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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将近10年之后，张廷竹重出文坛，而且一出手就是两部分量沉甸甸的姊妹花式的长篇小说《大路朝天》和《盛世危情》。说它沉甸甸，不单单说这两部作品都具有40万字以上的规模，也不仅是说，它们的内涵充实丰满，拥有充足得要溢出来的生活含量；它还为我们的当今的文学创作，提出了若干富有启迪性的思考题。 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一部《红楼梦》，处处见真功。曹雪芹笔下的贾母，何等了得，不但是作为贾府最高的精神领袖和子孙后代的庇护者活跃在荣国府，她对流行的大众戏曲的评价也高出了当时的芸芸众生，直斥才子佳人、小人作祟的模式，千人一面，虚假可憎。张廷竹的近作《盛世危情》，不经意间也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一位省级领导人信口提到时下的“官场小说”，做出如下评述： “……这几天，我在读几本年轻人写的官场小说，作者在机关里呆过，把当官的写得个个心怀叵测。”他笑出声来。“我想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别一不小心成了他们笔下的贪官庸吏。不过”，他收敛了笑容说，“这些书的畅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至少说明群众对吏治腐致浮夸成风确实深恶痛绝么。” 这样的评价，显然地看到了“官场小说”的两面性，其一，是往往把官场中人都片面化、欲望化了，着意于揭示官场黑幕和权力斗争，其二，通过这些作品的畅销，看到了众多读者对这权力领域的关注和对各级执政者的企盼与失望。这样的思索，不单单是出自张廷竹的敏锐，更来自张廷竹深入宦海浮沉的切身感受。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我的判断不错，在当代著名作家中，张廷竹是“卷入现实”最为深入的一个。“卷入现实”一词，来自文学评论家周政保，一个“卷”字，非常生动非常有力道，把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表达得力透纸背，却也给作家提出了一个难以两全的怪题。通常而言，我们的文学体制所限，凡是能够写出几部优秀作品的作者，就都被各级作家协会搜罗去担当专业作家，不但身份变了，创作的心态也随之改变，然后就会一门心思想写出足以符合这种作家身份的甚至可以问鼎“茅盾文学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进入一种写作为了获奖、获奖然后被激励着进行新一轮写作的循环。即便是时下非常流行的到政府部门挂职，多不过是为了披上一层“羊皮”，更方便地开阔眼界、增加体验和搜集素材，而且为时不过几年，随时可以全身而退，很少是真正转换身份和心态地参与到其中，只能算是观察现实，很难说是真正称得上是“卷入现实”的。张廷竹的人生经历，却因为总是不安分不满足而变得丰富多彩，有其过人之处。80年代之前，他因为家庭“血统”之累，13岁就下乡当农民，后来在工厂当工人，当到了厂长助理，如果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他可能就会是90年代崛起的某个大企业家，进入富豪排行榜也未可期。但是，因为喜欢写作，他的小说在引人注目的同时，也曾经被当时的某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点名批评，而遭遇困境。好在时代变化了，那种一言九鼎地判定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命运的往事成为过去，作为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后代张廷竹在80年代被特招到部队当了专业作家，并且还幸运地踏上南疆战场，赶上了距今最为切近的一场局部战争，并且因为表现战争心态的《他在拂晓前死去》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后，作为最早接触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远征军题材的作家之一，张廷竹的《酋长营》等系列中篇，为他赢得新的声誉。按理说，他足以在部队创作室安居下去，优哉游哉地写下去或者就“泡”下去——那些带着作家桂冠却渐渐淡出文坛的，我们见得还算少吗?可是，张廷竹骨子里的折腾劲儿，似乎还没有消停下来，他先是到浙江省军区后勤部任职，几年之后，他又转业到了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政府部门，先是到台州担任副市长，在那里磕磕碰碰一番之后，铩羽而归的他又到省属大型企业担负领导职务，屈指算来，他转身于政坛和市场已经10年有余，至今仍然风尘仆仆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载浮载沉。看来，他是决心要做时代的弄潮儿，工、农、兵、学、商、政、党，各领域被他转了个遍。甚至，在我们几次见面的时候，他听谈论的，不再是时下仍然风风火火的文学创作，而是他所亲历的、让他刻骨铭心的政坛风云。这样的渗透了情感和心血的深刻体验，岂是那些到政府部门代职两三年、浅尝辄止者所能相比。诚如张廷竹所言，面对现实与文学，他所具有的是多重身份以及随之产生的对生活的深层底蕴的感知和思考，“经济并轨的时代也是思想开放的时代，当我们已经无法在艺术领域满足于对生活的浅层表现，而力图去发掘生活深层的思想底蕴，表现时代的发现和对未来的思考时，我更加感受到自己作为一名作家、或者官员、一位国有企业经营者所要承载的内容的空前复杂和沉重”[1]。这样的对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及其职责的自许和自励，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说得出的。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名作家在进行写作，这是每个作家都会自觉的情形，同时具有政府官员或者国企经营者的自觉意识和相关思考，在作家中就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如前所述，张廷竹成功地实现了从作家到政府官员和大型国企负责人的身份转换，但是，这种转换，并不像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那样轻松。据我所知，张廷竹写东西是出手很快的，也曾经是不甘落寞的一个热闹人；但是，自从他走上新的人生舞台之后，将近十年时间，他都远离文坛，一直沉潜在自己的新角色之中，尽心尽力尽责，不敢心有旁鹜，不敢为了文学而轻慢现实。恰逢90年代以来的大转型时期，文坛充满了新的喧嚣与骚动，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代有才人出，后浪推前浪，从消极的方面说是鱼龙混杂，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坛上星辰的升起和坠落周期都获得了空前的加速度。能够避开这曾经熟悉而且游戏得如鱼得水的文学环境，宁可暂时被人们遗忘和冷落，全力以赴地去另一块陌生的天地苦苦打拼，张廷竹从哪里获得了这种摆脱浮躁、从容应对的定力? 或许，这就是现实生活的迷人之处。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柏拉图所言，宁愿做诗人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想到列宁所言，与其去总结革命的经验，不如创造革命的经验。对于经常是与文字和书籍为伍的文人来说，遨游在思想的天空固然富有超越的美感，能够在现实中展示自己的才华，施展自己的抱负，似乎具有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伟大如孔老夫子，定六经，兴私学，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千秋大业，但是，他还要不顾路途劳顿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希求在现实中展现自己的治国长策。千古才人未尽情，何况是在“知行合一”中成长起来、一向注重实践性的中国文人呢。 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情至深时品自高，张廷竹的重出江湖，不但带来了新的作品，而且带来了新的创作路向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当下的关乎政坛风云的小说，大体有两种套路。一种是周梅森式的，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到《中国制造》和《国家公诉》，出现在省市两级的诸多干部，大都分为正反两极，径渭分明，围绕一个中，已事件，展开剧烈的几经曲折的斗争，最后，在握有更高一级权力的正义者的支持下，代表了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人们最终占据了上风，正义得到伸张，腐败者被严惩，光明的结局因为一再出现而显得有些廉价，不过，考量作者的用心，这正义力量的最后的一击，却成为前文对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例如《国家公诉》中所展示的休闲娱乐城中的惊人现象：一面是下岗矿工们为了生计到娱乐城为老板打工，一面是下岗矿工的妻子和女儿为了生计到这里来出卖肉体，与此同时，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者却在这娱乐城里尽情享乐。这种两极分化、贫富迥别的对比令人震惊。直到大火灾发生，为数众多的生命断送在这里。为了掩盖其失职和腐败，权势者竟然要让造成意外事故的下岗矿工承担蓄意纵火的罪名，草菅人命一至于此)得以在作品中予以彻底揭露并且可以顺利问世的护身符。这些作品的弊端则是在于，依靠权力和地位更高的“清官”支持而占据优势，固然与中国传统的对“青天大老爷”式的人物的企盼有着历史渊源，却也凸现出反腐败斗争的人为性的决定元素，哪里就能够经常有恰逢其时救苦救难的人间观世音菩萨?一种是王跃文式的，《国画》一出，跟者甚众，其后又有阎真的《沧浪之水》引人注目。此类作品仍然保持了两种力量、两种道德理念的较量和对比，不过，在这些作品中，占据上风的往往是那些随机应变、趋炎附势者，那些信守人格和操守却遭到排斥和冷落的、不合时宜因而坐冷板凳的人物，则往往成为后来人的前车之鉴，告诫他们及早转向跟风。作品大都描写在官场上随着阅历增长、道德日丧，学会卖身投靠和见风使舵，位置却不断得到提升的人物，顺着暴露黑幕的路子走。这两条路，前者被视作主旋律作品，容易得到宣传部门的奖掖，并且成为电视荧屏上的宠儿，获得大面积流传，后者则成为街头书摊上的主打书目，诚如前面引用过的张廷竹的那句评价，它们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抨击，对作品中的“成长”人物在良知与权势之间产生的选择的困惑，乃至对某些色情场景的渲染，都成为其吸引读者眼球的卖点，等而下之，却未免会流于以平庸抨击平庸，将批判和暴露变成某种玩味、欣赏和认同，哪怕是无奈的认同。 在《大路朝天》和《盛世危情》中，这样的黑白分明、两军对垒的模式被消解，而是更多地呈现出现实生活的混沌状态，沧海横流，紊乱无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活并不就是截然两分的对阵和博弈，人物也不是地位明确、有进无退的棋盘上的棋子。《大路朝天》和《盛世危情》中，并没有什么一言以重九鼎的拍板者，甚至也很难确定谁是作品中的第一、第二号主角，而是以众多人物的各自表演，构成一台纵横捭阖、经纬交织的世相图，或者说，是大转折时代的“清明上河图”。虽然说主要人物都有着不同的色彩，作者的褒贬也不加掩饰，但是，这种色彩和相关褒贬，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不是一以贯之的。甚至可以说，在主要人物中，很少有什么人是彻头彻尾的坏人或者腐败分子，在作品中，也没有一条脉络清晰、一贯到底的相互斗争主线。这大约就是恩格斯所言，历史中的每个人物，都在按照自己的追求动机进行活动，但是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各种力量各种路向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种合力，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这样的态势，远远比那些一味强化正邪两种力量的对比和冲突，并且以明显的胜败成毁的结局交代读者，要复杂和困难了许多。 在《大路朝天》中，故事的脉络，是从一座民办的小型化工企业在20年间的发展演变为贯穿线索，引发出与这一企业有各种利益和感情关系的一干人等：当年的下乡知青，如今的志强集团老总王志强，企业的另一创办人、因为父亲被政府镇压而遭受厄运、多年靠捡破烂为生的肖复业，企图插手志强集团谋求自己的经济收益的南江投资有限集团老总南妮，以及随之陆续登场亮相的政坛人物：林克难，志强集团另一位创办人成逸行的儿子，先是担任金港市军分区司令员，转业后任职分管产业结构调整的省经贸委副主任；任本善，金港市市长，南妮的大学同学和现在的情人兼政治后台；肖长福，当年曾经担任解放后的第一任区长，却因为内部整肃面临灭顶之灾，不得不挺而走险远走海外，如今回乡投资兴业，同时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唯一亲人女儿……作品中的主要冲突之一，是代表具有建设性眼光和人文关怀的先进眼光的林克难，为了环境保护和民众健康，呼吁关闭工艺落后、造成严重污染的中小企业，以及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大声疾呼要关注基层党建的现状，与他必须面对的重重阻碍和权力争夺进行对抗。虽然说，任本善作为位置高于他的市长大人，曾经拒绝了省里让林克难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设想，但是，在许多时候，他并不就是林克难的主要斗争对象，林克难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许多年间只顾抓经济指标和GDP导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惨痛现实，是多种力量折冲砥荡形成的积重难返难以逆转的恶果。而且，在艰辛的拼搏中，正反两派人物各有得分也有失分，却没有明显的胜负结局。同时，王志强、肖复业和冷铁三位民营企业家的各自道路选择和心灵历程，任本善在妻子国育儿和情人南妮之间的周旋应对，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人生之旅，都构成了作品的经线和纬线。作品中真正十恶不赦的，只有作为次要而又次要的那位县级市的商会会长王某人，当地黑恶势力与权力勾结的首犯，但与他相关的有关情节不过是一些穿插的过场，而不是那种在别的作品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关节点。 《盛世危情》《大路朝天》，同样讲的是金港几年之后的故事，人物和情节都有关联性，现任市长陈清廉，比其前任任本善，要收敛许多，他对于贪婪无度、到处插手当地权力和经济分配的妻子朱芸，是有所觉察乃至警惕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也能做出合乎情景需要的正确决断。朱芸的表妹、一度与陈清廉情投意合结为情人的朱小初，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兴风作浪，利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快速聚敛财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自有其可鄙的一面，但是，她对陈清廉的痴情可圈可点，而且在接近了林雅琴等人之后，开始迷途知返，用实际行动为自己赎罪。身为常务副市长的张明远，和林克难一样，都有着长期在部队任职的经历，不过，他的位置不同，作为也不同，在面临信用社发生挤兑风潮的时候，在处理猝然爆发的SARS危机的危难时刻，他能够当机立断，断然处置，但是，在许多日常性的工作中，他的能力却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在作品中，最令人震惊的，一是当地的黑恶势力为了征收保护费而采取血腥手段，将拒绝接受其“保护”的台商孟小康挑断脚筋致残，一是因为经济犯罪入狱的前清泉市长邹明，在狱中被人蓄谋殴打致死，凶手竟然是一个因在该市的“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失去工作而心怀憎恨的下岗农工，一个因为衣食无着铤而走险的抢劫犯，这也就是作家坦陈在读者面前的“盛世危情”，一种在市场经济无序运作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造成的蓄积在社会底层的恶的形成和膨胀。《大路朝天》揭示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的掠夺和毁灭，《盛世危情》则凸现处在社会两极分化中心灵堤防的坍塌。后者围绕经济犯罪案件的侦破和抓捕的情节，比《大路朝天》要加重了许多分量，但是，《盛世危情》并不是什么新的“公案”类作品，一桩扑朔迷离的经济和黑社会犯罪案，它牵动了诸多人们的利害和情感，成为烛照出形形色色的世相的一缕追光。矛盾冲突被泛化了，它所覆盖的生活层面，却由此得到大面积的扩张，得到了更加贴近生活本原的文学显现。 三、“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张廷竹淡出文坛，足有十余年之久。经过相关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运作，张廷竹不仅适应了新的工作，他还在国内外接受过经济学课程培训，获得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在当代作家中，这恐怕是罕见的。而且，这还不是一个虚衔，只要阅读他的近作，就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具体而靠实的经济学细节。比如说，《大路朝天》中，长袖善舞的企业家肖复业，如何将一掷三千万元以支援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而为自己博得美誉和光环的豪举，与借机淘汰过时设备和关闭并且转移污染严重企业的谋略，策划得天衣无缝；比如说《盛世危情》中，靠山雄厚的朱小初在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击鼓传花式的资产置换时，怎样通过银行借贷、入资国企、债转股、托管和破产等一系列动作，将国有银行的2000万贷款缩水到只有200万元，其余统统划入自己的腰包，就足以令人大长见识，拍案称奇。就像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所言，在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表见出大转折时代法国社会全貌，即使是在经济学方面，巴尔扎克所提供的经济学细节，也比那些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要丰富得多。当然，张廷竹的新作中，除了经济学的细节，还有更高的层面，就是对中国的经济现状的深刻观察和思考。譬如说，2004年发生的郎顾论战，即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和科龙集团老总顾雏军关于该公司以小博大侵吞大量国有资产问题的争辩——说来可笑可叹，当时大陆当红经济学家出面力挺顾雏军的不在少数，孰料，为时不及一年，顾雏军就在证监会的追查中坠镫落马，还被科龙董事会免除其职务，却没有听到当年挺顾者或为自己开脱或者低头认错的任何言论。细检《大路朝天》，至少在该书写作和问世的2003年，张廷竹已经在思考并且犀利地揭露这种工厂改制即“国退民进”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作品中有一位国营水泥厂的老厂长，面对行将报废的水泥生产设备和被淘汰的立窑，慨然出价，作出维护国家利益丝毫不能受损的姿态，哪里想得到，在他意外出车祸死去后，新的接收者竟然在水泥仓库和立窑中发现了密密麻麻垛起来的水泥，在“高风亮节”背后，潜藏了巨骗巨贪的阴险。还有，针对所谓经营者持大股也就是将权力和发财机会都交付到少数企业管理者手中的难题，作品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让真正有能力有正气的人以大股东身份出任经理人，有关各方怎样精心策划、“曲线救国”。还有，当林克难担任负责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他所着眼的，不仅是此前他多次努力而为的治理环境污染的难题，而是高屋建瓴地在即将加入WTO的国际大环境下，通盘考虑新格局下的大发展问题，敢为天下先，并且因此得到国家经贸委的高度肯定。这样的经济眼光，让作品在深入展示现实的经济活动方面，具有别的作品所难以企及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优势之一吧。 对经济学细节和宏观经济的慧眼独具，证明着作家“卷入现实”的深度。当然，文学毕竟还是人学，还是要在人性的开掘和剖析上下功夫用力气。在这一点上，张廷竹的两部近作，也展现了开阔的襟怀，悲悯的目光。诚如张廷竹所言，作为一位饱尝沧海桑田滋味的作家，“带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尽量以平静的语言讲述时代的悲喜剧”[2]。因为深入，所以痛苦；因为理解，所以悲悯。据此考察，在《大路朝天》中出现国育儿和娟子两位经常到教堂中去寻求心灵宁静的中年女性，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盛世危情》中，国企资产管理者的文峰，对曾经进行过圈钱游戏的朱小初，慷慨陈词，晓以利害：“历史的转型期里，或者是无法可依或者是有法不依，扭曲了市场和市场里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自发私有化’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是个贬义词。……银行亏了也就是国家亏了，弱势群众生存的基础变得更加薄弱，作为新富阶层的朱总，您是否想过，邹明今天所遭遇到的一切，明天会在您或其他人身上再现?”这样的质问，对于某些死硬到底的暴发户可能无所触动，却也让有心人如朱小初者反躬自省扪心自问。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张廷竹对他笔下的人物的那种温情脉脉，和对他们能够迷途知返的殷切期盼。或许是在现实中看到了太多的邪恶和惩罚，看到了太多的以恶制恶，以怨报怨，张廷竹希望人们能够多一些沟通与和解，少一些势不两立的对抗搏杀，因而在作品中对许多腐败和邪恶者都有些笔下留情，给他们留下一条良知复萌、自我救赎的回头之路。杜甫诗云：“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张廷竹笔下的融融暖意，皎皎月色，惠及了他笔下的诸多善恶各异的人物。他所塑造的正面人物，林克难、王志强、肖长福、张明远、文峰们，朴实平常，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没有什么眩目的光环。他还塑造了一批从社会最底层打拼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无论他们是自觉还是环境所迫，他们在最初的创业阶段，程度不同地制造过环境污染或者玩弄过权钱交易，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更多的人间风霜之后，或者是幡然悔悟，如朱小初，愿意退出非法所得的利润，投身公益事业，对社会做出补偿；或者是亦正亦邪，如肖复业，曾经在从事废旧金属拆解业中给自己的家乡橘园村及相邻地区造成严重污染，却又在另一座村落屠岙村搞环境保护，发展绿色农业，在巧妙地将落后和行将淘汰的小企业转移到西部不发达地区，在善于联络和动用从北京到省里的各种人情资源的同时，也会慨然允诺以具体行动支持林克难的治理污染企业并且言行信果。在政坛上呼风唤雨而有污点的人物如陈清廉，在面对危难局面挺身而出的张明远的大义凛然时，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他想到自己也曾是个有过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现在却成了‘度君子之腹’的小人，他觉得难过、难堪和难以自拔的痛苦。是谁使他成了今天这般模样?他回答不出。人总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走到通街大道或悬崖峭壁时蓦然回首，踪迹犹在而退路已绝”。这样的感伤不足以让陈清廉痛改前非，却也警觉了他不可一味弄权博利，使他不至于彻底堕落。任本善呢，他和南妮的爱情，本来就有同学时期的前缘，后来，虽然他们是互相勾结，其安危相济始终不渝的真情款款却也有动人之处；南妮送他的一张存款单，本来已经使他构成犯罪事实，是富有见识的肖长福，用掉包计救他于悬崖边上，为他的回光返照，绝处逢生，留下一个豁口。就连王子云那样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在逃亡途中巧施妙计制造坠海而亡的假像，又在整容换形以后重新出现在金融市场上，但是，在遭遇到非典时期的不懈追踪，一名公安侦查员因为他而死亡，王子云终于良心发现，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主动交出犯罪证据，为生命画下深刻的从绝地上扬的一笔。 疾恶如仇，除恶务尽，这是一种鲜明的爱憎，充分表达出昂扬的正气。悲悯众生，普度天下，贝懦要佛陀和耶稣那样忘情忘我的廓大胸怀，需要写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那样宽恕一切仇恨的雨果的如椽巨笔。在当下，正气凛然、为民请命的作家已经非常值得尊敬，能够超越有限的功利道德判断，看到普天下众生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善善恶恶情情仇仇之上的灵魂超度，让这个已经充满乖戾凶暴之气的世界，得到一点舒缓和调谐，则需要更为卓然无尘的觉悟洞达和拳拳的关爱之情。现在还不能说，张廷竹的这两部近作已经达到这种极高的境界，但是朝向这种境界的坚韧而自觉的努力，无论如何是值得予以充分关注和充分肯定的。 注释： [1][2]张廷竹：《大路朝天·后记》，长征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