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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作家张学东，在我的印象中应该算一个青年作家，然而他新作出现的速度与质量，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最早读的是他的中短篇，比如《跪乳时期的羊》，比如《女人别哭》，这些作品的特色，不仅在于展现了浓郁的西北生活风貌，更令人欣喜的是，它们对生活残酷性的揭示，对深不可测的人生的感喟，抵达了相当的深度。而后我又读到了张学东的长篇小说《超低空滑翔》和《西北往事》，这次又读到《人脉》，正如张学东在《人脉》的“后记”里所说，过去十年间，他几乎不停地从已然逝去的岁月河流中打捞那些有益且珍贵的东西。这应该是解读张学东创作题材和题旨的钥匙。当然，看得出，《超低空滑翔》来自作家本人从事民航工作时的积累，《西北往事》则主要取材于作家本人的成长经历，而《人脉》的原型，他们和作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个待解之谜。不过，《人脉》所描述的时代，从“文革”后期到当下生活，是和作家本人所经历的年代相契合的。作品以被收养的流浪儿乔雷由少年到青年的人生历程为线索，为我们展现了漂泊于那一段岁月河流之上的人的心理轨迹。这一轨迹还不仅只是一个乔雷，他的干爹、他的姐妹以及丁丽英、上官莲直到放电影的毛师傅等等，交相闪动，展示了各色人等在特定的时代环境、特定的经济文化处境下崇高与卑琐、良善与丑恶、天性与局限、欲望与理智中的挣扎与抉择，作家力图以此挖掘我们民族日渐式微的、仁义礼智信的浅烛幽光，呼唤这一基本道德伦理的重铸。 我最为欣赏的，是张学东松弛的毫无羁绊的写作心态。这种心态，更真实地、毫无顾忌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底层所面临的生活环境的残酷性。这种残酷性，不仅体现在物质的匮乏方面，精神的匮乏、人际关系的紧张、健康人性的毒化，都在《人脉》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也正是由于这种松弛的、无羁绊的心态，张学东在对作品人物人性之光的展示中，告别了脸谱化和单一化，而呈现为人性光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此引出的一个话题是，读了张学东的几部长篇，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把小说进入写作的方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挥洒型写作”，一种为“构思写作”。当然这两个概念都有不准确之处，因为所谓“挥洒型写作”也不可能完全不“构思”，而所谓“构思写作”也不排除作家于写作中的“挥洒”。这里，“挥洒型写作”的意思是，有一类作家，他拥有基本的价值抉择和道德倾向，但他完全不必反复推敲其构思的精巧与否，更不必推敲其构思对人物形象的增损，也不必事先设计好人物的走向，不必考虑构思对其作品题旨的推动，他只遵照生活的真实，把一段人生与性格展示给我们。或许我的判断过于武断，我以为张学东就是这一类作家，由此其笔下人物的复杂化和立体化，往往会产生真实得令人震颤的效果。比如乔雷，他的性觉醒以及几次性爱遭遇，都使我们对自己所钟爱的这个人物难以说其好，也难以说其坏。但你能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可信的小伙儿吗？而所谓的“构思写作”，正和上面所说的相反，不管你的人物是拼凑还是原型，作家都需要反复推敲其构思的精巧与否，筛选其构思对人物形象的增损，大都事先设计好人物的走向甚至结局，都在不断地考虑叙事对其作品题旨的推动。我相信，后者可能更受到评论者的欢迎，因为它较容易呈现出作家清晰的情感指向，而前者，需要读者反复体悟，无法一言以蔽之，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重性，不能不对评论家们构成挑战。 说张学东采取的很可能是一种“挥洒型写作”，并不否认他的才华，甚至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的才华。其实这种才华在《人脉》中也有了充分的展现，比如作品中绵密而生动的心理描写、纯熟的叙事技巧的运用，都是显而易见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乔雷和“我”的视角转换，处理得可以说是纯熟无痕。人称转换的尝试，自上世纪80 年代西方作品译介过来，借鉴者多矣哉。生吞活剥闹得读者晕头转向者，不计其数，但张学东用得很纯熟，有力地展示了叙述的魅力。“食洋”需要“化”，“食古”也要“化”，比如作为五部标题的“仁义礼智信”，在《人脉》里，改为了“仁义礼情信”，这就是张学东把传统儒学化为民间形态的证明。任何一种伟大的学说，到了一个新的土壤，总是要有橘枳之变的，同样，一个伟大的学说或人格模式，在上层和在底层，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呈现方式。在士大夫中间是什么样，在宫廷上层是什么样，在乡村士绅中间是什么样，在最底层，又呈现为什么形态？哪些传承着，又有哪些变异着？我隐隐觉得，《人脉》所呈现的，是民间化的、底层化的民族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形态，是值得对比、挖掘、研究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