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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已经尘埃落定。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共五部小说荣获桂冠。特别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初选并没有入围，而是通过补充提名竟然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其与社会现实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本文试从“三贴近”入手，谈谈近年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 一 现实，既指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即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想的总和，又指现有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即作为合乎规律的存在。文学要面对现实，就应该面对当今社会客观存在的事物。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1]。这个“三贴近”就是我们今天文学创作面对的最大现实。 所谓“三贴近”，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它是推动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南，是找准解决当今文学创作存在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能为文学创作开创新局面奠定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抓住了“三贴近”，文学创作就能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写出特色，写出风格，更好地实现用科学发展观引导人。抓住了“三贴近”，文学创作就能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新的创造，使创作紧紧围绕广大群众的生活、思想、情感实际讴歌抒发，更好地实现用真挚的情感感染人。抓住了“三贴近”，就能在文学创作中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更加可亲可信，入情入理，更好地实现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抓住了“三贴近”，就能把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结合起来，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好地实现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只有做到“三贴近”，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才能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落到实处。只有做到“三贴近”，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才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和火热的现实生活，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落到实处。只有做到“三贴近”，才能使我们的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扎根现实生活，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把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落到实处。 现实题材文学创作迫切需要贯彻“三贴近”，这是现实的要求，时代的呼唤，理论的深化。因此，从文学创作上来讲，“贴近实际”，就是要贴近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贴近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最大的实际；就是要求我们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文学创作更加具体、实在、扎实、深入；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学创作贴近群众的实际接受能力，形成与现阶段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不能盲目地超越现实，也不能迎合某些时尚，落后于急速发展的现实。“贴近生活”，则是指文学家“艺术要上去，生活要下去”，要风雨同舟地深入到社会生活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跟上生活变化的新节奏，传递生活的新信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这种“贴近”，是一种融入、一种汲取、一种服务、一种引导。它表明文学创作要始终把视点对准真实的生活，关注那些朴素平凡的细节，聚焦那些丰富多彩的场景，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提炼生动的人和事，使创作更加入情入理，更加洋溢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它重点强调的是文学家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反映群众疾苦，体现群众意愿。民众关注的东西，文学家和理论家要格外关注。要把自己的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更好地成为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代言人。“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一至理名言，也应成为文学创作和理论阐释在内容、方法、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上的座右铭。 二 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现实题材生活的作品得到相当的重视。第一届六部获奖作品，就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四部现实题材作品获奖；第二届三部获奖作品，就有《沉重的翅膀》、《钟鼓楼》二部现实题材作品获奖；第三届五部作品获奖，就有《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二部现实题材作品获奖。然而，由于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乡村和城市的人际关系大幅变动，新的矛盾和冲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人们的精神和感情生活也涌现巨大的动荡和变异，各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生活中互相冲撞并展现各自的特色。特别是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原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思想，以及人们的情感，都出现了新的波澜。尽管我们仍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转型，令人眼花缭乱，也给作家认识生活的波涌，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不少作家在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不免感到困惑和迷惘，甚至视描写当代现实为畏途。于是，自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后，写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佳作难觅。以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唯一一部获奖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中没有一部农村题材作品。 自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以后，一股关注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春风便扑面而来，一大批作家迎难而上，勇敢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于是，读者又能看到迅速反映现实变动的作品被创作和出版，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尽管也有主张长篇小说创作应有更长的时间酝酿，使得作家对生活能够充分地把握和消化。但毕竟有些敏锐的作家能够相当迅速地反映正在前进的生活及其涌现的新的矛盾、新的人物。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整个评奖活动来看，现实题材长篇佳作难觅的现象得到改观。比如获奖作品《英雄时代》的涌现，就既得力于它反映生活场景的广阔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突出，也得力于它揭示的思想主题的丰富时代内涵和多重意义。在迅速反映当代生活前进脉搏的作家行列里，柳建伟是近年表现相当突出的长篇小说作家，他曾写过《北方城廓》、《突出重围》等有影响的长篇。《英雄时代》应该说是他的一个新的突破：从地方和军队走出，以宏大的格局和开阔的视野走向关系国家历史前途更具意义的体制思考。新时期我国社会生活的转型必然使人们的命运和性格产生新的变化。许多过去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在新的作品中出现了。他们不能不有自己的新的典型意义。《英雄时代》中的史天雄、陆成伟两兄弟就是。小说以宏阔的视野，烛照现实生活改革激流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从高层领导写到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展开富于时代特征的历史画卷，表现了作家把握急剧变化的现实律动的敏锐和才华。两兄弟都是高干子弟，生于战火中，长在和平环境里。但父母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却使他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哥哥史天雄因为是烈士遗孤被收养，养父养母都给予更多的爱，更多的要求和期待，他受到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使他始终不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尽管他的家境足以保证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但他却毅然从副司长的高位退下去，去担任一家民营百货公司的经理，以实现他对所有制改革的抱负；使股份制的民营企业成为富于活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的形式。其中虽有爱情纠葛的感情成分，但为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而奋斗却是他的行为的主要动机。他是利他主义者。所以，后来他又能听从党的召唤，去接手濒于破产的国营企业集团的重组和求生的艰巨领导任务。他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合格接班人。《英雄时代》中的弟弟陆成伟由于父母的放松乃至放纵，又被送到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完全成为利己主义者，甚至贪得无厌，惟利是图，道德败坏，不择手段，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两类高干子弟，在现实生活中都确实存在。后者作为新时期的暴富者，他们是走向共产党对立面的另类，是依靠父荫的噬父者。其警示意义尤发人深思!小说既是改革洪流中理想者的赞歌，也是啃吞人民果实的社会蛀虫的葬曲!它实际上还提出了当今时代究竟谁是英雄的主题。英雄总是时代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也是先进文化理想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现实生活矛盾错综复杂，人们思想价值取向走向多元的情况下，作者能够清醒地把握时代的典型环境，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将主要的笔墨用于塑造史天雄这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的血肉丰满的形象.正足以说明小说所达到的难能可贵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篇目中，还有许多现实题材的入围作品，都在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方面，展示出了独特的风采。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提出了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一过于集中的权力可能引发的社会效果。小说写这样的权力哪怕掌握在一位好的市委书记手中，也会产生何等负面的影响!齐全盛书记尽管自己廉洁奉公，作风正派，辛勤工作，并无私心，堪称难得的好干部。但人们阿谀他、奉承他、也蒙蔽他，为他的女儿安排要津，为他的夫人白送股票，几个他所信赖的干部内外勾结，腐化堕落，几乎搞垮这个市的重要企业，激起广大群众的不满甚至动乱。而他的政治对手、妄图取而代之的女市长赵芬芳，也在他的眼皮底下阳奉阴违，里外其手，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要不是省委书记和新来的工作组长兼市委副书记正派和实事求是，他几乎就要陷于难以洗清的冤屈之中。小说的艺术描写虽有不够精致之处，但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情节也波澜起伏，悬念迭出，紧紧地抓住了读者。另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好作品，是军人作家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它描写一位老将军周汉和他的三个儿子南征、东进、和平。老大、老二是军官，小儿子和平是商人。他们不但存在性格的差异，还各有不同的人生追求。老将军卧病不起，怀念他长征中已牺牲的战友油娃子和他一生战斗中收藏的装在铁皮箱里的枪。惟利是图的小儿子为与美国商人达成一项交易，想拿起父亲的一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缴获的短枪送给美商，却被老爷子拒绝；老将军去世后他还想趁机取去，又被两个哥哥所拒，不得不悻悻离去。而身为军区机关处长的大哥为了自己升迁也创造条件帮当团长的二弟升迁，不惜劝说东进掩盖该团发生的一件事故，等于制造假的“先进典型”，却被东进所拒绝。小说相当丰满地创造了老二东进正直刚毅、严于责己、自尊而固执的现代军人的进取形象。否定了小弟和平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对大哥也给予善意的批评。从而为老一代革命者提出培养怎样的接班人这个严肃的问题，也向年青一代提出怎样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的问题。小说还写到政委黄振中和他的女儿黄妮娜、老鞋匠魏驼子和他的儿子、后来当了军分区司令的魏明坤等其他的人物，写到亲情、爱情、友情的种种纠葛，以衬托周汉和周东进两父子的高大军人形象。这部和平时期的军歌，虽然小说的题旨和格局略嫌狭小，但几条线索却在构思中开阖自如，描写各种场面也游刃有余，语言简洁有力，明快中透出刚劲!它体现了和平时期的军歌的一种创作趋势，即把军队生活与社会生活交织起来描写，以显现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厚实的容量。再有一部反映当代改革开放并涉及官场的作品是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这部小说以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偏隅县份如何在新的县委书记邝健童的带领下，通过改革和引资，使城乡旧貌换新颜的故事，把事业的发展和爱情的挫折，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野心家的破坏，以及官场上下的复杂关系都交织在一起，还把情节和人物引向香港的商界和澳门的黑社会，使得小说所展现的生活波澜更见广阔和多姿，更能反映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的特色。小说后半的情节虽有过于戏剧化之嫌，但其主要成就则是塑造了一个迎难而上，敢于负责，有胆有识，不惜背水一战，却功成身退的县委书记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在现实题材中农村的变化和“三农”问题更是全国关注的重心。对农村生活的描绘，历来是我国新文学作家倾注最多心力的方面。此次入围的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几部作品中，孙惠芬的《歇马山庄》、雪漠的《大漠祭》、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黄国荣的《乡谣》都给人较深的印象。《歇马山庄》在乡村改革开放的新背景下，着力写一山村女子月月在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爱情婚姻纠葛中，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所经历的感情生活和人生追求的嬗变。她舍弃平庸的又无法满足她的性要求的丈夫，爱上了一个力图改变农村面貌和自己命运一样的刚健男子，在与丈夫离异后又不能与使她受孕的新欢结合，堕胎后决心凄苦地陪伴母亲独立生活。小说还写了月月的公公林治帮、丈夫国军、情人买子、罪犯虎爪子、人民代表古本来等许多人物及其不同的命运，烘托出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复杂变化。而它在农村题材作品中的突破，主要在于以极有特色的语言对月月的内心世界做了非常细腻和深致的描写，反映了新时期农村女性从男权社会获得解放的艰难而曲折的感情历程，从而使小说为维护女性的尊严、独立和幸福追求发出自己的深切呼唤!小说的不足是对农村变革缺乏有力的描写，未能更深刻地揭示林月月所以能挣脱旧的社会关系和旧的思想羁绊的历史助力。 《天高地厚》则突出刻画了一个农民荣汉俊在新时期如何从落拓中崛起，成为干部，成为乡镇企业家，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展开他的“创业史”和他的复杂的性格与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小说还描画出两个乡村青年女性鲍真和荣荣如何进城打工又回乡创业，不怕蒙羞，不屈不挠地为美好的爱情和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的坚韧历程。全书既反映了这些年我国农村所产生的新变化新气象，也提出新干部、新的共产党员企业家如何提高思想素质，树立正确理想，保持先进性的新问题。小说的语言富于冀东的风土韵味，只是情节和细节略嫌臃肿。 雪漠的《大漠祭》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作者以大西北粗犷的具有浓郁乡土气韵的语言叙事，主要通过一家农民的命运，把农村男女贫困的生活、疾病的灾厄和精神的愚昧以及他们为摆脱困境而作的挣扎和奋争极其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令人心灵为之颤栗!小说对西北高原和大漠所做的逼真描写，加上穿插其中的段段民歌《花儿》，构成了一幅幅油画般充盈诗情的雄奇图卷，让读者不能不感叹作者的才华!这是一部严酷逼近作者生活体验的作品，而其局限也在于过于拘泥实地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体验，缺乏视野更广阔的典型概括。黄国荣的《乡谣》则富有江南乡土文化韵味。诚如作家周大新所说：“作者以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深刻了解，写得从容自如，如同把一幅又一幅江南农村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2]小说展开从解放前到今天农村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且是透过二祥的心灵感受去写这种变化，从而突出地刻画了汪二祥这样一个憨厚、善良不乏精细的中间型的农民形象。 三 长篇小说创作要积极面对现实，就是作家要自觉注意文学发展的变化、动态，既自觉进行小说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又主动注视文体特性的变异与创新。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来观察近年的现实题材小说创作，都能感受到这种时代特色的凸现。 第一，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作品成为主流。“三贴近”的实质是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他们所从事的实际斗争。现实生活包括历史的和当今的，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是文学灵感所由生发的丰腴土壤。离开丰富的现实生活，要写出具有丰厚内容的作品是很难的。应当说，近年大量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大多深深扎根于不同的生活土壤中，即使充盈想象、虚构性很强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根据。当代我国文学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强调作家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种号召，当文艺还脱离人民大众时并非没有必要。固然人民的范围不仅仅是指工农兵，但毕竟任何时候工农兵都构成人民的主体。新时期以来我们强调文艺应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包括为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各个阶层的群众服务，不但文艺应该表现他们的广泛的生活，也要满足他们多种多样的审美需求。这自然都是正确的。可是，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生活产生的重大变化，有相当多的文艺作品脱离了工农兵，甚至完全淡化广大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时代背景，只写男欢女爱，纸迷金醉，乃或走向“下半身写作”，以致引起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不满。所以，“三贴近”口号的提出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绝对权力》、《天高地厚》、《歇马山庄》、《大漠祭》之类的作品不仅贴近群众的生活，而且贴近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实际问题。可见，“三贴近”无疑是强调直面当下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充满阳光和绿叶的理想主义，精神，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宏大叙事。在相当一些人背对现实、躲避理想、消解宏大叙事营造文学的俗气的时候，柳建伟却给我们奉献出大气磅薄、生机盎然的《英雄时代》。这不仅是净化读者心灵，而且是净化文坛的绿色文学。《英雄时代》以中国1998年的政治、经济宏观格局为叙事语境，正面表现了党和政府在党的十五大关于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但它与过去的必然性叙事模式有别的是，作者采取了一种与必然性叙事不同的过程性和可能性的叙事方式。小说并没有按照传统模式表现实行这些政策之后的必然性辉煌，而是正面描写实施这些政策引发全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状况，用一种宏观视角广阔地再现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叙写出这一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小说尖锐地展示了旧有国有企业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局面的弊端，廉洁奉公的陆承业没有挽救红太阳集团的衰败，能干老练的王传志贪污受贿陷天宇集团于不利，陆川县的各种小型国有企业在亏损中被民营老板陆承伟悉数收购……而与市场经济同时出现的民营企业却在国有企业的颓势中崛起，如鱼得水，欢蹦乱跳：陆承伟的实业有限公司在短短的时间里，资产达到好几个亿。由几个下岗职工凑钱开设的都得利百货零售公司对国营百货公司造成严重威胁。就连两次下岗的毛小妹两次摆“一元小面”摊也免受生活的困窘……小说所描写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生存状况，是实际生活的真实情况。这部小说就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结出的硕果。 第二，突出地表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状态，同时主旋律也比较昂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就走向多元化，不仅题材和主题日益多元，形式和风格也日益多样。但在多元中突出主元，在多种音部的交响中突出主旋律，却不是很容易做到。往往顾及了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主旋律便显得不够突出。但对主旋律也不应做过于狭窄的理解。江泽民同志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3]这段话对主旋律的阐释是相当宽泛的。因而，不仅贴近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能够表现主旋律，即使历史题材，乃至幻想未来的作品，包括童话、寓言等题材和体裁异常广泛的作品也都有可能表现主旋律。在这届茅盾文学奖入围的长篇小说中，表现主旋律的作品很突出。像描写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种种弊端的《绝对权力》，再现珠三角改革开放前沿的《大江沉重》、画出农村改革开放历程中不同男女追求美好生活的苦涩与喜悦的《歇马山庄》，以及《天高地厚》、《大漠祭》等凸现时代矛盾冲突的脉动和人们充盈时代精神的奋斗的作品，自然堪称体现主旋律。而反映当前经济建设中寻求不同理想的《英雄时代》，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以作为人的善良之心，作为炎黄子孙的爱国之心，作为平民百姓的向往追求，作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以拥有这种多层次内涵的心灵世界，去直面现实，体察生活，体验民情，形成作家自己对中国当下状况、未来走向的切身感悟，以此作为对现实进行多元化、可能性叙述的价值准绳。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社会转型承受的负担。都得利公司和“一元面店”的出现，是这些下岗职工面对时代难题所作出的英雄壮举。1998年中国遭遇了特大洪水的袭击，都得利公司和员工心系灾民的真挚情感和员工王小丽未婚夫英勇殉难，王小丽及其未婚夫家里把两个年轻人准备结婚的9万元全部捐献给灾区的情节，必定会使读者深受感动。审美情感具有伦理的导向性。读者在接受情感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中国改革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中国前途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选择权最终在人民手里。承担着改革沉重负担，决定着改革命运的是人民，人民是真正的时代英雄。毛小妹、金月兰、王小丽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性人物形象。主人公史天雄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英雄的代表，只是因为他从毛小妹等人身上感悟到了人民在改革中的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小说结尾，史天雄将成为天宇和红太阳两个大型集团公司合并后的老总。而像史天雄这一类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又有运作资本实际能力的人，如果真正能够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法人，也有可能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下去，使市场经济前面戴上社会主义的桂冠。读者在柳建伟的艺术假定性中，看到的是现实生活的充满矛盾、扑朔迷离的人生世相，是现实发展趋向的多种可能性，更是一种充盈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第三，力求叙事艺术和语言做到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统一的创新。我国长篇小说在20世纪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是以大量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小说的现代技巧和文学语言特色为潮流的。从而使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张力得以大大扩充。这其间出现了两次过于欧化的弊端。 一次是“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以至引发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提倡，此后，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初的文学都沿此方向做出可贵的努力，包括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内。八九十年代由于中西文化又一次大规模撞击，“西化”之风又披靡于文坛，长篇小说也不例外，艺术上脱出五七十年代流行的窠臼，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里吸取了艺术构思和表现的种种新的技法，甚至语言上也再次欧化和拉美化，连“意识流”的呓语和无标点的长句都学来了。于是又产生了一批让读者读不太懂和许多段落干脆读不懂的作品。近年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乏在艺术上的创新，却鲜有让人读不懂或读不太懂的。因为它们的创新多顾及既现代化又民族化。像《歇马山庄》对农村女性心理的细微刻画，既兼西方心理小说之长，但语言又是十足中国化、乡土化的。《英雄时代》的宏大叙事在具体操作上具有个性特点，很有故事性、情节性，不少情节的编织十分精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在事业矛盾和个人情感纠葛交织的情节冲突里活动，构成了人物灵与肉、理想追求与世俗生活、精神狂欢与物质狂欢的立体性形象。我们知道，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受到解构以后，充满情感、感官愉快、欲望冲动的作品填充了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留下的空白。 这些有看点的作品，有其自身优势。在重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时，不能走传统作品纯粹精神追求的老路，而创新的一个途径就是吸收现代大众文化的感性狂欢特点，拥有精彩奇特、引人注目的情节。《英雄时代》里，主要男性人物史天雄和陆承伟，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与两个女人的特殊关系中，进行选择。史天雄离开副司长高位，到西平市都得利公司任职，有时代大叙事的浓墨重彩骨架，而这种抉择也不能说和20年前与金月兰相见恨晚的心痛无关。陆承伟的疯狂敛财、玩弄女人，是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禀性使然，同时也因为他对初恋情人求之不得的伤痛。陆承伟对都得利公司实行残酷的商战，既有企图拥有梅红雨的谋划成分，又有将史天雄挤回北京，维系姐姐陆小艺残败婚姻，维护陆家体面的因素。家族情愫、男女欲求、市场商机，交织结合在一起，构成好看的故事。这应当是柳建伟长篇小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因素。作家的这种思路从总体上说符合现时代公众的审美心理和欲求。当然，作家的探索还不能结束。感性狂欢的心理激发与时代宏大叙事的理性把握，还应当寻求更生动、更融洽的结合点，还应当具有更为深刻的激动人心的结合。小说结尾处，陆承伟因为顾双凤的堕落而引起的良心发现，使同情史天雄、金月兰以及梅红雨的读者心有所安，同时给中国改革的前途透露出希望。作者的用意是良好的，这个结尾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总让人感到情节的这种收束，在叙事上不够流畅。 注释： [1]《从“三贴近”入手改进和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求是》2003年第20期。 [2]《黄国荣和他的“日子三部曲”》，《乡瑶》，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3]《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3月7日。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