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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是斐声海内外的小说家，他早期短篇小说主要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台北人》、《纽约客》等。其中主要短篇小说《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寂寞的十七岁》等都创作于那一时期。后期的长篇小说《孽子》则完成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这部小说中，他将笔触深入到了前所未及的社会边缘人领域，充满了对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在上述这些小说中，有这么一群相似的少年，大多17岁上下，潜藏着激越的生命活力，却又往往爆发出足以灼伤旁人的欲望，使得他们的青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群少年有着超越这个年龄的成熟，却因为各种缘故使得他们敏感而寂寞，在平静冷漠的面孔下面隐藏着强烈的激情。他们在情感的追寻上遭到不断的误解与挫折，并遭到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排斥，过早地经历着“情感渴求的艰难”。 一 我们注意到白先勇的早期小说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以老年人的视角来叙述与少年有关的故事。作品的叙述视角都是老年对少年的追慕,企图在美少年身上寻找自己逝去的青春。这里的美少年象征了生命长河中稍纵即逝的美，那是充满活力，天真纯洁，同时又是脆弱的，距离死亡常常只有一步之遥的美。小说中对少年美的描述抒情通常象征大于写实。在早期作品《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月梦》等短篇中，当时还非常年轻的作者，却偏偏爱拟想中年甚至老年的心境。白先勇后来还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开始写《月梦》、《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这些有关同性恋的小说,满特殊的是老年与少年、青春,描写青少年和老年同性恋者。我想从同性恋拓展到整个人生,我对人生时间过程特别敏感,很年轻时,就感到青春和美的短暂……youth and age这个主题……少年人写老年人的心境,是我小说中满特殊的现象。”在白先勇笔下，小说人物通常仇视时间,与时间为敌。时间很扎眼地呈现出直观的腐蚀性力量：它让一张年轻的脸布满皱纹,让健壮的躯体丧失活力,最终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人的生命。它的永恒可以轻易地伤害人间的爱欲和尊严，肉身在时间面前只是镜花水月。在白先勇早期的时间性悲剧里，时间对于个人的存在具有绝对的意义，人物努力想像着返回起源（青春），同时粗暴地拒绝未来的向度。 小说《青春》中，少年成为不可抵挡的青春热力的象征，映衬着老画家即将腐蚀的身体与生命。“少年身上的每一寸都蕴涵着他所有失去的青春。匀称的肌肉，浅褐色的四肢，青白的腰，纤细而结实，全身的线条都是一种优美的弧线，不带一点成年人凹凸不平的丑恶。”对于老画家，青春无异于一种业已失去而又不甘失去，竭尽全力努力追寻的美好象征。对现实老去的憎恶和对过去青春的企盼，对象化为对少年模特儿的惊叹赞美和一种强烈的占有欲。老画家因为拼命想抓住被时间腐蚀了的青春而走向了疯狂: 他跳起来，气喘喘地奔到镜前,将头上变白了的头发撮住，一根根连肉带皮拔掉,把雪花膏厚厚地糊到脸上，一层又一层,直到脸上的皱纹全部遮住为止，然后将一件学生时代红黑花格的绸衬衫及一条白短裤,紧绷绷地箍到身上去。镜中现出了一个面色惨白，小腹箍得分开上下两段的怪人。可是他不管自己丑怪的模样。他要变得年轻，至少在这一天……他一定要在这天完成他最后的杰作，那将是他生命的延长，他的白发及皱纹的补偿。 这篇小说可以说完全是寓言，事实上白先勇也确实是以一种检阅的笔调把他自己对青春的感受意蕴寄寓在画家和少年模特儿这两个“道具”身上。青春逝去的难以追回昭示了时间是主人公生命与激情的敌人。同样在他早期的小说《月梦》中，人到中年的吴医生对初恋少年的怀念化为穷其一生纠缠不休的梦，这段永远的诱惑，却又像星星一样远不可及的追忆，甚至成为了他的感情归宿。与初恋情人相守一夜的月梦做了几十年都不愿意醒来，他不可自拔地沉醉在追忆之中。“他一直在寻找着，无论在街上，在医院里，在任何地方，只要碰到一个跟静思相像的人，他就会生出无限的眷恋来。他会痴痴的缠着那个人，直到对方吓得避开了为止，每一次他受到了冷落，就一个人躲着伤心好几天，好像他心里那份感情真的遭了损害一样”。这里的少年不仅仅代表吴医生失去的青春，还有他失落以及压抑的感情。命运总是丝毫不放过嘲弄陷于其中个体的机会。吴医生于偶然的一次急诊中，赫然发现他苦苦追忆了许多年的梦幻的实体：相同赢弱而俊秀的少年，患着相同的炎症。他几乎歇斯底里了；他要挽救少年的生命，他要挽救失落了多年的爱与美，然而，他失败了。命运使他心中爱与美之神消逝后又在他的眼前重现，让他再次经历失去爱人的锥心之痛。他的追寻因而意味着永远也没有终止的虚妄的梦，而他依旧在生命的苦苦追寻、虚有所慰、最终失落的惯性中循环。《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少年演员姜青身上倾注着朱焰孤注一掷的青春、感情及事业，他的死亡将这三者连同朱焰的艺术生命一同埋葬了。这使得后者堕落成日后的白发蓬蓬、丧失了青春事业爱情的老教主，除了那些死也不肯遗忘的记忆，就只剩一具老朽的、毫无意义、摆脱不了肉欲的身体，整日在台北新公园里游荡。之后堕落为“教主”的朱焰因追逐男学生以风化罪被捕入狱，然而出狱后仍然继续搭讪长相姣好的少年，只是追逐与被追逐者“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颇带残缺的”，都已经渐进憔悴暗淡了，而这个形象便成为了后来的《孽子》的雏形。长篇小说《孽子》在背景上仿佛绕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了早期作品的起点。《孽子》里的一些人物（主要是中老年同性恋者）终日在欲海中沉浮着,是“黑暗王国”忠实的臣民，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是位“红小生”的盛公，年迈却还不甘寂寞地追询着“老鸨”杨教头“有新鲜的孩子么”；“从前台语片那个过了气的红小生”阳峰，整日跟在少年华国宝的身后，“就好像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一般”；由日本回台湾作生意的林茂雄，记忆中仍是恋人年轻时的模样，对小玉的关注爱护，因为“说起来，你跟他，眉眼间倒有几分相似”；这种对于过往的执着追寻，与其说是对过去的怀念，不如说是从这些少年身上追寻早已消逝的青春年华。 白先勇并没有陷入总是以一种柔情的眼光一往情深地把这些少年作为青春和美的象征的无理性抒情中去，随着思考的深入，当他从感性的领域跨入理性的疆界时，他开始发现在那些少男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怎样的深广而又无告的寂寞。如果说在《月梦》和《青春》等早期的作品中，白先勇仅仅是对少男所象征的生命力进行赞美，通过对老一代人的塑造表现他惆怅的情怀，对人类面对时间的腐蚀而无能为力进行哀叹，那么到了《寂寞的十七岁》及《孽子》中，白先勇的创作心态则“由年轻人水仙花般的自我渐臻以悲天悯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则超越时空的约束，直面那些少年的边缘人生，深入这些少男的内心，去动态地体察这一群过早地承担了太多的情感负荷的灵魂，以及这群灵魂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他的视角也从人类在时间流逝下的无奈逐步转变为人类在自己修建的道德壁垒下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生存困境的悖论中去。 二 《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人公使整个作品笼罩着一股滞重的压抑。杨云峰的叙述语气冷静得甚至有些麻木，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这种冷静的声音下炙热的激情。弥漫在作品中的压抑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冷漠与强烈感情的对立。杨云峰如同一个内心焚烧着情感渴求的烈火而外表则裹着一件冻僵了的棉衣的情感流浪儿，在家族学校和社会之间渴切而谨慎地探寻着情感的归宿。杨云峰在学校功课不好，感情上却早熟，这种极度的矛盾反差几乎命定地决定了他和他的父母在情感上有着深刻而又厚重的隔膜。他的父母在他的功课上越是用尽心力，他对父母的情感期待也就越趋于浓重的失望，觉得他们“老不大懂得人家”。因为学业不精在家也备受冷落，甚至是只能自己跟自己打电话来消磨时间，“我会这样自言自语拿着听筒讲个个把钟头，有一次给小弟撞见了，他说我有神经病，其实我只是闷得慌，闹着玩罢了……你说叫我跟谁去说话，只有跟自己瞎聊了。不要笑话我，我跟我自己真的说得有滋有味呢。” 在家里和父母在情感上难以沟通，学校对杨云峰来说也不是一个情感依归的所在，余三角这些老师对他的当众嘲讽，同学因为他那“孤怪”的脾气和多少有些女性化的气质，成了他们争相欺侮他的借口。上体育课摔破鼻子后魏伯飏对他体贴人微的关怀，虽曾使他在魏伯飏的身上寻找到了情感的安慰,可也最终在同学们“讲得很难听”的压力下而失去了。而唐爱丽对他原本就是一种“欲”的游戏，当他以一种诚挚的情感回报时，换来的只能是轻浮的讪笑和粗暴的践踏。这一切都使得杨云峰虽置身同学之中却如同独处旷野，涌动在内心的情感巨流依然无处流泄，他还是只能一个人“独来独往”，沉浸在寂寞之中。 在台北新公园游荡时他遇到的那个中年男人，使他对“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甚觉懊恼，甚至使他“简直烦得不想活了”。当杨云峰因为感情的四处求解而碰壁时，悲哀地喊出:“你不晓得我的悲哀有多深”，“我没有别的地方去”时，谁都会从这种喊声中感到深深的战栗。在最终意义上，他的情感依然无所寄寓。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都认为杨云峰表现出的对同班同学魏伯飏异乎寻常的依恋，以及在与新公园的陌生男子的行为是由于杨云峰的同性恋倾向，对此笔者并不赞同。上述两点行为只能说明杨云峰的确是情感寂寞得几乎绝望，如同溺水窒息的人不肯放弃身边的任何一根可以脱离寂寞的稻草，“我晓得我不讨人喜欢，脾气太过孤怪。没有什么人肯跟我好，只要有人肯对我有一点好处，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来给他才好”,而不能据此就判定杨云峰的同性恋倾向。杨云峰只是一个与家庭，学校的优等生规范格格不入而遭遗弃的边缘少年。 《寂寞的十七岁》中，白先勇对杨云峰情感世界的呈现，揭示了白先勇对产生杨云峰这种情感寂寞和堕落行为的社会根源的思考。十七岁作为青春期特征最为明显的人生阶段，对寂寞的深切感受和对情感的不竭渴求应是处于这一时期的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而从杨云峰的经历来看，在家庭学校这些最该给人情感温暖的地方，恰恰是造成杨云峰内心苦闷和情感寂寞的主要源头。当每个人都在一个不相同的成长形态和成长轨迹走向社会的时候，社会却总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要求和塑造着不同的个体。在这种“划一”的规范要求下，像杨云峰这样情感细腻特殊却功课较差的少年，命定了要遭受到社会要求（在家里功课好就是父母的“争气”孩子）和自己的情感要求的双重挤压。情感欲望的内在驱力，与欲望对象冷漠无情所构成的灵魂深处的巨大悲哀，投注在杨云峰身上，以及他所象征的社会弱势群体身上。《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第一次正面地从社会学角度对边缘少年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和剖白。在采访中他也自称“我就是觉得marginal man（边缘人）最有意思,我最不会写中产阶级,‘典型’夫妇生活，可能我不擅于描写‘大多数’。” 如果说《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开始以社会边缘人角度对社会规范进行“情绪型反叛”的话，那么《孽子》就是他正式以同性恋群体为主体进行“心灵的独白与辩解”，来质疑权威社会的常理与道德的合理性。在作品中，笔者用“他们”这个词来指称书中的“孽子”们，这便指出了这些人物的特殊的性取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都已注定他们是特殊的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文化之外的他者。其中“同性恋也是人”的基本创作基调，展现了故事的主人公李青及其他几位十七岁上下的青春鸟被逐出家门流落街头，聚集在台北新公园的境况。这群以卖身为生的少年是边缘世界的边缘人，他们相互支撑取暖彼此认同，并建立起一种集体归属感来对抗外界的压迫，即便被传统社会归为异类，但在他们身上仍散发着人性的光芒。李青的弟娃情结贯穿全文，对赵英小弟小胖子和罗平的保护与疼爱是对弟娃无法表达和付出的爱的延续，也是从弱小的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身上反观自身后的怜悯和爱护。吴敏对瘫痪的张先生无怨无悔的照顾和料理，散发着最朴实的人性和情感。小玉拥有的反抗精神与自我意识，使他始终怀有理想与希望，并最终走出了新公园，进入了正常的社会轨道。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着可贵的理想和希望带来的生命力，这其中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的温暖。 这群与常人无异的群体，因为不同的性取向而遭到了以父权为代表的正统社会的放逐，《孽子》便是以李青被父亲逐出家门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为开篇的：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晴，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嗄哑地喊道：畜生！畜生！这个“放逐”的场面，是《孽子》中所要表现的主要思想的一个形象的浓缩和象征寓体，作品中逐步展开的故事发展，人物塑造和思想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这一场面的细节补充和观念推衍。大官王尚德在他的独子王夔龙和阿凤的事出来以后，不但把他送到美国，而且决绝得让他“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这道严厉而又残酷的放逐令，在王夔龙的内心深处“好像一道符咒”，使他在这道符咒的焚炼下永远难存心灵的安宁和平静，“永世不得超生”；傅卫在兵营与士兵苟合的事被父亲知道后，他连回台北见一面父亲的要求也被父亲严厉地驳回，于是开枪打烂自己的脸自杀；小玉也是因此被逐出了家门。正如李青所言：“我们公园里的人，见了面，什么都谈，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起也隐瞒了一大半，因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痛，说不出口的。”所以正如开篇的场面所预示的，父子冲突是小说的最本质的意义内涵，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一般意义上“父亲常常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教育者，因而是权威的纪律实施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与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身份相适应，父亲在中国社会也就每每被视为一种道德规范的体现者和实施者，而被赋予了某种远远超出它们社会身份本身的象征意义。而作品一开始就猛烈地凸现出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决裂，在根本上正是同性恋世界与普通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象征。父亲对李青的暴怒与放逐，实际意味着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对同性恋世界的难以容忍和坚决排斥。白先勇对此曾提到：“在《孽子》中我主要写父子关系，而父子关系又扩大为：父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对待下一辈子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父子间的冲突，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导致这种放逐和抛弃结局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李青的功课不好———当初杨云峰（《寂寞的十七岁》）的父亲就每每因其功课不好而怒斥他低能；似乎也不是因为他在社会上像杜志新那样入了小台胞之流———他对泡女孩上咖啡馆几乎没兴趣；而是因为他与人发生了同性的“猥亵行为”。因此，李青对社会的触犯不是政治也不是法律的，而只是一种道德的。他们遭到社会道德的规范下形成的整个社会的放逐，在根本上是一种“道德的放逐”；他们在社会中感受到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巨大的压力，根本上也是一种“道德的压力”，而社会的道德力量也正是通过父亲们而找到了在李青们身上发生影响的最直接的作用形态。这便使得其与父辈的矛盾更加难有调和的可能———那不仅是父子之间的冲突和决裂个案，而是在“道德”参照下的原则分野。 这种压抑的社会现实，使得这群孩子在情感的理解上困难重重，如果说父亲对李青们的愤怒和不容尚有社会道德观念为其后盾，使他们有着理直气壮的理由对李青们加以拒斥和压迫，那么当李青们以他们独特的情感特征和形象形态存在于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时候，他们想要在这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又与他们不尽相同的社会中站稳脚跟，那他们也得为自己的生存权益寻找到正当的理由。而白先勇把它归结为“血里带来的”。正如《孽子》中那个“白发白眉”、颇有些“仙风道骨”的郭老一再强调的:“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的血里头带着这股野劲儿”，“就象这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白先勇的心声。他在《孽子》中反复提及“孽”字,“罪孽”、“冤孽”“造孽”、“孽缘”、“妖孽”、“孽龙”等等,在这里白先勇把“人性无法超越、无法根除,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归结为“孽”。在《孽子》中,“孽”直接隐喻着李青们与生俱来的同性恋倾向和因这种倾向而导致的对以父亲为象征的传统道德观的必然背叛。而这种情感性向不是他们能够自主选择的,却是他们难以人为摆脱的,这是冥冥之中一股神秘的力量主宰,是李青们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个隐喻深深地传达出作者对同性恋者的同情与悲悯,为同性恋也是人、有正当生存的权利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理由。但孽子们却也固守着和他们这个主流社会共同的一个认知，即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边缘身份。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抛弃，自身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但是他们却大多根深蒂固地受着主流意志的禁锢，也认同他们是罪恶的化身，因此在情感上他们也将自己逼到角落。但正如白先勇所说的“不存在一个道德的客观标准，道德标准是由人的主观性的自由选择所决定”，所以孽子们的悲剧也在于运用了别人的评判标准尺度和标准，他们自己不是单纯地放弃了自己的标准而是完全地屈服和顺从了主流的标准，因此他们活得很心虚，不能理直气壮地生活本身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三 我们发现从《寂寞的十七岁》到《孽子》，从杨云峰是因为不符合家庭学校标准的“差生”而被漠视到以李青为代表的青春鸟们因为不符合传统道德的性倾向，而遭到家庭与社会的集体放逐，无不体现了在大的道德及社会背景下，不符合传统规范或优秀准则的小人物被逐步排斥走向边缘化甚至遭到故意抹去集体生存痕迹的境遇，直至将其彻底封杀。这种由大多数意志决定的社会道德在孽子中遭到了质疑，但它所造成的生存困境却是实实在在无法忽视的，这种不人道的道德导致了人性的种种苦厄和悲凉，苍白和无力，在人的生存时空的有限性中，在人挣扎的无效性中，在人与生俱来的种种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不可能实现中，人性的软弱无力无疑在这种无奈和失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自此，白先勇的有关寂寞的十七岁少年的意象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边缘少年身上，而是过渡成了一种宽广的永恒的人性。如果说，《月梦》、《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为代表的十七岁意象讨论了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无法永保青春而引起的万古常恨的困境，那么，《寂寞的十七岁》与《孽子》则将视野缩小为在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种种的冲突，构成了复杂的人性。而形形色色的各式人物身上其实寄寓着共同的人性———即挥之不去、如影随形的无奈和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不仅仅存在于边缘人物的身上，也存在于一般的普通人的内心。 在白先勇的创作后期，这种情感困境的感性思考便转化为对造成这种困境原因的理性的追寻与反思，于是发现原本规范人之为人的道德，成为了制约人自身自由发展的一条铁链。杨云峰李青们的人生悲剧，根本上正是因了这种道德的桎梏所致，而人在道德的重压下所显露出的或矛盾，或冷漠，或迷惘，或凄凉的种种柔弱和苍白，不正表明人的生存形态因着道德的强力作用而也显现出某种窘迫和困顿？如果说人类在情感历史命运这些客观外力前面对自己的生存形态表现出无能和无力，那么在道德这种人为因素的压迫下，他们也同样显现出了人类的失控和无奈。白先勇通过寂寞的十七岁少年的意象揭示了人类情感世界的窘迫和困境，这后面牵引着的思想内涵其实是：在情感的渴求的艰难中昭示出人类的生存状态———虽有着互相沟通的愿望却总是难以实现彼此的沟通。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白先勇将“人是孤独”的人生命题，做了艺术化的诠释，个体的情感困境超越其本身，成为人整个生存困境的一种情感角度的表现。 蔡克健：《访问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台湾尔雅出版社1976年版，第463页。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青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蔡克健：《访问白先勇》，《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47页。 王晋民：《白先勇文集·序二》,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原载：《华文文学》2009/02 原载：《华文文学》2009/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