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华文文学研究一直面临角色困扰,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边界不断遭遇质疑,历经数年的反思探讨之后,研究者逐渐超越了焦虑彷徨的状态,趋向一种更为开放大气的研究境界。2009年的华文文学研究便清晰地传递了这一转向的讯号。综观本年度的华文文学研究,仍然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与整体观照的综述与论著并重,在与学术潮流相呼应而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同时,又对以往被悬置的学科基础问题作了更深层次的理性清理,既倡导了开放多元的研究视野,又注重对方法理论的自觉反思,其总体特色是在拓展深化中充分重视研究的整合性与新颖度,在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理念的更新方面作出了努力。 一、作家与作品 作家作品研究一向是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心,成就斐然。本年度最受关注的作家有二张:张翎与张爱玲;而白先勇、严歌苓等作家的研究论文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蔚为大观,成为研究重心。 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历经数十年完成的 《金山》(十月等多个出版社出版)是2009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收获,摘得本年度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评委会特别奖,暨南大学组织了专门的作品研讨会,充分肯定了这一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作品。 《金山》出版后获得一致好评,但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论文,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张爱玲旧作《小团圆》(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的出版。该作在大陆出土后立即引出众多深度剖析论文,争议四起,但有毁过于誉之嫌。陈辽的《〈小团圆〉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华文文学》,2009/04)、袁勇麟的《梦里客身——评张爱玲的〈小团圆〉》(《华文文学》,2009/04)、路文彬的《残酷冷漠后的历史感匮缺》(《华文文学》,2009/05)、石一枫的《残缺胜于团圆——读张爱玲〈小团圆〉》(《当代》,2009/03)等文章从思想立场、艺术技巧等方面对《小团圆》做出了否定,其中陈辽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盛九莉)不但热衷于出卖隐私,而且“完全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在艺术上则“呆滞、烦琐、枯燥、无味,难以卒读”。不过,对《小团圆》大唱赞歌者也有之,如林幸谦的《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04)一文在细读文本、追溯生平的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充分肯定了《小团圆》的价值。林认为张在这本自传体小说中“通过书写自身的成长、初恋和情欲体验,重建了她和母亲及姑姑两代女性的主体、情爱及爱欲追寻,这较当代女性主义者在许多年后才达到的爱/欲多元化与多样性更提早了很多年,成为当代情欲论述和所谓的‘后性革命’的一种尝试性的先行者及实践者”。 白先勇近年停止文学创作,投入昆曲创作和传播,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曾风靡一时,制造了新的研究焦点,但研究者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兴致依然不减,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凸现了比较意识,走向深入与整合。一些论述将白先勇与乔伊斯、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经典大师进行比较,探讨其师承关系以及异同。如华翔的《白先勇与乔伊斯的孤独意识比较》(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徐振《活在回忆的世界——福克纳与白先勇小说比较研究》(《作家杂志》,2009/01)、杨彦玲的《为传统文化的没落唱挽歌——福克纳和白先勇小说主题中的时间意识比较》(《中州学刊》,2009/04)这些论文突出了文化差异与创作个性、叙事技巧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白先勇对西方现代文学资源进行了自我改造与化合,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另一些论文将之与台湾作家张系国、陈若曦、朱天文等进行比较,通过呈现他们在主题思想、艺术技巧等方面的差异,标志出了白先勇在当代汉语文学中的独特位置。如刘彼德的《观点和记忆——试比较白先勇〈谪仙记〉和张系国〈香蕉船〉》(《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3)、尤作勇的《“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9/03)、白杨的《流失在历史洪流中的“台北人”:从白先勇的〈台北人〉到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南方文坛》,2009/05)等。此外,还有王宁娜、魏家李的《异曲同工的悲歌——张爱玲与白先勇悲剧意识的比较》(艺术广角,2009/01)等多篇比较分析的文章,立体化地展现了白在文学史网络中的关节意义,预示着其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在当代华文女性作家群体中,严歌苓是最耀眼的一个,每年都有喜人的创作成绩,其研究也最为丰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本年度相关研究论文有86篇,其中博硕士论文6篇,无论是近年新作《寄居者》、《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还是多年以前的老作品《雌性的草地》、《扶桑》等都有不少论述。其研究视角则在女性主义、人性书写、叙事技巧研究三大层面相对集中。从女性主义视角论述的有高凌伟的《世界不让你们成为女人———严歌苓〈雌性的草地〉的女性主义解读》(《作家杂志》,2009/01)、黄冠群的《弱者生存———女性主义视野下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青年文学家》, 2009/08)、刘晓伟的《从“雌性”、“地母性”到“圣母性”》(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等;有关人性书写研究有赵修广的《历史洪流边缘的异类人生———论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小姨多鹤〉兼及其它》(《作家杂志》,2009/08)、丛鑫的《〈金陵十三钗〉:残酷境遇中人性的审视》)(《名作欣赏》,2009/09)、程桂婷的《文明和爱:民族战争中破碎的神话———解读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寄居者〉》(《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2);在叙事技巧研究方面有蔡青、徐曼的《多视角的时代悲剧———浅析严歌苓中篇小说〈白蛇〉叙事视角》(《文教资料》,2009/01)、李斌的《别样的“史诗”———论〈一个女人的史诗〉对革命叙事及史诗情结的解构》(《华文文学》,2009/03)、吕涛的《戴着面具的夏娃———严歌苓小说中的隐喻手法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等。蒸蒸日上的严歌苓小说研究,为我们探讨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可资鉴戒的研究理路,也展现了女性作家作品所具有的学术魅力。 由此看来,本年度作家作品的研究开始摆脱那种赏析性、随感式的批评方式,追求深度与学理性,初步形成具有借鉴性的研究范式与理路。而研究对象的相对集中,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研究中“经典意识”的凸现。 二、述评与论著 与作家作品的个案相互映照的是总体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综述性文章与论著的出版两个层面。自1970年代末至今,华文文学及其研究已呈现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整理与深入概述成为了研究者的自觉选择。 本年度出现了多篇综述性文章,兼有整理事实、总结研究成果及自觉反思等多种成效。涉及区域文学发展及研究概况的有古远清的《从“战斗文学”到后现代文学———台湾文学六十年》(《名作欣赏》,2009/08)、李林荣的《台湾文学研究:碎裂的拼图》(《粤海风》,2009/02)、黄万华的《平和长远、散中见聚:欧华文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华文文学》,2009/06)、黄惟群的《崛起的澳洲华文文学》(《华文文学》,2009/03)等;对某种文学景观进行系统探讨、追溯源流的有陈家洋的《失焦的乡土叙事———台湾新世代乡土小说论》,(《华文文学》,2009/01)、翁奕波的《海外潮人文学刍议》(《华文文学》,2009/06)、吴奕、陈涵平的《从自我殖民到后殖民解构———论新移民文学的女性叙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02)、蒙星宇的《网事如烟———北美华文网络文学20年》(《华文文学》,2009/03)等。这些文章都在一种整合立体的眼光中寻找新的研究立场,清理源流之余积极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 严格意义上而言,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学术论著,往往是研究者多年研究成果的升华与总结,应该成为检测某一时期学术成就的一大标杆。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期盼着具有超越意义的学术论著出现,本年度在论著方面的最大收获应是《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及配套读本的出版(暨南大学出版社)。《海外华文文学教程》虽然针对的是大学教育,但正如王艳芳所言,《教程》“以诗学的理论透视为核心,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中心,以区域特质的考量为重心,做到四个‘结合’———‘论’与‘史’的结合,‘点’与‘面’的结合,‘讲’与‘评’的结合,‘述’与‘考’的结合”为其学术诉求,在重视史料搜集、重视作家作品审美分析的同时,将文化研究母题研究和身份批评的理论研究方法贯穿始终。”(《在教研互动中建构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从〈海外华文文学教程〉谈起》,《暨南学报》,2009/05)所以,《教程》具有突出的学术意识,也是对数十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与提升。 应该说,论著出版后影响如何往往要经受其后较长时空的检验,2008年出版的几部华文文学论著如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朱双一的《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鹭江出版社)、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等便都在09年引发了研究者的热切关注,得以呈现影响。古远清认为杨的论著“以问题意识带动四个着眼(着眼传统,着眼整体,着眼文本,着眼‘和而不同’)”,结合华文作家古今中外的创作特征及其衍变进行探讨,从而打破了各占据一领域,各守一种文体的惯常研究状态”,是跨学科、跨文类研究的实践范例(《跨学科、跨文类研究的实践———评杨匡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2009/05)。李健认为朱的论著“对论述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渊源关系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地域空间中探寻文化印证———评朱双一〈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常州工学院学报》,2009/01)。 朱立立的论著则引发了争议之声。兰志成在《利器与盲视的双重悖论———读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2009/02)一文中认为朱“处理身份的跨时代瞻望有很大的暧昧和简单化处理,个体内在生命的本真的艺术书写被家国、民族、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认同等抽象理论术语所排斥、挤压和覆盖,显现出意识形态的偏见”;王伟则批评兰志成因“对文学、个体所持有的本质性态度和对文化研究的漠视或拒绝因而无法把握朱的批评逻辑,从而产生了误读”(《文学批评的逻辑———评兰志成先生的〈利器与盲视的双重悖论〉》,《华文文学》,2009/03)。争鸣敞开了朱所倚重的文化研究理路之得失,划定了同类论著可能的影响边界。 作为新兴研究力量,博硕士群体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博士论文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可视为准论著。本年度近20篇相关博士论文在传媒、形象学、区域文学和作家个案与比较研究等领域作出了探索,值得一览。如传媒方面有周文萍的《当今美国电影里的中国资源与中国形象》(暨南大学)、陈辉的《华语电影现代性与文化认同———以张艺谋、徐克及李安为例》(苏州大学)、廖斌《〈文讯〉杂志与台湾当代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方桂香的《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厦门大学);形象学方面有向忆秋的《想象美国: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山东大学)、周聚群的《“红色”中国的“杂色”呈现———论海外华文/华人小说中的“文革”书写》(苏州大学);区域文学研究方面有王勋鸿的《君临之侧,闺怨之外———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华东师范大学);作家个案与比较研究有邢楠的《严歌苓小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樊燕的《历史在差异中复活———高阳二月河清代历史小说比较(苏州大学)、孟建煌《施士洁评传》(福建师范大学)和张向辉的《守望·逃离·追寻———王安忆朱氏姐妹创作之比较》(苏州大学)等。这些博士论文虽有不够成熟之处,却以青年学人所特有的学术活力与创造性,显现出本研究领域的学术潜力与动向所在。 三、术语与问题 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走出划地为界的小圈子,与时代变迁和学术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年都会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聚焦今年“空间”、“跨界”、“母题”、“中国在地书写”等研究的重要术语,可以看到在新的文学现象与学术动向激发下研究者所产生的建构冲动与反思意识。 “空间”维度一直没有离开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但以往常停留在区域和地理空间的宏观层面,今年数篇相关研究文章,则从文本空间叙事的特点来把握华文文学的诗学特质,将空间研究导向了更细腻与深入的境界。如吴翔宇的《新移民小说的空间诗学建构》(《华文文学》,2009/01)一文认为新移民小说文本中存在着“显在的物理空间、互文的语义空间、隐喻的主题空间”三个彼此交织的空间层次,展现了具有现代情怀和品质的空间文化想象,构成了新移民文学的诗学特质所在。此外,赵坤的《建筑美学视野下香港都市文学中的空间构形》(《华文文学》,2009/05),陈为为、江少川的《新移民诗歌的空间诗学》(《华文文学》,2009/03)等与吴文有相似的研究立意,其研究立场与方法都在社会学空间理论的指引之下。 “跨界”这一术语本年度出现频率也很高,它已被众多研究者用以概括华文文学的创作特色。如计红芳的《跨界书写———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华文文学》,2009/05)、邹建军、王娜的《从原乡、异乡到世界———新移民小说中三重地理空间的跨界书写》(《华文文学》,2009/06)、胡丽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09/01)等。但更为宏观系统的是杨匡汉的《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文艺研究》,2009/02)一文。该文总观了从越地域之界、文化之界、族群之界、性别之界到越文体之界的各种跨界叙述,将跨界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诗学本质联系起来。“母题”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情节”等,相关研究必然逼近华文文学的诗学本质,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本年度涌现多篇研究论文,包括杨匡汉《同一母题的文本变奏》(《广东社会科学》,2009/03)、杨匡汉、许福吉的《由意象到图像:母题的生长与演进———海外华文文学母题研究之一》(《暨南学报》,2009/04)、曹宁,李兰兰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以〈射雕〉三部曲中的复仇母题为案例》(《社会科学论坛》,2009/10)、计红芳的《香港南来作家的书写母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3)、戴勇的《论琦君散文的母题抒写》,《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10)、熊小菊的《台湾海洋小说性爱母题的解读———以吕则之的澎湖系列为例》(《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1)等,其中杨匡汉的系列论文带有系统探讨与理论提升的意味,是母题研究的突出成果。论文试图从母题的衍变与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探究海外华文作家艺术创新的文化机制,超越了仅满足于解读母题象征意义的叙事学思路。 “中国在地书写”这一术语是曹惠民教授去年提出的,它指代外籍(海外)作家移居中国后出现的文学想象。今年仍有对于这一创作新动向的后继研究,如张小燕的《评新华作家蓉子的“中国在地书写”》(《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1)。通过对蓉子旅居上海的创作进行分析,文章发现了一类快乐的“中国在地书写”,它没有以往新移民文学中那种身体、精神、心灵、人格所遭受的难以平复的屈辱折磨。尽管“中国在地书写”的丰富性仍需进一步考察,但对新文学现象的及时总结是值得提倡的研究思路。 本年度华文文学研究中热点问题似乎并不凸显,但学科基础问题和史料整理问题仍激发了方家的研究热情,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论述。相对于以往的焦虑与躁动,今年有关学科基础问题的探讨显得理性而从容,祛除了火药味。陈国恩的《3W: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02)一文便是典范之作。文章认为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华人跨文化书写的经验”,而在“怎样研究和为谁研究”两个问题上则主张“和而不同”的原则。他指出“尽管应该充分尊重不同价值立场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但也不可妄自菲薄,强调“‘我们大陆学者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敢于坚持自己的话语权,才真正有助于多元共处的研究局面的形成。此外,陈辽的《华文文学学科的当前困境及出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3)等也着眼于更为具体的研究进程;而饶芃子的《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教学工作研讨会上的致辞》(《华文文学》,2009/05)则从教学教材建设的具体视角探讨学科发展问题,认为“课堂教学需要教材,教材建设和学科论、方法论一样,都是学科成立的重要条件”,这同样集中体现了探讨学科基础问题中的务实理性精神。 文献整理与资料搜集问题一直是影响华文文学研究的核心因素,以往对其总结与反思的研究论文不多,今年却出现了几篇较为系统的文章。程光的《浅谈海外华文文学资料的搜集问题》(《现代情报》,2009/06)一文全面概括了资料搜集的种种方式,有很强的借鉴性;朱寿桐的《论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地域性运作———兼论澳门新文学文献观念的调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01)一文探讨了文献搜集与整理和研究者文学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了方法论的反思高度。 四、视野与方法 研究视野的多维拓展,使得本年度的华文文学研究显得摇曳多姿、生机勃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全球化视野、传媒视野以及教学视野的树立与拓展。 从区域的拓展(对越南等边缘区域的集中关注)、语种的拓展(与非汉语文学的比较研究)到研究者身份的拓展(外籍作者的比率增加),今年的华文文学研究凸显了全球化视野。其中饶芃子的《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南方文坛》,2009/01)具有指引方向的意味。该文认为“移民‘第三种经历’所构成的文学描写和叙述,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展现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文化特征,并从中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能深化和拓展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 本年度还凸显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教学视野。不但举办了华文教学工作的专门学术研讨会(7月23至26日于福州举行第3届全国高校教师世界华文文学课程高级进修班暨第2届世界华文文学教学工作研讨会),而且顺利出版了大家翘首盼之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与读本(暨南大学出版社)。围绕教学与科研的问题,不少研究者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如王艳芳的《在教研互动中建构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从〈海外华文文学教程〉谈起》(《暨南学报》,2009/05)、黄万华的《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暨南学报》,2009/05),庄伟杰的《马华文学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探蠡———兼谈马华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可能性》(《华文文学》,2009/02)等。 随着现代传播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深度影响与介入,传媒与文学生产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新世纪以来华文文学研究也出现传媒转向。综观今年数量颇丰的相关研究论文,传媒视野已经成为华文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传统纸质媒介的研究依然是重心,相关论文有燕世超、罗洁的《〈华文文学〉杂志对马华文学的传播与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05),刘景松的《耕播·坚守·展望————读〈越南华文文学〉》(《华文文学》,2009/04),颜敏的《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华文文学》,2009/06)等,这些研究文章突出了文学期刊在华文研究场域及文学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兼带了史料整理的用意。 华文网络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王列耀、蒙星宇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网纸两栖写作》(《广东社会科学》,2009/06)一文准确地概括这一文学现象的最新走向。该文对1990年代以来的北美网络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总体特色作出细致考察,并指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形式———网纸两栖写作,认为这种融网络写作和纸质商业版权写作于一体的跨媒介写作形式,也将挑战我们对于华文文学的既往理解。 台港电影的研究有不断升温的趋势,本年度对台湾热播电影《海角七号》的探讨便达到一定热度。不少华文专业研究者以其学术优势介入讨论之中,撰写了不少颇具深度的文章,如张重岗的《〈海角七号〉的叙事纬语》(《华文文学》,2009/03)、燕世超、周亮的《〈海角七号〉的空间叙事分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3)、李晨的《难以规避的历史与现实———海角七号》,(《华文文学》,2009/03)等。这些论文以《海角七号》作为活标本,揭示了当下台湾文艺的最新动向、美学策略及内在症结,与那些稍纵即逝的鉴赏式影评保持了距离。除了及时关注热播电影之外,还出现不少有关香港电影的系统论述,如肖宝凤的《历史、空间与叙述策略:论香港女性导演的离散美学》(《当代文坛》,2009/04)、陈晓亮《嬗变中的香港电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3)等。鉴于文学与影视传媒的内在联系,华文研究者对于影视传媒的自觉介入,不只是领域的转移与开拓,也将使文学研究与更为宏阔的文化场域联系起来,启迪深化有关华文文学的研究。 此外,一些概述性的传媒研究论文也值得关注。如赵小琪的《当代台港澳小说在祖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三维发展论》(《华文文学》,2009/01)及《当代台湾小说在祖国大陆对应性选辑传播形态》(《华文文学》,2009/04)、颜敏的《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暨南学报》,2009/04)等,这些论文尝试将传媒研究提升到研究范式与学科反思的高度,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新研究视野的凸显已指出了新型研究方法的可能性,但本年度数篇对研究方法作出自觉探索与强烈反思的论文,提醒研究者直面研究范式建立的困境及可能出路。有朱双一的《文化研究:台湾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和方法更增》(《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03)、李林荣的《认同困境中的“他者”———前台湾文学在大陆传播、接受效应的几点省察》(《河南社会科学》,2009/01)、周柳波的《形象学视野下的香港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国形象”对读之一》(《柳州师专学报》,2009/08)、朱崇科的《术语的暧昧:“问题意识”中的意识问题———论华文文学研究中常用宏大术语的适用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02)、陈国恩的《从传播到交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模式的选择》(《华文文学》,2009/05)等。梳理这些涉及研究方法的论文,可以看到,首先,自1990年代末以来比较已成为普遍视野与方法论基点;其次,后殖民批评等侧重于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叙事学等侧重于文本研究的方法正在不断融合补充,从而使得比较文化诗学这一研究范式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得到确认。概言之:比较是核心,文化研究是方向,叙事学方法是基础;第三,在具体研究思路上又有更为多元的走向与发展,出现不少分流分支。如上述论文中,周柳波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阈来探讨香港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在想象“中国”时的同异及其原因,提出了观看距离这一颇具方法意识的关键词。朱双一则强调以跨学科、多视角的“文化研究”来拓展台湾文学的研究视野,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与思想、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仅仅依赖审美形式的观照是无法把握其基本精神和主体内涵的。李林荣认为在台湾文学的研究中,相对于后殖民的学理运思,日常生活的思路更为诚实与可靠。朱崇科炮轰华文文学研究中滥用套用“宏大术语”的研究弊端,倡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术语运用意识。陈国恩则认为传播学思路应被文学交流思路所取代,因为前者是单向的,后者是互动的,与华文文学发展的现实更为契合。 应该说,从视野到方法,华文文学研究已经将理论诉求作为一种内在动力,不少研究都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冲动,试图将某一领域和方面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与深度,但是总体来看,总结性的、描述性的、倡导式的论述仍是主要的,理论建树困境的解决仍需时日。 总体而言,2009年的华文文学研究倡导了注重对话、交流与创新的学术氛围,在拓展、深化中实现了新的超越。追往怀想必有利于前行,相信本年度所积聚的学术能量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产生影响,催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作者颜敏,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