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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谭仲池的信：仲池市长：您好!自河南公出，归而见到您寄至《诗刊》的《打捞光明》，建国为此书出版下了功夫，而您在政务繁忙之中居然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部书稿，在让我震惊之余，还有许多感动：为文学，也为您自己。 您的书，虽为小说，但诗意盎然。譬如97页写的苏果与燕如的情爱，“世界上有一种亲情是在悲壮和苍凉中诞生和凝结、升华的……”写得十分精粹独到。类似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所以我说此书是诗意小说。当然，亦可视为“官员小说”，这指的是您的身份。总之，很有几分独特。 以文学为自己身心栖息地，大可心安!祝贺您! 洪波 2001年6月15日》 《打捞光明》是一部人生小说，也是一部政治小说，但主要是人生小说。由于作者是一位市长，加之作品的后半部也涉及到了反腐败的问题，这就可能使部分走马观花的读者和未曾看书、专事听闻的间接读者以为这纯粹就是一部反腐败的政治小说。其实，在小说所浓缩的从文革到改革的30年历史中，主人公夏朝华与蜕变的龙云帆在官场上的交往与矛盾直到全书情节的五分之三以后才开始的；在30年的社会变迁与人生沉浮中，龙云帆的堕落与党内用人方面的分歧，在小说中仅占很小的比例。作品铺排场面、推演情节，几乎全都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臧否人物、评说是非，也几乎全都是从观念形态方面着墨，落脚在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悟上。与其说这是一部社会生活小说，不如说是一部思想小说，作品所表达的主要是作者对人生与现实社会进行理性思考后的思想成果；与其说是一部改革题材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道德题材小说，作品所着重回答的是人应当怎样立身行事，怎样为官、为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主要表达的是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 人生的话题，是一个与人类文明相始终的永恒的话题，关于它的神思妙悟、警句格言，何止万千!但对任何个人来说，生命都只能是一次。别人的人生经验只有经过自身的生命体验才会真真切切，有血有肉。所以，聪明人把人生当作一本大书，总是反复咀嚼，细细品评。而聪明人中又是大有不同的，贤者记下自己的经历与体验，烛照他人，教化后世；不屑于做此事者只求索取，不求赐予。为此，我们正可以把谭仲池的小说《打捞光明》当成他记录社会人生真实和思想成果的人生日记来阅读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和人生的根本体验。这体验是什么呢？作者借作品中省纪委书记寒玉冰之口说道：“比较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当然好。但有一条，就是要把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与现实工作和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歌德就说过，你要欣赏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增添价值。”正是在这个闪光思想的启迪下，夏朝华顿时“觉得眼前透出了一片光明的世界。”联系到作者另一处引述的泰戈尔的话“我已经用眼睛和双臂拥吻了这个世界———我已经用思想淹没了它的夜晚，直到世界与我的生命合而为一。我爱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与我织成一体的天上的光明”，作品的题旨再明显不过的了：“光明”，指的就是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而不是社会的光明面与黑暗面的问题。书名“打捞光明”，就是“努力实现科学的、进步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它不容许偷懒的读者望文生义，误指为“肌体出现腐败，现实布满黑暗，光明已经沉沦；我们必须奋然而起，反对腐败，打捞光明，驱除黑暗。”如果硬要把一个深邃的人生主题完全归为政治主题，那除了可以迎合部分读者特定的心理需要之外，剩下的就只是遗憾了。 夏朝华就是一个“打捞光明”，努力实现进步的人生理想，实现科学的人生价值的典型。他出身农村，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并不自卑自贱，他正正当当、踏踏实实过生活。对下放来农村、身处逆境仍痴心不改，专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寒玉冰、龙昌俭、慕雪等老干部，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相互之间有一种潜在的亲和力。人虽年少，但明理知事，正直稳重，好学上进。引瀑灌田，牛棚读书，都留有他活泼的身影。他大学毕业后遇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人生，在他面前如同铺开了的一张白纸，任凭他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由村长、镇长、县长直至琴江市市长。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关键不在于他处于何种位置，而在于他如何到达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到底干了些什么。爱迪生说：“我始终不愿放弃我的奋斗生活，我极端重视由奋斗得来的经验，尤其是战胜困难后所得的愉快，一个人要先经过困难，然后踏进顺境，才觉得受用、舒适。”夏朝华正是一个善于从个人奋斗和他人失误中总结经验而步入平坦的人。他当了琴江市市长，位置更高，责任更重大，一方面一如既往，扎扎实实做好事，办实事，另一方面眼界更开阔，思考的问题更深刻更带全局性了。他认为，中国一直是以“道”为先，以“民”为本，以“德”为治的国度，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在“道”“民”“德”中参杂了许多封建糟粕，呈现出虚伪性、虚假性；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的大潮和西方思想观念都来得异常迅猛，道与德的许多旧藩篱被迅速冲破，新标准的建立与认可，又缺乏足够的循序过渡的时间，这就造成了道与德的某些真空地带，造成了一批道德空白的精神脆弱者。于是，在“利”的大门洞开，“欲”的势力膨胀下，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鼓吹低级庸俗、投机逐利、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嘲笑崇高、否定社会职守、甚至为人性的堕落制造合理性的畸形文化形态。这种畸形文化形态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两种文化糟粕合流与合谋的结果。反腐败，就是要从最根本点上来反，那就是：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说，尽一切可能剔除中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揉合中西文化的精华，重新构建中国的精神结构，建立科学的严谨的经济秩序，完善新的体制，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夏朝华关于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政治认识，多从人生态度与意义的思考中得出的，具体地说，是从龙云帆的蜕变、崇尚明的变化的思考中得出的。此时的夏朝华，作为琴江市市长的夏朝华，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 由于作品并不从政治层面着笔，夏朝华的人生画图，更多的是从爱情、婚姻、家庭诸关系中，从道德层面展开的。夏朝华在作品中，首先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有事业，还有丰富健康的感情生活和复杂的爱情纠葛。不但夏朝华是这样，作品几乎所有的男人形象都是这样；不但男人是这样，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女人也都是这样。作品的情节在夏与龙两个男人的事业线和爱情线上同时铺开，在夏、苏、寒、龙四个家庭，三对男人与女人的情感纠葛中滚动式前进。这当然并非为结构的复杂，而是为了全面地、真实地、深刻而丰富地展示出当代人的人生轨迹，让作者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成果更精彩地寓于情节与场面之中。当爱情仅限于情和欲的满足，这样的爱情虽有一时的甜蜜，最终却是浅薄的，无生命力的，甚至是卑鄙的；当爱情以勇敢和牺牲为代价，以心灵的优美和默契为神髓，将对方包裹时，这样的爱情是高尚的、幸福的；当爱情植根于生活的共同志趣，植根于对社会的共同信念，植根于进步理想和事业的共同追求时，那么，这样的爱情既无比甜蜜、幸福、高尚，同时又超越了爱情的一般意义，显出崇高、壮丽和永恒的色彩。因此爱情最能显示一个人素质的高低。他与苏玉的爱情是以心灵的优美默契为神髓的高尚而幸福的爱情，他与寒雪的爱情则是植根于生活的共同志趣，对社会的共同信念，对进步理想和事业的共同追求那种超越了爱情的一般意义，显出崇高、壮丽和永恒色彩的最高层面的爱情。但是，从良心、道义和责任出发，从维护党的威信和领导干部的形象出发，他舍弃了最理想的爱情而取其次。他在爱情问题上显出了牺牲精神，也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人伟大的人格力量。在他的精神比照下，龙云帆就显得十分的渺小和卑鄙了。 龙云帆本来是一个纯洁的、有道德的、立志投身神圣事业的青年，但他后来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纯洁、道德和神圣，认为“那只是一种理想的概念的演绎。”于是他放任自己的贪心，拼命地寻找金钱、占有美女，不择手段的爬官争权，并不在乎也不拥有真挚的爱情。他追求寒雪，不过是想利用寒雪的父亲将他送入青云；他投入崇雅丽的怀抱，因为可以作省委崇副书记的乘龙快婿。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累了卿卿性命。在开明的世道和进步的社会里，一切蝇营狗苟者的惟利是图，最终都不能得逞。 有价值的人生不一定都要壮丽，都要有为，只要生命中拥有真诚、爱和信念，平平常常也是真人生，而且是很可宝贵的多数人所度过的人生。作者在小说中反反复复地传播了这一人生体验。苏果为什么要冲破世俗观念办人体艺术画展？寒玉冰、龙燕如、夏朝华为什么坚决支持苏果办画展？就是因为这真实的人体艺术画展，可以慢慢“拂去人世间人们心灵的迷雾，还灵魂以透明和真实，还人性的友善和真诚，还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辉煌和壮美。”如果说真诚是人们处世的起码准则，那么，爱，则是人们待人的基本要求。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在人民内部，爱是人类这部大机器的和社会各零部件的粘合剂与润滑油，无爱，社会则会磨擦不断，麻烦不断，甚至战火不断。作品通过朝华、苏玉对东窗事发后的龙云帆的频施爱心，希望他重新站起来，仍然做好兄弟的举动的描写，高度赞美了夏朝华的人格。更重要的是，作者借此深情地倾注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越是高度文明的社会，人类越是应当充满爱。信念，应当是人对自身精神的起码要求。信念不是别的，它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信心与信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没有立场，没有美德，在复杂的环境中就会迷失方向，堕向深渊，与百折不回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背道而驰。夏朝华与龙云帆这一对少年时代的生死兄弟，到头来一个身正居要津，一个心邪成囚徒，最初的第一步，还是在保持信念和丢失信念这一点上开始的。席勒说过，没有爱的光辉，人生便无价值。套用过来，没有真诚和信念，人生也会没有价值。所以说，任何人生，一旦拥有了真诚、爱和信念这三样东西，就必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了。我想，这部小说在许多青少年一度产生信仰危机的时候出版，其社会教化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打捞光明》在艺术上着力最多，成功最大的就是对语言的锻造与打磨。作者以往主要写诗和散文，写长篇小说这是头一次。他把写诗和散文的语言功夫全用到小说创作中了。散文语言的精粹、凝练、深邃和美，几乎都体现在小说的全部叙述人语言中。作品中的一些人物语言，因为他们的思想与阅历的火候已到，常常闪耀出警句格言的光彩，让读者在得到思想启迪的同时，又得到语言艺术的滋润和享受。 颇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的封面上，在书名的前面冠以一行非常醒目的文字：“我国第一部省会城市市长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显然是出版社为了招徕读者、增加销量而设的一个商业炒作行为。用心虽然良苦，却 露出了一点少见多怪的马脚。其实，身在官场又在文场的双栖作家在在不少。从文又为官或者说从政又从文，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当今依然。贵州省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龙志毅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从未间断，成果累累，他的长篇小说《政界》就是在担任省委主要领导职务时创作的，刚卸任就出版了。作品通过一个省的领导机关，如实地写出了中国的国情、社情和政界的情形，反应很好。辽宁省的人大副主任王充闾因创作成绩突出，还担任了辽宁省的作家协会主席。就说湖南，一边做官一边搞文学创作的县团级、地师级领导干部至少有三十余人，只是成就各有高低罢了。领导干部搞文学创作，不但说明了我们的干部队伍文化素质大提高，而且这件事的本身对领导干部进一步体察民情，当好领导，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心灵世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大有益处。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中就已经写到了：西方的一位名人说过，政治人物的大脑皮层里如果无情地挤兑文学艺术的细胞，“长此以往，自然科学纵使高度飞跃，亦将迫使灵魂空间日渐萎缩，人们将对灵魂走向、归宿日益减少兴趣，最终则是一个浑身物质光彩万千而灵魂色彩几乎丧失殆尽的生命。”应当说我们的绝大多数读者都能以平常的心态阅读官员们写的文学作品的，但也有个别读者可能怀着好奇心来读，难免有些走样，变了作者的原意，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早就打了预防针了。我的提醒或许成为多余，文章也便就此打住吧。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0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