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1]
    这是刻印在毕飞宇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封底的一段话。笔者认为，这段话是作者这么多年在创作上孜孜追问的动因，是其刻骨铭心的肺腑之言。
    上世纪70年代虽然在人们的记忆里已经淡化成了一段依稀仿佛的历史，可在毕飞宇的心里却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对那个时代的权力意志、“人在人上”和政治浸淫日常生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精神创伤，毕飞宇深感忧心和困惑。他曾经说，“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特点，每一次狂欢过后，总有两个人要被揪出来买单，一是农民，二是妇女。这几年我所描述的对象正是农民和妇女，那样的调子是必然的”。《玉米》写了妇女，《平原》写了农民，或许诚如他所言，虽然在《玉米》和《平原》中没有找到答案，但其笔力威猛的掘进使得其追问具有了别有洞天的迷人风景，因而，他甚感宽慰，“踏实了许多”。
    如果说《玉米》表现了“人在人上”的权力追逐意识的话，那么，《平原》则更加形象地诊释了权力意志、政治的日常生活化带来的种种不幸和精神奴役创伤，展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何如此不尽如人意。《平原》展现的是文革期间的苏北大地王家庄的人和事。它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通过对乡村青年、下放知青、“牛鬼蛇神”这群人的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心路历程的描写，充分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勾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遍布神州大地的乡村“理想国”的荒谬图景，集中呈现了作者对20世纪70年代的记忆、经验和知识。
    这种经验和知识始终反映在乡村背景上，作者有他的认识，他曾坦言，“我对乡土，更多的是借用来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拷问人性的场所”。王家庄的人们在这“到处洋溢刺眼金光”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在寒来暑往、春耕秋收、生生息息、年年岁岁的日子里，和谐而安详地与大自然共处着、生活着。然而，谁能知道，这种表面和谐安详、欢声笑语的生活里却隐藏着成分、身份等无形的精神枷锁，这些枷锁使得那些本可闲适安居的人们终不得不遭遇疯癫、死亡、逃离等残酷命运。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人们曾背负过怎样的意识形态的重压、陷于怎样的诡谲的宿命、发出怎样不堪重负的呻吟？
    一、政治鬼魅控制下的生活世界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一般作品描写文革期间所常见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轰烈烈的大游行和群情激愤的政治大狂欢等定格化的宏大叙事，但《平原》这个长篇正如它的篇名那样，于平常、平淡中原原本本地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小王家庄的生活世界，从作品或浓或淡的历史色素，或紧或松的情节故事，或清晰或模糊的人物面容中我们窥视到某种真实，发现特殊时代精神踪迹，仿佛总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人物的命运之喉，使他们艰于呼吸：端方理想的幻灭，三丫的死，吴蔓玲的疯，混世魔王的走……无一不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导演的。
    “从一个时代不同的客观现状中重建时代精神，从这一时代的宗教直到它的衣装服饰。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后面寻找整体性的东西，用这种时代精神去解释所有的事实。”[2]《平原》正是用鬼魅政治这种时代精神统领了所有人物的命运，从而具象地解释了由此带来的各种客观事实。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政治气侯中，人的生活无一不是围绕政治这个轴心，无论其是否懂得政治，也无论其是否有文化，总之，政治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一切。这也是吴蔓玲为什么对政治那么孜孜以求，对洪支书的那句不经意的“前途无量”那么看重，甚至就连她的看家犬也被她命名为“无量”；也难怪“一个大字都不识”的许半仙开口闭口也满是政治词汇，在向吴支书揭露深夜偷偷念经颂佛的“坏分子”时，她义愤填膺、慷慨陈辞：“群众的眼睛雪亮、雪亮、雪雪亮，跟踪追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无产阶级专政下打过长江继续革命。他们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新动向纲举目张，许多隐藏一抓就灵”。[3]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尚且能把政治术语咂巴得如此的娴熟而本能化，更何况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呢？这正说明了为什么顾先生的灵魂深处无时不刻不在闹革命。小说描述他每到关键时刻就不由自主地通过背语录来“解决”思想问题，其中有一处心理描写令人拍案叫绝：由于一时“意志软弱”，小寡妇姜好花上了他的床，紧接着集体的一百四十六只鸭蛋则被她强行拿走，顾先生在追悔莫及中想到了死，其中有一段内心独白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之余又感到揪心、同情：“死有余辜，死有余辜!顾先生想到过死，可是，对顾先生来说，这个时候的死亡是可耻的。如果现在死了，谁来赎罪？洗刷灵魂的工作将交付给谁？他在堕落。这堕落是清醒的，因而是双重的堕落。如果用死亡去逃避这种清醒的堕落，则是三重的堕落!洗刷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阅读马、恩、列、斯、毛。光阅读是不够的，要背诵”。[4]
    在文革话语建构起来的人的思维向度中，人即便犯了思想错误，忏悔的方式也是经由政治语汇这个途径。因为在那个“政治是生命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年代，“社会生活中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恋爱、婚姻、家庭、痛苦、烦恼、挫折、疾病、失眠、做梦)全都纳入它的术语库中；政治话语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人所能经验到的幻想的或现实的所有领域。每个人都异常自觉地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想问题；无论什么事，只要未提到这个高度就算认识不深”。[5]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情节来想象“政治”、“集体”等概念在当时寻常百姓心目中的份量：当顾先生与姜好花两性相悦渐入佳境之时，姜好花突然提出要拿几只集体的鸭蛋，顾先生听罢，毅然决然地拔出阳具，大义凛然地拒绝了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人在性欲高潮中却又不得不强行退下的极端矛盾张力，表现了人在此类状况下的异常决绝的行为，更加突出了顾先生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心向着党”、想着集体的“高尚”行为，给我们投射出了多么鲜活的时代精神影像。
    那个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成了家常便饭。作为一介书生，顾先生运用娴熟自如、近乎狂欢；而许半仙则是生吞活剥、驴头不对马嘴。但政治词汇也好，思想意识也好，这些都不能遮避因无所不在的政治鬼魅之手而带给人们的灾难。
    二、疯癫、死亡——别无选择的存在
    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曾经在深入法国历史与文化话语研究后，深刻揭示过疯癫的精神根源与社会肌理的关系，他说，“除非使用隐喻或诙谐手法，我不认为我们的社会患了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或偏执狂。如果您非要逼我，我可能会说我们的社会确实得了一种怪病，非常反常的病，直到目前还未为它找到恰当的名称。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一种奇怪的症状，它能够引发精神病，就这样”。[6]
    《平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作品中人物的总体疯癫状态，表现了当时的政治语境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创伤，其中最摄人心魄的恐怕还是老鱼叉，虽然，他作为角色在作品中的份量不够厚重，但他的癫狂状态持续最久，一直到他撒手西去。老鱼叉曾在土改运动中不经意的告密，使得王二虎这个“人倒是不坏，就是太有钱，太活络，胆太大，什么生意都敢做”的“汉奸”被革命者们不问青红皂白地镇压了。作为揭发者的老鱼叉的回报是王二虎的所属房产甚至老婆都归了他。然而，老鱼叉并没有获得“翻身乐”的永恒幸福，相反，这个历次运动的先锋却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尚未泯灭的良知和“善根”让他时时不安，被镇压者始终在其心里伸冤、进行没完没了的良心辩护和审判，这种感觉最终直接导致了他大脑中总是出现王二虎找他算账的幻象。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王二虎总是“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可以这么说，王二虎的冤魂无处不在，已经深入到老鱼叉的骨髓，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到处寻找、挖掘，直至家前屋后、里里外外到处被挖得坑坑洼洼，一片狼藉。最后，老鱼叉在精神异常的状态下爬上屋顶清除大瓦房上的瓦花、燃香、磕头、无比珍惜地抚摸那些瓦。“摸过了，老鱼叉在屋顶上站起了身子，沿着屋脊，在往西走。一直走到头。”这些行为似乎是某种仪式，具有非同寻常的告别意义。当老鱼叉挺起肚子，大声喊“干净了!干净了!干净了!”这一生中最后三句话、九个字时，他似乎从心理上觉得他这一生已经自欺欺人的“干净了”，因而“直挺挺的，脑袋朝下，一头栽了下来”，成为小说中所有疯癫者中结局最为悲惨的一个。
    吴蔓玲作为主宰王家庄的前途无量的女铁人(女铁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有明星气质和效应的时尚形象)，因追逐政治上的“前途无量”而忘却了自己女性的身体存在，自觉把它改造成了一个铮铮男将。这一改造虽然获得了预期中政治的成功，却势必滑落到非常尴尬和分裂的处境：即生理上的女儿身和社会身份的女支书的对立。因此，她内心非常矛盾、痛苦——一方面，当听说端方、三丫在恋爱时，自己也不觉春潮涌动，渴望起了爱情；另一方面，因为自己长期投身于政治而完全没有顾及过自己女性的身体存在，使得自己外表上几乎失去了女性特征，加之处于王家庄政治风头浪尖上的特殊的、令人敬畏的身份，有谁敢接近她甚至想入非非娶她为妻呢？因此，吴蔓玲想爱又不能放开去爱，更不用说能得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爱了。她政治上鸿运高照，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精神代价；她置身于时代中心，却又飘荡于心灵沙漠。这就是吴蔓玲的内心矛盾、痛苦根源之所在，这种内心纠缠的结一直未能解开，直至最后导致她的个人悲剧：精神失常。吴蔓玲的精神失常归因于她完全倾心于政治怠慢了自己内在的精神需求而造成的内心压抑的结果，是政治对人的异化。
    由于一心扑在王家庄的政治工作上，吴蔓玲就连吃饭也像打仗一样，哪能顾及到自己的形象!我们不妨看看她的吃相：
    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而吃完了过后，吴蔓玲并不急于回到西厢房，而是撑着自己的大腿，站起来，打两个饱嗝，再把右手握成空拳头，跷出小拇指，别别牙。[7]
    “大海碗”盛饭、“歼灭战”式的速度吃饭、“撑着大腿”起来、吃完后“打饱嗝”并“跷出小拇指剔牙”，如果这样的行为举止发生在一个乡野鄙夫身上，谁都不会觉得奇怪，可是它却不幸成了一个女人自然而然的镜像，而且还是一个尚未品尝爱情甜蜜的闺女在公共领域的日常生活行为。这哪像一个讲究淑女形象的文明国度的青春女子？难怪这样的女人唤不起端方这样小伙子的爱情。
    当吴蔓玲无意当中看到镜中的自己时，她的那种难以置信、屈辱和愤懑的神情是这样跃然纸上的：“吴蔓玲不相信，重新确认了一回。这一回确定了，是自己，千真万确了。吴蔓玲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变成了这种样子，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讨债来了。是什么时候变成这种样子的？哪一天？昊蔓玲的心口当即就凉了，拉下了脸来”。[8]
    当看到镜中“拉挂又邋遢”的自己时，吴蔓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是以为是别人，继而在确认之后，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因而“心口当即就凉了”。连自己对自己心都凉了，还能指望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好感呢？这就是鬼魅政治之使然，也是吴蔓玲最终悲剧命运根源之所在。扭曲了人性、疯了的吴蔓玲因而只能在幻觉里追逐爱情，“逮住端方”。
    疯癫是《平原》的人物形象留给我们令人心痛的记忆，其实，作品中的人物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那便是，死亡。三丫的死令读者扼腕叹息之余不免要追问其深层的社会根源。
    在讲究出生的年代里，一个人的出生就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出身好，“根正苗红”，无论是参军、入党、提干，还是生产分工、粮食分配，甚至婚嫁迎娶都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相反地，出身不好，一辈子都会倒霉，在各种公共活动中好处全无，甚或遭致贬损，更有甚者还会常常遭到批斗、毒打等暴刑，难怪沈翠珍要拼命反对端方和三丫恋爱。尽管三丫是她看得顺眼的为数不多的好女孩，可谁叫她是地主婆的女儿呢？沈翠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右派顾先生不是动不动就被揪出去批斗甚至挨刀吗？批斗中的人已经全然失去了人的尊严，任人宰割——打、骂甚至刀棒伺候，孩子牵着或者骑着就更加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三丫的母亲孔素贞也对女儿不顾现实感到痛心，同时也对女儿不得不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感到无限同情、爱莫能助，她只能苦叹女儿的命不好，“千不该，万不该，她三丫不该生在这样的家里。苦了这孩子了”[9]做母亲的能做的就是让女儿死心，她指着河水触景生情地向女儿说道：“这河里的浪天天在往岸上爬，我没看见一条浪爬到岸上来。……端方在岸上，你在水里!知道吗，你在水里!”为了让女儿死心，深夜冒着被抓捕的危险让她和自己念经颂佛，使其欲念尽除；后来在无奈之下又随便找了一个老秃头把她嫁出去。[10]
    然而，爱情的伟大就在于它不受任何所谓理性的说服和阻碍，隆隆向前，势不可挡。尽管三丫终于懂得了母亲的一片苦心，但她依然固执己见，拼了命地往“岸上”爬。结果自然不会有奇迹，正如母亲所告诫的那样，成分不好就休要心比天高，否则两者都摊上就只有死路一条。虽然三丫最后的死是因为医生错把自制汽水当生理盐水输到了她的体内，但这种死亡偶然中蕴蓄着必然，即出身不好却“心比天高”的必然宿命。政治意识形态迫使地主的后代不能与贫农的后代牵手，从而导致悲剧。三丫是讲究成分的政治思维的牺牲品。
    三、逃离——走不出的王家庄
    从《地球上的王家庄》到《玉米》、《平原》，萦绕我们脑际的仿佛是一出又一出的西西弗斯神话般的隐喻——那些向往外面世界的年轻人不断地想要走出去，然而，走不出的王家庄就像是个宿命的魔窟，不断吞噬着他们的梦想、激情甚至生命。虽然不免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挣扎着。
    在《平原》中，好端端的一个热血青年因一次又一次失去进城的机会而变得玩世不恭，成了众人眼里的“混世魔王”，后来有了参军走出王家庄的希望，他陡然间换了个人似的，“一上工就表现出了全新的气象，手脚勤快还在其次，主要是嘴巴勤快了，整个人都变得客客气气的，三姨娘六舅母地招呼个不歇”，甚至当村民问他“现在怎么这么客气”时他也不惜诅咒自己说“我过去吃屎了”。尽管混世魔王最终通过及其卑劣的强奸手段，迫使吴蔓玲送瘟神似的让他离开了王家庄当兵去了，但因他人性的扭曲而留在心灵的痛苦以及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却永远地留下了。逃离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同样想要逃离的还有端方。可他觉得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伤心地意识到，“命运不是别的，命运就是别人”，为了要吴支书放他出去当兵，他一个堂堂一七尺男儿竟然给吴蔓玲下跪、许诺来世给她做狗“替她咬人”。
    混世魔王选择强奸，意欲从灵魂上征服吴蔓玲；端方却选择的是下跪，意欲求得她的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方式代表了对那种语境下的政治权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强暴与消解，另一种是屈服与乞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暴力与消解的手段居然成功了，相反地，端方却没有能够如愿走出去，没有能够逃离王家庄这个伤心之地。
    端方与混世魔王是现代社会的观光者和流浪者。“观光者和流浪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他们都在不断地移动，然而，他们移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家变得厌倦了，或变得没有吸引力，因而，他们离开家园是自愿的；而后者是被迫的，对他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不必在外面流浪，意味着拥有一个家，并呆在里面。如果说观光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世界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么，流浪者移动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11]端方与混世魔王在这个了无生趣的政治大染缸中渴望内心世界的移动与身体的逃离，但却困难重重、前途渺茫，隐喻了当时意识形态下苦闷无聊的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和残酷的现实人生，从而揭示了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如意。
    注释：
    [1]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封底。
    [2]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4—125页。
    [3][4]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第120页。
    [5]陈家琪：《话语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6][7][8][9][10]福柯：《论人性：公正与权力的对立》，选自《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第75页、第76页、第98页、第101—102页。
    [11]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译本序》，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作者简介] 王长国，上海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