是清新醒脾的一份沁人……（注：《茶余酒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883年7月30日。） 生命永远是一个难解的谜。台湾散文家从各个方面对其所作的追寻和阐释，虽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生命的奥秘，但就其深广度而言，足以构成一个让人畅游不尽的艺术迷宫，给人以无穷的启迪和遐思。 原载：《镇江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903 原载：《镇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9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