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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荷花总会想起父亲，想起骨血亲情如山父爱，想起他的慈爱音容，想起他的善良为人…… 生前，他写过荷花淀水，逝后，他的身边簇拥着大朵大朵的菡萏，人们举着荷花为他送行。更有友人写下与荷相关的挽联，荷香深处祭文魂；也有文学爱好者从白洋淀采集了大朵大朵的盛开的荷花放置桌前，以示怀念。 一张父女合影铭刻在我心中。 50多年以前我六七岁的时候，和父亲在天津水上公园荷塘前照过一张照片，是他的朋友拍摄的，取景很好，身后是一大片映日荷花别样红，还有浓密的芦苇。照片上父亲身穿长袖白衬衫，灰色布裤，黑布鞋。他拢着我细瘦的小胳膊，我娇憨地依偎在他的身旁。我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3岁时从河北安平县和母亲哥哥一块坐大马车来到天津，中途遇困，还是父亲亲自把我们娘儿仨平安接回来的。 曾经，已是初中生的我，一边趴在桌上做功课，一边问父亲：“爸爸，《荷花淀》是怎么写出来的呀？”有些好奇，有些漫不经心。父亲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微微笑着对我说：“就那么写出来的。在窑洞里用草纸，连底稿都没有打……那时候延安刚刚整完风，人们还不怎么写。再有，那个地方风沙很大，见不到这些东西(指淀水荷塘)，所以就感觉好。”笑容一直浮在他的脸上，很从容地回忆着生命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那是他沿着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留下的一段不寻常的足迹。说完之后，他似乎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脸上露出那种孩子般的受了表扬后的腼腆。 父亲的写作境界“大而纯”。他一生都在用美好高尚的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尽全力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自觉抵制那些毒害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看似“时髦”、“现代”实则令人伤心惨目的种种不良现象。 父亲始终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摒弃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1993年住院时，父亲曾对年轻人说过，“趁着年轻多看点书比什么都好，看就看点好东西，色情武打的千万别看，看坏书还不如不看。”对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教唆青少年犯罪的坏书，他简直就视如洪水猛兽嫉恶如仇。 印象中父亲绝对不让孩子们看坏书，在这点上可以说他管得最严。上初中时我的一位王姓同学住在南市一个四合院里，灰砖平房离我们家不远，我俩上学(十六中)常常就伴儿走。有一天，她借给我一本破旧的书，封面卷了边，发黑的牛皮纸面儿也没书名儿，可能是写商纣王的吧，开头几页便是说古代一位暴君如何残害忠臣、宫女荒淫无道暴虐残忍酷刑多端……我看了几页很是心惊肉跳，文言文也不大看得懂，便塞到枕头底下。第二天放学一进家门，父亲便很紧张地问我：“你那本书是从哪儿来的？”我说：“同学借给我的。”父亲严肃地说：“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不要看！这本书不好！”他的脸色变了，母亲也在一旁紧张地望着我。一定是她扫床铺时发现了这本书，而且让父亲看到了。平日父亲很少对我疾言厉色，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进了学校排球队经常练球数学考得很差，老师找到我家要给我补课，父亲还和老师聊了一会儿，老师走后，父亲一句话都没责备我。可这次吓得我着实不轻，赶紧把书还了回去。没过两天，父亲拿了本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蔼地递给了我，说：“看这个。”我很有兴致地从头看到尾。《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还有泰戈尔、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克·吐温等外国作家的名著也都是父亲适时亲手拿给我看的。父亲尤其喜欢让我读些鲁迅的小说。这些美好丰盛的精神食粮，不知不觉滋养熏陶了我小小的心灵，我下决心要好好学文科，要考上重点大学。虽然这个美丽的梦想因“文革”的到来而幻灭，但父亲的教诲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从小父亲就这样教导我，父亲是引导我写作的良师，是近在咫尺的国文教员。在写作上，他如同一棵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我如同仰望树冠的一株小草，一枝一叶都令我叹为观止，难以忘怀。他满腹诗书气自华的气质，意到笔到从容不迫的写作姿态，一针见血简洁明快的笔锋，既有才学有阅历又正直清纯的人品，春蚕展吐蜡炬成灰的奉献精神，让我钦佩不已、视为楷模。 父亲的人品如带露碧荷般高洁，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摇摆，不事权贵不慕奢华，一介寒儒两袖清风，他的心灵绿地不愿受到世俗利欲的侵扰，我行我素地保持着对文学理想神圣的追求。在为人处事上，父亲从不看人下菜碟，只愿雪中送炭，不喜锦上添花。晚年，他即使给有些素不相识的读者回信(这些青年人多半是信写得清楚写得真挚动机比较纯)，也极为认真，充满了热忱。他用老树护幼枝的情怀，对待这些很普通、很平常的“无名之辈”。用这些年轻人的话说就是“您的回信充满了感情、热情”，“字体端正、稳健、规格、毫不敷衍”。我曾见到过一封几个小学生的来信，那是几个边远农村的天真烂漫的农村子弟，得到孙爷爷充满鼓励的回信与赠字，又兴奋又感动，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篇纸。他们还随信寄来了一篇报道，是他们与孙爷爷通信经过的剪报，上面有父亲给孩子们书写的很有教益的书法。还有些残疾军人、普通教师、厂矿工人，抱着“有可能”“试一试”的想法，给我父亲来信，希望能得到他的题签，作为纪念珍藏。已是耄耋之年，精力体力都已有限的父亲，总是不辞劳辛亲自复信，满足他们的心愿，令他们大喜过望始料不及，表示要“更加勤奋的工作学习报答您的关怀”。1995年夏天，给他写信的有一名因战负伤的复员军人，很敬仰这位有独特风格的老作家，在我父亲为他的题字中，他最喜欢的是“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他说“会好好记住这两句话，记住前辈您对一位无名晚辈的鼓励”。 他的心里永远装着读者，他与读者心心相印。 耕堂荷韵。1993年夏天，父亲在自己不大的阳台上用原来养金鱼的青灰瓦盆种了一大盆荷花。那盆荷花小荷露苞圆叶如碗，娇小玲珑十分可爱。那时候市面上极少能见到卖荷花的，所以我一看到就呆呆地瞅起来没完，提着铁喷壶的父亲见到我喜欢的样子就笑了。后来荷花谢了，淤泥里居然生出了好几根白白的藕，让我又惊又喜。 在“十年荒于疾病，十年荒于遭逢”之后，这位倔强勤奋的沧桑老人，这位真诚追随鲁迅的老作家，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独守芸斋，寂寞耕堂，远离红尘闹市，笔耕不辍，倾情播撒真善美，无情抨击假丑恶。 “究史揅经敬畏耕堂抨丑怪，澹名泊利依然淀水妙莲花”。王学仲1993年“应孙犁友人之请”为他书写的这幅寿联生动地体现了耕堂晚年的思想境界。 1982年，父亲“痛定思痛，以悼亡者”，以个人切身感受写下了具有纪实性因素的《芸斋小说》——《三马》。三马是个大男孩儿，1966年我们一家被“限时搬家”谪居到佟楼新闻里14排那间不朝阳的小南屋时，仅一墙之隔东邻的邻居，当时他只有十五六岁，圆脸、大眼睛、一米七的个头儿，憨厚腼腆，阳光健康。父亲喜欢他勤劳能干、礼貌友好、懂事自强，更由衷感激他在那种非常年月，愿意给自己病弱的老伴儿帮点忙的善良友好的举动。 父亲每次从单位“集中”“学习”回来，总是要路过三马家的，如果赶上三马在门外小厨房里干活儿，父亲都会眼含笑意瞅他一眼，三马也会露出洁白的牙齿还他一个可爱的微笑。三马对这位看起来高高瘦瘦，一身旧衣，走路抬头阔步不与任何人主动打招呼的邻居(那时街坊四邻男女老少也没有人敢主动与这个“黑作家”打招呼)有些奇怪。三马对我们一家没有丝毫敌意，这让看惯了鄙夷白眼憎恶目光的父亲，深感可贵难得。三马没赶上好时候，那时也就是念个初中，“停课闹革命”以后，他练得里里外外一把手，做饭洗衣拍煤饼子非常能干。当时人们对三马的两个疯哥哥大马、二马避之惟恐不及，对他父亲老马更是嗤之以鼻。三马没有妈妈，惟一的姐姐也不常来，家庭是四条光棍儿四条汉子共居一室，一间屋子半间炕，窗子上挂着一个破旧的床单。他的两个哥哥二三十岁，人长得并不寒碜，但都是无神的眼，苍白的脸，走路溜边儿，从不正眼瞅人。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说不上对象，都成了神经病，活在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世上，都有一种难言的自卑。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聪明伶俐的三马撑起了半边天。 给老干部落实政策后，单位马上在原地给父亲调了两间向阳的平房，我们一家就离开了14排，搬到了5排。后来报社又让他搬回了多伦道216号原来住过的大院。父亲跟我说：“住惯了，还有些不愿搬了。”有一天我照例去看望他，父亲神情不同往日，他悲愤地告诉我：“三马死了，他想住咱们那间小屋，跟两个疯哥哥分开，管房的不让有人还打了他，三马就喝了敌敌畏……”一向同情弱小的他是那样地难过。当他刚刚听到三马死去的消息时，干枯已久的双眸，突然溢满了泪水。 三马的死也许会在当时14排平房那居住地引起一片喧哗，几声叹息，也许三马的名字会渐渐被小南屋周围的旧邻淡忘，因为那里早已座座高楼平地起旧貌换新貌，他的家庭又是那样风雨飘摇。只是三马难以想到，那个见了他会给他一个善意微笑的老人，那个送去寒冬中一缕暖阳的近邻已将他的不幸遭遇白纸黑字写入了《芸斋小说》，并由此发出了内心悲怆的感愤与呐喊，从此，这个年轻大男孩的生命、形象、美好的人性融入了《芸斋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变得鲜活而且悠长…… 最近，三联书店将我所写的18篇回忆文章汇集而成《我的父亲孙犁》即将出版。父亲的忘年交卫建民、挚友沈金梅热情作序，贾平凹亲题书名，一些孙犁研究专家、学者曾经给予过指教与帮助，这些都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北京作家卫建民在为此书所作序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孙犁去世已近十年，孙犁的作品还活着。我观察到，学术界对孙犁作品的研究，正在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对晚年作品——那质朴的十本小书——的深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地质运动一样，平地推挤成高地，高地耸起了高峰。学界愈是研究孙犁，愈是感到孙犁的重要。在当代文学史上，晚年孙犁的十本小书，维系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命脉；因为孙犁，由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才一脉相承，并在世纪末永续发展。” 父亲虽离世已然9载，但在爱他的人们心中永远有盛开不败的美丽莲花……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