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引介和研究从1979年《花城》创刊号发表曾敏之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算起已有三十多年的历程了。这三十多年来研究资料的取得越加便捷，积累越加丰富，研究成果也很突出。但其间不少学者也直言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过多耽于表层的审美解读，对华文区域历史脉络和“语境”认知不足;在“基础性”、“普适性”学术理念的营造上相对较弱，对富于启发性的、具有自身研究特征并能激发理论研究深入和再生的学术话题敏感性不足;更谈不上充分对话的学术话语空间[1]。学术思考的浅尝辄止对于任何自成系统的科类研究而言都是学科意识虚弱的表现，如何进一步开拓该学科的学术纵深，使其潜在的理论包容性得以释放，从重要性和必要性两方面都是关系到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大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努力实现这一突破。 新世纪以来，大陆学界的新马华文文学[2]“本土性”(及其相关维度)的研究可谓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围绕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这个话题资源，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体现出良好的问题意识、重视对话空间的构建。其实，如不拘泥于理论名谓，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本土”特色、意识的观察、研究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相对于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热潮，这项课题研究相对滞后，恰好体现了大陆学界从“重同”到“明异”的研究旨趣的转变。笔者认为，任何本土文学的“本土性”都蕴藏在每个本土文学作品，本土理论批评的特质、性格甚至情绪当中，只要其涉及本土生活的某些层面。因此广义的“本土性”研究应该囊括多数针对本土文学(理论)作品的研究。但是限于篇幅和论述重点，同时为了揭示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本文的“‘本土性’的研究”是个偏向化约的说法，主要是指:具有一定理论色彩/形态，探索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的表现形式、内涵，“本土性”及其相关维度的关系，“本土化”、“本土性”的发展脉络，“本土性”的现实话语功能，“本土性”如何建构等等有代表性的批评研究。本文把它总结为“何为本土”，“为何本土”，“如何本土”这三大彼此联系的关键点，有些批评研究只涉及对单个问题的零星论述或相关层面的论述，也有些关涉较为全面的论文、专著，但针对这样一个相对集中的论题，且三个关键点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不可能把很多具体研究特别是有框架性、系统性的专著肢解开来，用一二三的论式去包罗万象，这样一者会毁坏文本的多义性，二者也达不到从学科角度的考量，对专题演进的角度将是一大损失，三者行文当中必然会有很多篇目反复涉及的叠床架屋之感。因此本文将从单篇论文和专著两方面来梳理总结，目的在于把这道前后串联起来的学术风景线作为观测对象，梳理总结这十几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批评研究，揭示该论题的演进和意义，并作适当评价。 一、单篇论文 如前所述，大陆学界对新马华文文学本土“特色”、“意识”的考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独立的学科价值还缺乏深刻认识，“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与本土文学有区别的新的研究对象”，“若干研究成果也未能突破对传统中国文学的理解和诠释”[3]。对新马等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学独特形态的“陌生感”是很多研究的共性，侧重于从作家个体的创作风貌来把握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整体性地探索“本土特色”的成分还比较少，这也是由当时对新马华文文学资料掌握严重不足，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现实所囿限的。如陈剑晖认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是对“侨民文学”的扬弃，标志着真正的马华文学的诞生。苗秀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新起点上出现的一个热带型的小说家，……证明了马华文学的独特性[4]。论述也从热带城市题材、自然风光的描写、语言的口语化等方面力证苗秀小说“热带型”艺术特色以支持这一论述，基本回答了何谓苗秀的“热带型”风格，但从中我们也可以闻出一点“八股味”:这种“热带型”不限于某位作家，这种“地方色彩”也不专属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换成另外的东南亚热带城市也无不可，因而这种“热带型”能不能“证明马华文艺独特性”还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探讨“马华文艺独特性”这样一个偏于社会文化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于文学文本的自我解释，作为某一地区人类的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必须在这一地区乃至更大的人文时空中得到确认。 朱双一从马来西亚侨生作家群体入手，讨论他们创作体现的中华情结和南洋色泽，其中作者借马华文人如焚和周容对马华文学特殊性的表述阐发出马华文学的“南洋色彩”至少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南洋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热带特有的自然风光，以及这种环境孕育下的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二是特定的社会人文条件所导致的——历史造就的多种族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更提到1957年国家独立，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后，“增添了新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其中之一，就是环境的恶劣，使部分作家遁入内心，追求自我的表现，加上60年代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普遍现象，马华文坛也出现了较强劲的现代主义潮流。”[5]这样的总结对马华社会现实的触摸显得深入了些，它特别强调马华人的情感、心理、性格。 差不多同时，黄万华把对象扩大到马华文学整体。作者认为作家创作中浓郁的个性味往往同他所置身的“本土”文化有着血肉相依的联系，马华文学建立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独立风格上，“这种文化风格正是马华文学的本土特色，而且正是这种创作风味构成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独特魅力，也推动马华文学有可能走向世界”[6]，把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架构在马华文化当中，对本土的物质性层面不太强调了。黄文也表现出与朱双一一致性地对现代主义潮流与本土色彩合流的重视，特别强调要注意这种本土特色的发展前景，比如语言的口语化、“土语化”，也可以看作马华本土特色的一个侧面，但也提示土语化潜伏的意境淡化的危险。这个观点与早前陈剑晖对“热带型”语言的提炼相较，已凸显了一定的建设性意义。文章结尾还明确提出:“如何提升马华文学本土特色的艺术层次，将是马华文学求得更大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7]也就是如何促进本土性的建构、发展问题，显露了大陆学者对马华文学“本土性”有意识的探求。不过对马华情境的隔膜也是显见的，如黄文多十分肯定“马来西亚社会开阔的胸襟”，而对在地华人现实生态还不能切实把握，自然会阻碍对“本土特色艺术层次”的提升等思考的深入。 值得肯定的是，朱文和黄文都突出对马华本土文献的借用、理论阐述和文本分析相结合，较早脱离了模式化的窠臼，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甚至是世界文学的高度来探索马华文学“本土性”的。另外，黄文结构在马华文化当中的“本土特色”与朱文的“南洋本土特色”的内涵和外延相差很大，笔者认为朱所说的“中原母国情结”与“南洋本土特色”的“融合”大致相当于黄文的马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从历时线索来看，朱文“中华情结”和“南洋色彩”的相提并论以后日益成为一种把握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的流行趋势(下文当中也有具代表性的例子)。尽管朱文对这两种文化因素“相异又相关”又能“融合”的关系还遗憾地缺少学理探讨，只是通过文本实践的示例证明，但是这种提法无疑向我们展开了本土性的研究空间。 宋永毅把在“世界潮”和“中国流”的双重浸润中茁长的新加坡华文当代诗歌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更新的范例，显露出一定的历史意识和世界性眼光。他认为新华诗歌是“怀着深长的思考与对母体文化的批判性吸收的”[8]。他们站在现代高度上的回归也是一种“文化再造”，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行动”，初步道出了“中国性”的“本土化”意味。此外，宋在把握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上十分注重把它与政治认同联系在一起，与之前对物质、心理、文化层面的认识有不同侧重。行文重点还是以创作来证明和描绘“南洋色彩”的存在、内涵和轮廓，而传统与现代如何互相砥砺修正、“中国情结”和“南洋色彩”关系如何还未及显露思考，那种世界性眼光也自动省略，不知不觉远离了文章开始时的高度。 之前的批评研究都是从文学创作入手谈“本土性”，虽然也时不时显现一定的历史意识，如陈剑晖、黄万华都把“马华文艺独特性”视作马华文学脱离侨民文艺藩篱的关键，宋永毅对1927年“南洋色彩”文艺口号的回瞻等，但本土化的发展脉络却一直没有较为完整地发掘，这样一来话题就主要集中在“本土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形式及对其关系域的一知半解，包括较晚发表的曹安娜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华神韵与南洋风味》[9]对中华神韵和南洋风味的虚化，尽管建立在文本赏析上，但是总让人读不出多少实质内涵，好像都是在作品的题材上打转。 总体来说，大陆学界对“本土性”的文本分析遇到了瓶颈，大多数的话语实践仍然脱离本土语境。继续赏析“本土色彩”还是走向理论研讨，是一次必要的“分页”。因为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本身尚在发展之中，如何认识本土、建构本土都需要情境化、理论化，比赏析它现有的状貌有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与新马华人学者的互动便成为突破瓶颈的关键;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些负笈或任教于新马的从大陆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如郭惠芬、朱崇科、南治国、李志等人深入新马发展出在地关怀，对国内学者有带动作用;外因在于回应新马本土学者的呼声，王润华、黄锦树、林建国等人的部分后殖民立场的论述使得大陆学者无法不正视，他们对“中国性”的偏见使得大陆学者有责任检点其中的洞见和不察。 从刘小新和朱立立两人1997年后分别撰写和合写的一系列理论文字如《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管窥》、《略谈马华文学的文化属性》、《黄锦树现象与当代马华文学思潮的嬗变》等可以看出大陆学者与新马学界交流更主动，问题意识更鲜明、更有针对性，也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积累，大陆学者对新马乃至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的探研有了历史与现实的纵深，步入更能结合新、马整个文学和文化背景，向新马华人的生存经验和现实处境靠拢，与新马学人进行理论切磋的阶段，当然这也和沟通渠道较之以前畅通、学界更为开放的心态有关。如刘小新认为马华文学未来发展将在“再本土化”和“再现代化”的对峙消长中展开。当这两种路向从平行、对峙、互动走向交叉融会时，一种真正博大的马华文学就将诞生，而马华文学进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也就可期待。刘、朱强调以对话交融来反对绝对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在更为复杂的理论场域中(马来西亚华族的现代性?)如何认识“本土性”的位置和价值，如何建构本土性及本土性的发展路向等，给整个马华文学研究赋予更多理论色彩。 王列耀在认识“本土性”的论题上也有具体的理论思考。什么是新加坡文化意义上的“本土”?作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中西合璧的社会及文化发展观;其二，以提倡新加坡意识、叙说新加坡情感为要求的心灵认同观。“本土性”话题涉及的“中华文化”不同于“原根性”话题所涉及的“中华文化”，是被拿来作为与西方文化“对接”，是以“合璧”的方式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是具有新加坡“本土性”特征的“中华文化”。所以“本土性”的旨意不仅要求新加坡华文作家自觉确认自己的生存身份，他们还要自觉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担当起在缺乏“传统”时确立传统，在不西不中的状况中“整合”传统的重任[10]。作者并借用哈贝马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学批判功能的观点说明“本土性”和“原根性”的文化批判将会在新华文学当中不断交替重复，以维系“本土性”杂糅过程的持续的良性发展、演进，所论精进而与新华理论界现实相呼应，对“本土性”内涵、新华文学的“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不过谈中西文化似乎又忽视了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印度文化、马来文化不能被视作无物，尽管我们对其在新加坡华人文化、华文文学当中的作用知之不深，事实上它也是交织在“本土性”当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因子。 大陆学界对新马华文学者后殖民论述的辨析在新世纪初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以王润华、黄锦树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视域和阐释框架中，本土的文学就是后殖民文学，“本土”承担了反抗殖民文化的“后殖民”重大使命，这一点在南治国的《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以王润华的相关论述为中心》中有详尽评述和高度评价，认为王在注重新马华文文学的历史书写、强调本土色彩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以及建构新马文学典律三方面“居功大焉”[11]。不过王、黄等人却认为新马华文文学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殖民，把后殖民的文化霸权的大帽子扣在“中国性”上，发展片面的去中国性甚至反中国性，暴露出后殖民视角的偏狭和对“本土性”、“去中国性”的误读、误用。对此，大陆学者的论点产生了互补互见的效果。 朱崇科认识到在使用“本土”概念时需理性警觉，而不能肆意预支本土性、过分迷恋本土性或把它作为褊狭的抵挡工具[12]。这一点得到了刘小新、朱立立的认同，他们进一步指出，王润华类型的“本土”被化约处理成单向度的文化飞地，在揭示出某种压抑的同时却可能遮蔽了另一种压抑，追问“当代马华文学经过内部解殖运动的洗礼后，谁获得了话语权力，同时什么声音被压抑了”[13];顺着这一思路，朱文斌无不尖锐地指出，黄等人将矛头直指中国中心主义，对于西方的文化殖民似乎故意视而不见[14]，且怀疑他们把中国放到“强势”他者的位置而把官方和他们自己放到“弱势”地位上的动机，使人直接联想到他们和本土官方的关系[15];在另一篇论文中，朱崇科提出，不论在侨民文艺时期还是走上本土文艺的发展道路，新马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对中国性是一种主动找寻的姿态，中国文学/文化并未主动施展它的文学/文化霸权，王润华所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霸权/殖民者角色的形成，更多是新马历史情境下“内部殖民”(即新马华人内部一部分人凭借诸多伟大人物/思想/强势文化等手段对另一部分人的自我殖民、人为殖民)，因而“去中国性”被错置了[16]。这种“自我殖民”的观点在朱文斌的《后殖民论述与去中国性———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例》和黄万华的《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得到一定程度的附和，并且黄万华从马华文学史上面对“外来影响”的一贯凸显“反霸权”姿态的论述中得出马华文学评论应该警惕“反霸权”的思路[17];谈到对“去中国性”、“反中国性”还是“立中国性”的反思，朱崇科所论颇具识见:“去中国性”、“反中国性”反映了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焦虑，但对“中国性”的自身涵盖和它与本土性的复杂纠葛的处理却反映了二元对立思维作祟的“本土迷思”[18]，他指出“中国性”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实体，也是在相容并蓄、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理论上讲，它也包含了吸收新马华文文学中所创建的成熟的中国性的可能，因此新马华文文学应该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结合在地思考的境况下有可能创造出新颖、独特，且对中国的“中国性”具有互补价值的别致“中国性”(内涵于马华文学/文化的本土性中)，与中国本土实现直接对话来检视马华文学/文化主体性成熟与否[19]。刘小新和朱立立还对后殖民批评的可能性和限度进行了反思，具体到马华文学，全面地吸取其它族裔文化、中华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精华，把它们视为自己的文化资源并且转化为文化资本可能是发展马华文化的更为积极的一种策略。大陆学者的这些理论实践尽管建立在对新马文人的理论批判上，但他们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杜绝，强调“立主体”的观念充分表明他们对构建、发展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绝非大一统的“中国中心”的文化范式观照，而是在一种多元互动的开放视域和价值取向当中的主动提升。毕竟，建立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20]的学术理念，有期待并有责任共建良性互动的世华文学的远景诉求，寻找世华文学版图内新马华文文学的文化方位与经验启示应该落实在既要“求同”也要“明异”的学术实践当中。 二、论著 朱崇科的两部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虽然都只是论文集，但都围绕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展开，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起来看，朱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把本土性界定为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与意识。具体到新马华文文学，就是指新马华人的立场、精神与意识，文学中的(新)马华特质[21]。将本土性分为三个可能的层次和努力方向“本土色彩”、“本土话语”、“本土视维”[22]，尽管这样划分有抽刀断水之嫌，但有利于切入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研究的实际操作。后来他又补充，本土意识和国家认同并不等同于本土性，本土性其实是本土认同和文学性的内在融合。他划分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网状的[23]。(2)在考察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的关系上，采取了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态度，更加关注文学的历史现场、文化意义和一些被压抑的可能性，在文本细读中重现和挖掘了历史中的某些断裂处，关注本土话语、意象和可能的本土视维的实践[24]，再从中演绎出理论。特别是重塑系谱式的对本土性的想象性历史重构，从旧体诗到现代白话，朱崇科选择了一批具有典律意味的文本一个个分析过来，发现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变迁轨迹，比如通过流寓新马的晚清维新人士邱菽园的旧体诗个案认识到即使是在中国性占绝对优势的“流寓文学”当中也产生了自然又朴素的本土关怀[25]。而通过重读20世纪50年代所谓“黄色文化”作品发现通俗小说对本土意识的参与与形塑[26]。再从九丹《乌鸦》等通俗作家的文本分析认识到本土性的流动性、边缘和界限[27];甚至从本土批评家的理论研究当中发掘并提升“本土视维”的可能性[28]。(3)认为本土性应该是开放的概念，提出“本土的本土”的文化和文学书写立场和原则，即“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回归本土”，以克服二元对立的流弊并在世界和本土之间建立互相推拒、不可分离的论述关系[29]。同时，他也注意到本土是流动、发展的概念和本土性对更多外来事物的本土化现象，在移民性、中国性与本土性之间其实存在着复杂的流动过程。(4)以扎实的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的研究实践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为何本土?朱认为，中国性和本土性是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两大基本维度和属性，本土性更是区域华文文学成为该文学的可能的实在特质，同时也是区隔自我得以傲立于华文文学之林的安身立命的凭借。本土性作为文学史主线的书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宏大叙事的论文书写风格往往是大陆学界的流行实践，本土的缺席导致研究当中充斥了主体过于丰富和自我的随意向现象与拼凑，力倡凸显本土的研究范式，如已经被实践着的后殖民观照，谱系学视野，文学空间诗学，都意味着研究者对文学本土的深入了解，甚至是相当的本土感情和认同，说明这种范式更新对世华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30]。 不过，从朱的第一本书的计划草纲看来，对新马华文“中国性”与“本土性”的纠葛阐述比较到位，而“马来性”瑑瑡这个他原先注意到的与“本土性”的关系同样不可忽视的维度还缺乏认识。 三、结语 从本文对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研究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大陆学界初期的“本土性”研究还走在远观的表层化分析层面，但通过理论对话、极力把自我本土化、情境化的大陆学者已经突破了既往的瓶颈，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很多学者都在努力实践着“以中国性为聚焦”的静态的“长焦视域的横向扫描”和以“本土性为诉求”的“动态的纵向深描”两种视域的交融，“前一种视域以文化本质主义与审美批评为旨归，后一种则以多元文化的差异政治为理论援引并确立跨学科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蔡志诚语)，这样的转换，标志着华文文学研究的转型和突破，对推进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不过，就笔者搜集的资料情况来看，涉及对“中国性”以外的与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其它相关维度关系的，只有郭惠芬的《采集马来民歌之花，酿造马华新诗之蜜———论马来班顿对早期马华新诗的影响》。学术研究当中心有余而力不逮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不是单个学者的问题。深入了解马华文学中的“马来性”，自然需要对马来文化有一定了解，而对新华文学来说，文化成分更趋多元，不记得是哪位新华人曾说过，“英语文化也是新加坡华人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想象，不管是英语文化、马来文化甚至印度文化进入新马华文文化、文学当中时都不是“原根”的状态，而是“本土化”后的文化因子，这个“本土化”更富于人类学、社会学的意义，更需要跨学科的方法、视野。如果说，全球化时代面前第三世界的“表述自我”面临着巨大挑战，那么它对研究者知识结构、谱系、视野的挑战也是必然的，从“本土”到全球再回到“本土”，这样一个更超越的方向是不是也是今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观念视野开拓的方向呢? 注释: [1]此类观点参考《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发表的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的刘登翰、刘小新的《对象·理论·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 [2]历史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为英国殖民地，共处在一个政治实体中。在殖民地时代，当地习惯简称马来亚华文文学为“马华文学”，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仍沿用“马华文学”的简称，新加坡华文文学则简称为“新华文学”。但华文文学研究当中牵涉到1965年之前的马来亚华文文学仍需要将两者合而论之，习惯上通称新马华文文学或马华文学。由于本论题涵盖1965前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用新马华文文学比较恰当。 [3]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兴起及其意义》，《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第5页。 [4]陈剑晖:《热带型的小说家苗秀》，《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84页。 [5]朱双一:《赴台马来西亚侨生文学的中华情结和南洋色泽》，《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第66页。 [6][7]黄万华:《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57页，第61页。 [8]宋永毅:《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的“中国情结”与“南洋色彩”》(上)，《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1页。 [9]曹安娜:《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华神韵与南洋风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1期，第57－62页。 [10]王烈耀:《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暨南学报》，2000年第2期，第29－33页。 [11]南治国:《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建构——以王润华的相关论述为中心》，《华文文学》，2005年第1期，第23－26页。 [12][21][22][31]朱崇科:《“本土性”的缘起、艰难与化用》，《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xvi，xiii，xiv，xv。 [13]刘小新、朱立立:《海外华文文学的后殖民批评实践——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与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82页。 [14][15]朱文斌:《中国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殖民者吗?——兼与王润华教授等商榷》，《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56页，第57页。 [16]朱崇科:《亚洲文化》(新加坡)，2003年第27期，后收入他的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17]黄万华:《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全球语境·多元对话·马华文学: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18][19]朱崇科:《“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他——以王润华、黄锦树的相关论述为中心》，《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第253页，第264页。 [20]饶芃子、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导言，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23]朱崇科:《区域华文文学:离散中国性与流动中国性》，《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364页。 [24]朱崇科:《文学空间诗学与区域特质》，《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25]朱崇科:《本土意识的萌蘖抑或“起源”语境——论邱菽园诗作中的本土关怀》，《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3－34页。 [26]朱崇科:《无心插柳中的参与与形塑——论“反黄运动时期”通俗小说的本土传递》，《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54－74页。 [27]朱崇科:《当移民性遭遇本土性——以〈乌鸦〉与〈我这滥男人〉为例论本土的流动性》，《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53－166页。 [28]朱崇科:《个案分析中的本土深化之本土视维》，《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279－330页。 [29]朱崇科:《从概念批判到本土关怀》，《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30]朱崇科:《本土锲入:可能与限定》，《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29－132页。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庄钟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当代东南亚华文文学多面观:第一辑(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5］黄万华，戴小华．全球语境·多元对话·马华文学: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6］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7］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谢聪(1987—)，女，硕士研究生。 原载：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12月第28卷第6期 原载：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12月第28卷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