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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新学术领域,凭借台港澳文学作为发端逐步延展,这一进程,恰恰迎合了世界范围内对于移民文学和离散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文化圈。近年来,华文文学的逐渐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及对于异质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华文文化背景的国家。新加坡有着大量的华人,汉语又是当地华人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得到迅速有效的展开,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为进一步丰富与深化我国华文文学多维发展及立体性流程的认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合同异: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全方位考察 新加坡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组成部分,是有异于其它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方面,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的版图中,从时间上,新加坡华文文学起步时间较早;从创作主体上,人数较多;从文化的传播上,受中国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其它华文文学地区大都分布在亚洲的区域版图之外,并且长期浸淫于西方话语语境之下。而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从地理上属于亚洲,必不可少地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面临中国、西方和本土的三种文化特质时,它形成了独特的融合多种文化的文学特色。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样式必然有所不同。 新加坡华文文学在我国是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畴内开展。国内研究以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为最高水平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比较有代表性的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呈现出较高水平,说明华文文学的研究由沿海向内地延展。在研究刊物上,除了北京的《世界华文文学》、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江苏社科院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外,一些大学学报例如《厦门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汕头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等也不间断地刊载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内容。综观20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可以按照对象和内容分为宏观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个案研究和文体研究四个方面叙述。 首先,宏观研究方面成果数量巨大。正如金克木所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pology )研究。”[1]新加坡华文文学以地域为出发点,许多研究开展“宏大叙事”,以各类作品为基础,力图从总体上分析和把握城市文学的特征和精神,它在全部研究成果中占的比例也最大。此方面著作如朱崇科的《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华文文学与本土性》、王列耀的《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厦门大学的《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上、下卷)》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影响较大的三部著作:一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实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它分析了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主要作家,例如原甸、杜红、陈瑞献、英培安、蓉子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实对新加坡华文学史上忠扬与方修的成就进行了重新评价,在他看来“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同宗同源,又处于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接触的中介点,无疑将给中国文学新的演变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现实的参照”[2];二是赖伯疆的专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对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的发展和新马华文文学的起源、论争及主要作家作品都作了介绍;三是继陈实和赖伯疆之后,潘亚暾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一书,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当代性进行重新审视。 其次,文学史研究方面一系列著作对新华文学进行梳理。尽管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几乎是“言必称方修”,而20世纪90年代后,方修本人也出于对《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的修补,出版了《马华文学史补》一书,其中补充了战后初期以及紧急状态时期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杂志的介绍,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国内陈贤茂1993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是大陆第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研究专著。此书大量篇幅论述新加坡华文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较多,但是对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关注较少。在其《海外华文文学史》一书中,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论述更是达到四分之一。20世纪后,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厦门大学周宁编著《新华文学论稿》。这部书全面、客观地评述了新加坡建国以来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几个主要文体逐一评论。这部著作一方面注意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将新华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大环境进行审视。此外,方北方的《马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向———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专题演讲稿》、陈春德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马华文学》、杨松年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过去与现状》、骆明的《新华文学的过去现状及其方向》、黄孟文的《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王润华的《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等著作也是分别以“史”为角度,梳理新华文文学的发展。 再次,文体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新加坡华文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润华的《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惠芬的《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20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而郭慧芬的研究理论性略胜一筹,从华文诗歌的背景与发展概述、作者的心态概述和诗体的流变形式对新加坡华文诗歌做出全面梳理。关于小说研究方面,该领域最突出的是山东大学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这是大陆第一本专门针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著作。作者打破一般文学史的书写模式,摆脱了长期以来以方修为代表的新马华文文学的传统历史分期,抓住新马文坛不同时期两大文学思潮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流变史为线索,将近百年来的新马华文小说分析阐释。关于戏剧方面,成就最高的是赖伯疆和周宁。赖伯疆于1993年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着眼于中国对东南亚华文戏剧的影响展开,既有宏观的关照、又有微观的分析。200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周宁主编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上、下)》一书中,第三部“新加坡华语戏剧”以时间为节点,论述新加坡华文戏剧由华侨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移植中,自觉不自觉地与本土社会文化相结合逐渐带上南洋色彩,成为新加坡多元混合的文化体系中特异的一支。另外就研究个案而言,论述最多的是对郭宝戏剧及其现代性的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戏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史的梳理,而中国传统戏剧在海外的发展变异却涉及甚少。 最后,作家个案研究方面,研究对象群体的扩大伴随研究对象的过度集中。作家作品类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主体,这部分也是新华文学研究最早开花结果的领域之一。伴随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自身发展,本土从事文学创作的主体扩大,作家作品的研究之相关著作、论文不胜枚举。但与此同时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苗秀、姚紫、韦晕、梦平、田流、流军、黄孟文、杨松年、蓉子、尤今、孟紫、周粲、贺兰宁、王润华、淡莹、郭永秀、彼岸、杜南发、牧羚奴、孙爱玲、蔡欣、方北方、姚拓、吴天才(江天)、戴小华、田思、甑供、孟沙、李忆、云里风、雅波、小黑、严思、吴岸等作家上。而这些作家的选择依据许多并不是作品的优劣,而是资料取得的便利与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削足适履、管中窥豹的不足。 值得称赞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如下变化。首先是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80年代主要集中在文学史、文学现象的研究开始向文学理论开展,说明人们在逐渐接受、深化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观念,肯定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并不断深入。二是研究人数和成果的增加。更多的研究者开始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并取得了数量较多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的逐渐深入,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细化、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以及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出现了一些较高研究水平的成果。四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一批四十岁以下的学者进入研究队伍,给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并带来新的视角。可以说,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正朝着积极、深入、多元的方向迈进。 辨东西: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趋势 新加坡华文文学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击之中,展开与中国大本土文学的对话。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多年来,我们往往只从自己置身其中的中国本土文学出发去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本土文学和华文文学已有了各自相异的传统。这些传统恰恰反映出华文文学的生命整体性和现实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不同的文学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融合、并存,华人和居住国的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华人开始走出以族群利益抗衡国家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和居住国环境的关系趋于宽松,对居住国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抱以更开放的态度,从而不断拓展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新空间。而近年来,伴随新加坡国家主体意识的增强,新华文学的身份认同和“去中国性”成为研究热点。梳理下来,关于新华文学的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后殖民理论和文化认同两方面。 一方面,关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本土性与中国性纠葛的讨论。新加坡国内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并用,华语在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像其他国家将华语作为外裔语言使用,而是多元化国家的多元语言的一种,因此新加坡华文文学应该是新加坡国别文学的一支,而绝非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其独立地位是必然的。与此同时,回顾新华文学的发展史,其一直在本土性和中国性之间纠葛。纵观近年报刊书章中相关研究的热点词汇“边缘性”、“离散文学”、“语言重置”都反映出这一现象。王润华在《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一书中,首先引进后殖民论述,证明中国性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殖民者。 进入9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黄锦树、张锦忠在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困境时,首先将矛头指向在身份认同中的中国性。于是,新生代不得不面对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冲突。他们开始摆脱这一矛盾冲突造成的历史上华人族群命运的恶性循环,在亲近南洋土地的过程中来看待华族的身份认同,质疑身份认同中“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割裂,并将国家认同的他者环境的改变和文化认同的自身环境的改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二者逐步构成良性互动。因此,大多数研究更愿意将二者放在同等地位加以论述。例如宋永毅的著述《新加坡当代华文诗歌“中国情结”和“南洋色彩”》、朱崇科的《“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它──以王润华和黄锦树的相关论述为中心》、姜飞的理论专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以及朱文斌的博士后报告《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后殖民论述》等。这些论述,涉及民族文化内部的跨文化因素、传统和现代、边缘和中心、东方和西方、身份书写和叙述策略、族群性和超越性等理论性话题进行探讨,力求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理论等,尤其是身份批评理论提供新的建设性材料,也在深化着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整体认识。 另一方面,关于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华文化情感和现实生存策略间的冲突的解决。所谓的文化认同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或许并不特别突出,但在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中,尤其是新华作家在经历了“中华故土”和“生活新土”的断裂后,不再完全屈从于现实生存的理性策略,而将文化情感渗透进现实生存的理性认知中,从而使故乡和异乡在对话中沟通了内在的联系。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化的高度城市化国家,身份认同是一种多重认同,其中身份认同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避不开的问题,这种认同,按照王赓武的观点,专指自“1950年后的认同概念:国家、村社、文化、种族和阶级”[3]。另一方面,新加坡的身份认同并非木板一块,而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正如斯卡拉皮诺所说的:“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4]因此,对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认同也是千差万别。纵观不同阶段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作为继承中国本土文学而衍生海外的一支,不仅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粹,更具有本地意识和本土经验的融合,同时又有边缘化的身份感受在书写过程中融入。对于他们而言,尽管当中许多人已经取得所在国的国籍并且得到国民身份的认可,但是依然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所谓的华人身份认同研究,实际上研究主体分为三类:第一类人虽然有华人血统,但是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第二类人具有中国血统,对自己华人的身份确定不移;第三类人虽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对所谓的“中国性”的认识却相对模糊,在这最后一类人身上实际上体现的是双重认同,一方面认同于中国身份,另一方面又努力融入国籍所在国,认同于他国的身份。 对此方面,张旭东《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一书中第四章第二节里面的《新马华文文学的中国形象》、饶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黄万华的著作《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及彭伟步的《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一书的部分章节都有所述。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生代笔下不再只是乡愁的载体,也是应对现代困境的良方。论析新华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处理多元化和跨文化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关系。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强调文化的丰富性,但前者包含有多种文化并列展开求得生存的倾向,它在构成文化丰富多样性的同时,也潜伏形成文化隔绝的危险;后者则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它在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上保存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有益于化解不同文化间的现实隔绝、冲突、对峙,但也潜伏对原先多种文化制约、伤害的可能。而文化认同却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问题:它涉及个体与族群的主体建构意识,也介于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它既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也与特定国家早先的精神分析范畴转向有联系,内涵日趋复杂,包含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等。例如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一书中,涉及较多的是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朱崇科的《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朱崇科》都是比较有影响的研究。 事实上,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文化认同、后殖民主义视角对新华文学的解读,新华文学研究的理论层面,还有关于女性视野的,如孙爱玲的《探索七十年代新加坡女作家崛起的原因》;比较文学视野的,如高鸿的《比较文学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启示与作用》、许正林的《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新华文学》;原型批评视野的,如赵小琪的《原型批评视野下的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传播学视野的,如杨松年的《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新方向:文学传播探讨的意义》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各抒己见,但是从深度到研究数量上,都不占据主流地位。 学理攸同: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局限及问题 一如新华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百花齐放,不容忽略的是相比世界华文文学的飞速发展,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还处于需要不断完善阶段。目前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局限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体研究不均衡。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散文、现代诗歌,戏剧研究屈指可数,旧体诗研究相对滞后。新加坡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重镇,自从1919年新文学的诞生,学界的研究就偏重于新文学,而忽视了旧文学。实际上,旧文学是新华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更是海外华文文学延续的重要桥梁。以旧体诗为例,相关研究屈指可数,国内以此为主题的高水平论文有暨南大学蒙星宇的硕士论文《南洋奇葩(邱菽园)》、徐持庆硕士论文《诗在南洋矣———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研究》和台湾方面高嘉谦的博士论文《汉诗的越界与现代性:朝向一个离散诗学(1895-1945)》。两篇硕士论文是以个案为出发,高嘉谦的博士论文更多地涉及台湾和新马文学关系中的旧体诗。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李庆年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该书史料丰富,言之有序。但是文中论述的旧体诗仅仅限定在1941年之前。而事实上,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华文旧体诗依然在边缘中努力生存,而诸如诗、词、曲等从时间沿革到构成数量上都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海外华文文学不单单由小说和散文构成,应避免在研究过程中的偏颇,导致强势文体对弱势文体的占有和淹没。旧体诗研究关注的是发展过程中本土化和中国化、传统性与现代性、政治功能与文学本体、旧体诗的连续性和边缘化研究,等等。同时,考察当代旧体诗在新加坡的传播,例如网络和文学团体的研究,为域外汉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模式。通过对新加坡旧体诗的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旧体诗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以及不同时期诗作的中国形象,该课题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也是通过对新加坡旧体诗的文学形态的研究和文本的解读,进一步估量旧体诗在当代华文文学整体态势的评估价值及其目前边缘化生存的现代意义。 其次,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理论相对单一。因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独特之处也就在于“从本土情结和母土诗学出发所交融生成的文学镜像,便构成了马华文学的‘南洋话语’特色”[5]。因此,其理论方法层面集中在身份认同和后殖民分析方面也不难理解。我们不否认新加坡华文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使得其多元化的身份长期以来必然受到学界的关注。并且这种身份认同逐渐深入到对文化、社会、民族、国家认同的讨论。而所谓在地化,包括所在地的自然风貌和社会文化的呈现、文学文本中本土意识的流露双重意义。在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本探析中,更是何种文体、主题的文学现象都避免不了对在地化和中国化的问题的研究。华文文学作家意图跨越社会文化的边缘经验,意图在域外重新建立新的文学品种,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相对于其它文学类型的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方法单一,缺乏理论关照,在已有的研究文章中,上述文化认同、后殖民主义和“去中国性”是用得最多的理论,其余就没有多少理论关照,这必然导致研究深度的不够;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延伸话题探讨不足。例如,文学与历史,任何一个国别的华文文学史,都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海外生存史。再如,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置于异质文化后如何生存延展,包括对所在地产生何种影响。甚至包括汉字语言层面上汉语文学如何参与到世界文学的进程中。当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学难以融入世界文学的范畴时,汉语写作的策略以及语言的变异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另外,客观而言,相对于其它文学研究,新华文学研究还存在着研究不够细致、宏观性综述研究多分类研究少、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少而又少的问题。这不排除一部分研究者实际上对研究现状缺乏了解,不断重复宏观研究,往往写出大而不当的评论,或者脱离文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想当然地炮制文学现象,导致由于对作品和研究成果的不熟悉,研究很难取得创新和突破,往往流于泛泛而谈。 尽管如此,随着中新两国文化间交流的增强,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的不断繁荣,我们仍然期待着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能够走向新坐标和新高度,建立起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新形象,从更细致的解读和多元的理论背景下不断开掘它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富有创新性的发见,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使之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耀眼明珠。 注释: [1]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2]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3]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4]斯卡拉皮诺:《亚洲及其前途》,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潘碧华:《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9年版,第15页。 作者:赵颖,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张莹,女,南 京市宁海中学分校语文组教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