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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批评的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普遍而严重的情形是,我们的批评家极其巧滑地与作家维持着一种互利性的共谋关系。他们———作家与批评家———相互之间恬不为怪地进行话语抚摸。他们互相吹捧,你说我是“大师”,我说你是“天才”;你说我“与时俱进,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我说你文章写得好,“随便说出来的话,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批评家从作家那里尝到了甜头,作家也从批评家那里捞到了好处,但他们那点可怜的所得,却是以对文学事业的背叛为代价。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学腐败现象,我们亟需那种坦诚、认真、负责任的批评。 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必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批评与广告的批评、商贾的批评、拍马的批评及流氓的批评最根本的区别,表现在展开批评时的精神姿态上。真正的批评是主人式的批评,而不是奴隶式的批评。它把“不服从”当作具有首要意义的精神原则,把“反对的自由”当作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反对的自由”就是批评的自由。是的,对真正的批评来讲,基于自由精神的不从和基于理性自觉的反对,乃是批评赖以展开的前提。因为,只有保持不从的清醒,批评家才能摆脱他者或外部力量的裹挟,才能保证人格的独立和判断的有效;同样,只有以“反对”的姿态介入,批评家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性的,才有可能发现那些容易被简单的认同忽略或遮蔽的问题。 如此说来,真正的批评家就是那种始终保持反对精神和独立姿态的批评家。面对复杂、纷乱的文学现象,他拒绝随顺和盲从,拒绝服从市场的役使,拒绝依从权力的询唤。他宁愿做一个怀疑者和提问者,做文学病象的观察者和诊断者,通过对事实的发现和分析,向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他坚持真理,同情弱者,反抗一切压抑性的力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真正的批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虽然用严格的尺度衡量,我们很难说中国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但是,我们确实有勇于谈问题、敢于讲真话的批评家。他们不怕干犯名流,不怕触怒、得罪那些已经获得巨大的声望资源的“著名作家”。虽然他们的批评文字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或那样的不足,但是,你从他们的文字中看不到上下其手的捣鬼,看不到险恶刻毒的侮蔑,看不到世故圆滑的投机,看不到互相吹捧的交换,看不到骑墙居中的两可之论,看不到不关痛痒的温吞之谈,看不到毫无定见的执中之说,看不到四平八稳的公允之言。像王彬彬对残雪、余华、金庸、王朔及“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批判,像王兆胜对中国当代散文写作的局限、困惑与迷失等问题的揭示,像吴俊对王安忆及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的分析,像肖鹰对消费时代“无心的风景”等后现代文学文化症候的研究,像赵勇对文学商业化和娱乐化病象的反思,像傅谨对当代戏剧问题的审视,像黄发有对90年代期刊和出版状况的考察,像邵燕君对文学评奖等当下文学现象的剖析,像刘川鄂对池莉作品及作家明星化等流行文化现象的质疑,像李建军对《废都》、《檀香刑》、《尘埃落定》等作家、作品现象的实证式细评,所做的都是“剜烂苹果的工作”,显示了一种独立、自由、认真、负责的批评精神。 有些人对这些批评家盯住“著名”作家不放很不理解,总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别有所图。那些针对“著名”作家的尖锐批评,被有些人不假思索地当作“秀宝”,当作“酷评”,当作“地震”,当作居心不良的“自我炒作”,当作“黑马”甚至“马驹”的“尥蹶子”。这实在是不应该有的误解。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批评倘若是正常的,就必须首先研究那些著名作家的问题,而不是回避他们的问题,更不是替他们文过饰非。法国伟大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在回答自己为什么批评高乃依的时候说:“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而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在他看来,“谁若不能看出伟大人物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我想,这也许正是那些严肃的批评家绝不宽假地批评所谓的“著名”作家的原因。是的,伏尔泰说的是真理。但我们的尴尬在于,这个时代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文学上的“伟大人物”。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精神样相极为复杂的写作群落,是一群声望过实而又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和文化控驭力的“著名作家”。这群著名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长期陷于一种我在批评《怀念狼》时界定的“消极写作”状态(参见拙文《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所谓“消极写作”,在我看来,乃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具有主宰性的写作模式。它有这样一些特点: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的诗意感;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不仅此也,事实上,消极的写作通常还是缺乏他者意识和纪律感的写作,是反文化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它追求一种消极的快感体验:咂摸着颓废的滋味,陶醉于残忍的想象,满足于无聊的调侃。它靠大胆的粗俗和浅薄的机智来吸引读者,这样,它带给读者的就不是美感,不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而是让人习焉不察的道德破坏和精神伤害。用王国维的话说,它带给读者的不是优美或壮美,而是“眩惑”,是以“甜食蜜饵”或“玉体横陈”来满足人的低级欲望。王国维对这种制造“梦幻泡影”的文学深恶痛绝,在《〈红楼梦〉评论》中怒不可遏地说:“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愤怒,而是根据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把那些带给人混乱的眩惑感的消极写作者,当作自己时代的文化英雄和文学上的成功者。 事实上,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与消极写作完全不同的写作,与眩惑的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即积极的文学:它把文学当作一种与人类生活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事业,当作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生活的手段;它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这种积极的文学,就是德·昆西在《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一文中所讲的“力量的文学”。这种“力量的文学”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它作用于人的情感,“能够使得正义、希望、真理、仁爱、复仇等等理想在人的心灵中复活”。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力量,赋予一部作品不朽的生命。昆西的观点极有价值,他正确地说明了给“力量的文学”带来力量的因素是什么。 不错,你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时代的消极的文学和眩惑的文学辩护。你会说:难道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充满浮躁、颓废、堕落、混乱的景观吗?既然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那么文学“随物赋形”地将其写出难道还有什么过错吗?是的,有过错。因为,用“生活”为作家的任性和不负责任辩护,是在文学批评上常见的懦夫做派和奴隶性格。文学写作并不是“生活”奴役下的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向生活显示精神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自觉行为。写作与其说是对残缺的生活的随顺和认同,不如说是对它的质疑和拒绝。因此,仅仅从外在的层面写出“生活”所是的样子,并不能使一部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并不能使一部作品充满巨大的精神力量。文学的力量,来自于作者的远远超出“生活”之上的人格气度、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我们时代的种种消极的写作和眩惑的文学之所以缺乏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满足于与生活保持一种异化性质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而缺乏质疑并超越现实的内在自觉和道德激情。换句话说,只有当作家摆脱外在生活的裹挟,勇敢地向生活显示自己的独立精神和道德立场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伟大的文学,我们的心灵才有可能感受到雄强的力量,也才有可能体验到诗意的激情。 1925年,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的“题记”中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后来,又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鼓励青年要大胆地说真话,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是的,只有说真话,我们才能与别人一起生活,也只有“毫无忌惮”地说真话,我们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才会有真正伟大的文学。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在批评中坚持“不从的精神”,守护“反对的自由”,通过发出“真的声音”,将批评进行到底。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文学清扫出一条鲜花盛开、馨香盈袖的道路。 2004年4月1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