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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邀请李下、张德祥到《北京晚报》副刊部就“当前文学的审美趋向”进行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我们提出了“历史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这就是两年后的“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波”。我们提出“历史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远比以后有些人概括这种文学现象深刻。一是从现实主义历史发展出发，认为现实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但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走向了极端，就是把所表现的现实生活的一面即真善美的方面绝对化、概念化、理想化，看不到现实生活的沉重。而“新写实”小说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相反的极端。“这些小说开始冷静地描写生活的丑恶乃至龌龊的一面，冷静地描写人性中那些动物性的一面。”正如张德祥所指出的，这些作品对人性的残酷、人性的阴毒——人性恶的根底表现得格外突出，从而较为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历史”的腐烂过程。[1]如果伟大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是“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那么，这些“新写实”小说则“还原”的只是“生活的丑恶乃至龌龊的一面”，“人性中那些动物性的一面!”因此，我们提出“历史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为了超越这两个极端；二是我们从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出发，发现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具有既不同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同于“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也就是说，这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历史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审美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文学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文学，必将从边缘走到中心。果然，不到两年，这种创作倾向就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波”。可见，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是有内在规律的。这次对话在《北京晚报》发表以后，很快就被1994年《新华文摘》第9期转载。2005年1月，我将这次对话收入我的文集《中国作家精神寻根》(人民出版社)。在对这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梳理中，有些人虽然提到我们对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把握，但却没有提到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这个文学现象是我们最先提出来的。这些人孤立地梳理和总结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不是努力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所以，他们不能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有人在批判“先锋批评”时指出，对于现实，“先锋批评”过去只说“不”，而现在只说“是”。他要求“先锋批评”在说“是”的同时也在说“不”，反之，在说“不”的同时也在说“是”。这种只是要求“先锋批评”修正主观批评立场的批判只看到了“先锋批评”的批评立场的转变，而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基础的深刻变化。也就是说，“先锋批评”的批评立场转变是它的现实基础的变化所引起的。这种批判只是看到“先锋批评”的批评立场的转变，不仅不能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是相当浅薄的。而张德祥在梳理和总结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中则努力探寻它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文集《当代文艺潮流批评》对思想文化内容的梳理这个部分，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不同走向和一些发展规律，而且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文艺界在把握这个文艺思潮上的分歧。 当代中国文艺界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上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批判的所谓“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近代特别有所谓‘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即由于错误地把内心和外表分离开，于论述伟大人物时常常陷于罪过，即由于抹煞了并歪曲了对于他们的真实认识。不满意于朴素地叙述世界史英雄所完成的伟大勋绩，并承认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的内容也足以与其勋业相符合，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蕴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这种历史家便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则他所写的历史便愈为深刻”[2]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就是“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3]这种浅薄而庸俗的方法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是屡见不鲜的。有人在挖苦女作家丁玲时认为，“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丁玲之所以抵制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崛起的文艺潮流，是因为“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见到年轻人火的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丁玲之所以高擎“反右”的旗帜，是因为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她的对手的手中，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为了比对手更能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这种坚持丁玲的内(行为的动机)与外(行为的内容)之间的对立的假定不但违背了辩证法，而且是极为错误的。黑格尔指出：“真正讲来，内与外具有统一的内容，所以，为了反对这种学究式的小聪明，我们必须明白肯定地说，如果历史上的英雄仅单凭一些主观的形式的兴趣支配行为，那么他们将不会完成他们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重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伟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4]可见，这种追寻潜蕴在历史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是一种十分拙劣的“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这种“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是绝对不可能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一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这是一种科学而深刻的方法。这种科学而深刻的方法就可以深刻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内在规律。 张德祥在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过程中努力运用这种科学而深刻的方法。在文集《当代文艺潮流批评》中，无论是对权谋文化的批判，还是对“庸人”心态的批判，张德祥都揭示了它们产生的历史根源。对当前历史题材电视剧所表现的权谋文化，张德祥深入地探究了这无穷无尽的权力争夺的本质以及争夺的特征，对这权谋诈变所体现的落后的文化胜质作了准确的把握。他说，这种极端发达的权谋权术文化，极大地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它使官员为了权力而绞尽脑汁，为了驭人而挖空心思，“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而很少把聪明才智用于治国理政与发展生产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些历史剧中，除了官场上争权夺利的热闹以外，百姓的“苦”就；看不见了。这可以说是反映了社会强势群体的精神堕落。对“新写实”小说，张德祥不但深刻地指出了它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畸变，而且深入地批判了这种文学的“庸人”心态。张德祥认为，“庸人”心态不是指“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无所作为、自甘平庸的“活着”，而是指这种可以牺牲人的尊严、人格的使人朝着卑微卑琐甚至卑鄙的方向努力的“心态”，这是明目张胆地又是细微不察地对人的瓦解。这可以说是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堕落。在批判社会两大主要阶层精神堕落的同时，张德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这就是他在揭示“新写实”小说“人”的退场这种现象时所指出来的。他说，“新写实”小说是双重幻灭的产物，一方面是理性主义茁见实面前的幻灭，一方面是形式主义在现实面前的幻灭，双重幻灭之后文学对现实的一种适应、向现实的一种“退却”，便形成了“新写实”小说意向，它放弃了已经被现实嘲弄得一钱不值的理性憧憬，不再对现实怀有什么热望以免跌进更深的失落；它放弃了形式主义的挺而走险，不再对语言游戏抱有什么信心以免不食人间烟火，还是回到现实的土壤上与现实妥协——从现实出发。“新写实”小说最早体现出“世纪末”这种特定的“不再希望”的冷漠情绪。[6]张德祥对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现象的这种把握是准确而深刻的。而李建军、洪治纲等人认为眩惑现象在当前中国文艺创作中的大肆泛滥是有些作家缺乏纯洁的道德感，缺乏高迈恒定的文学信念，而不是审美理想的迷失，就不够有力和深刻。其实，当前不少作家普遍流露出了一种绝望的情绪。列宁指出，绝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7]而当代中国这些作家之所以陷入绝望，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所以，他们不能开掘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不能挖掘沉重生活中的真善美，即不能以真美感动人心，就只能以眩惑诱惑人心。而躲避崇高这种价值取向无疑对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现象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德祥在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过程中不但努力运用科学而深刻的方法，而且对一些错误的文艺思潮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对文艺多元化的认识和批判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前，有人指出，文艺多元化就是排斥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至少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后，有人指出，文艺多元化“具有某种诡秘的遮蔽作用——它不仅催化了文学价值标准的不断失范，使作家有而生为所欲为的自由颠覆中拥有了看似合理的理论依据，而且使我们心安理得地省略了对创作主体精神本源的追问，也忽略了对文学信念必要性的思考”[8]。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国文艺理论界都停留在指出文艺多元化的危害上，没有进行根本的批判和清除。其实，对这种多元化思想，中国文艺界曾经有过比较深入的批评。我们指出，我们应该尊重他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绝不能放弃对不同的自由选择作出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的权利。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自由选择的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事实上，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一个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不是所有的选择都有可能实现，都有可能转化为现实。这就有一个选择在其现实性上的真假问题。即使一些不同的选择都可以实现，那也有价值高下优劣的问题。《水浒传》与《荡寇志》，《红楼梦》的原作与续书，难道没有价值高下优劣的分别?雄工楼梦》原作与续书在情节、结构上是不同的，一是由欢而悲，一是由悲而欢，其根本原因是对小说所展现的基本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看法。曹雪芹写的是叛逆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其结局是叛逆者被黑暗势力所窒息、扼杀，续书大多写的是黛玉与宝钗爱情上的争夺，结局是有情人成眷属，贾府也兴旺繁盛。所以，两种写法、两种观念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显然，这里就有一个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半断。因此，对不同的选择不作价值判断，或放弃价值判断，不但是漠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张德祥在这个基础上对躲避崇高这种恶劣创作倾向作了深入的批判。他说，躲避崇高这种恶劣创作倾向不仅仅是“躲避崇高”或“撕破伪崇高的假面”，而是把“伪崇高”与“崇高”一勺烩，把“崇高”当作“伪崇高”进行亵渎、嘲弄，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崇高、高尚。而“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就是取消了是非原则。如果说这不是一叶障目的虚无主义，那只能是不辨是非、混淆黑白的色盲主义了。认为“痞子”也是人，因为“痞子”身上也包含着与其他人“共同的——普遍的与抽象的本质”(人性)，一般是个别的共性、具体的差异性，并以这种“抽象的本质”取代了对具体差异险的价值判断。白马当然是马，黑马也是马，骏马、弩马都是马，它们都有马的生理上的类属特征，但承认它们都是马并不能掩盖这些具体的马所表现出来的“马性”的差异，不能取代对于具体的马的“价值”(马性价值)的具体判断了，不能因为它们都是马就无视价值的高下之分。“人性”与“马性”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意义上的“存在”，它虽然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抽象出来的“一般”，但“人性”在具体的人身上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差异很大。任何一种人、一类人、一个人，当然都是人，正如强盗、侵略者、法西斯主义者、暴君、奴才、英雄、懦夫、平民、无赖、科学家、艺术家、君子、小人、痴呆症患者等等具体的人都是人，都属于人“类”，因为他们在生物、动物的意义上属于一类，有着相同的生理特征。但是，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不同，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同。从“类”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是人，但在“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却常常可能把一些人或一类人排除于“人”之外，因为他所体现出来的“人性”是一种残暴的兽性，给他人、社会、人类带来危害或灾难。 因此，人在价值层面上是有区别的，有差异的。崇高之死，良知之灭，人的动物本能不能向着“人”的目标向上升华，就必然会沿着本能欲望而下滚下坠，“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在一片虚无中放纵与亵渎。如果说“伪崇高”是对人的一种瓦解，“真痞子”也不过与“伪崇高”殊途同归。如果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我糟践，自我践踏，“千万别把我当人”，那么，别人也没有义务把这种不把自己当作人的人当作人。这种不把自己当人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通过自我亵渎方式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亵渎，同样是对人的瓦解。[9]这里，张德祥不仅指出了躲避崇高这种创作倾向的危害，而且从理论上深入地解剖了它的根本错误。 注释： [1] 张德祥：《当代文艺潮流批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2][4]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3页、第29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第208页。 [6]参见张德祥著：《当代文艺潮流批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页、第30页、第45页、第165页、第127—128页。 [7]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页。 [8]洪治纲：《信念的缺席与文学的边缘化》，《文汇报》2005年7月3日。 [9]丁东、孙珉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148页。 [作者简介] 熊元义，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