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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华文文学中的“回归”写作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诠林 参加讨论

    对于流散作家们而言,背井离乡、异乡生存的漂泊与奋斗,让他们虽然人生路途各异,但诉说家国想象,检视文化根脉,却成为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与追求。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的漂泊离散与祖地原乡,不仅记载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也成为他们人生成长和文学出发的双重见证。此类“回归”写作所反映的,正是华人族群的“叶落归根”、“安土重迁”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五四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一、寻根写作
    世界华人文学视野里的“寻根写作”乃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寻根溯源写作,而非当今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已形成固定称谓的“寻根文学”,或者说,两岸四地及世界华人文学中的“寻根写作”包含并超越了“寻根文学”。
    自明清以来,海峡两岸屡遭阻隔的苦难现实、港澳及海外华人漂泊祖国母体之外的坎坷遭遇、现代性对传统社群结构的挤迫,即促使台港澳及海外华人“寻根(怀乡)写作”不断深化。
    台湾的“寻根写作”上可追溯至明郑时期,下可延伸至当下。日据、光复、戒严、解严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台湾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湾的传统意识,在赋予台湾多元文化时空的同时,也迫使台湾本土知识分子回溯历史寻找根脉。回归乡土意识就成为台湾乡土作家们面对“现代性困惑”时赖以自我保护的文化心理基础。[1]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台湾文学独特与丰富的“寻根”写作现象:
    首先表现为文学题材上的寻根溯源与原乡崇拜。如日据时期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杨逵的《模范村》、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等。这些作品或抒发认同祖国文化的情感,或表达回归原乡的渴盼、或关怀祖国民族命运。这些作品及其所写的主人公,无论心态还是行动都有着浓厚的寻根意识。
    第二类是祖国内地“在场”写作。此类写作的代表是回归祖国内地居住作家的创作,如台湾近代作家汪春源、施士洁,现代作家许地山、刘呐鸥、吴浊流,当代作家陈若曦等。吴浊流在南京驻留期间,写下了散文《南京杂感》,其中对于“中国的性格”的挖掘,表现出吴浊流对祖国前途的关心。陈若曦有感于其在大陆的经历,创作了《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以“文革”为题材的系列小说,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先河。
    第三类是叙事学与修辞学意义上的、艺术技巧方面的寻根溯源。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们开始将目光注射于祖国大陆文学研究。一些作家也在现代派写作的喧哗中沉潜下来,寻找运用中国传统叙事的可能。如席慕蓉的诗歌《七里香》(1979年)“溪流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2]就化用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流水意象表达了游子思归的意愿,构建了漂泊与回归在“寻根”的过程中对立统一的情感结构。
    第四类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寻根溯源写作。台湾原住民文学,即传统所谓的高山族文学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民族文化的寻根。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在《恢复我们的姓名》一诗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请记下我们的神话与传统,如果有一天,我们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请先恢复我们的姓名与尊严”[3],道出了台湾原住民族群的寻根渴望。台湾客家人作家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横跨台湾被日本占领的五十多年历史。文章从历史主题进入作品,分析了客家人在面对历史所表现出来的担当勇气与责任感,进而提炼出客家人品性:隐忍与坚韧。台湾汉族女作家琦君曾在《烟愁》后记中用质朴的话语揭示了这种源出人类本性的寻根意识:“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4]从中国大陆移居澳大利亚的作家何孔周先生认为:“尽管存在着主张、见解和信念的差异,但大多澳华文学作家都有这种文化认同感,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澳文化融合的使命感,他们笔下总会不可避免地流淌着‘寻根’的文学踪迹。而站在曹雪芹、鲁迅肩膀上起步或起飞的澳华文学,因为天然拥有着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血脉、底蕴,在澳洲这中西文化直接碰撞融合的环境里和多元文化的条件下,将更能融会中西以强健自己,广闻博采以丰富自己,因此也就颇有利于产生好作品和好作家。”[5]
    二、乡愁书写
    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承继中国传统文学中思乡文字之余绪,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乡愁书写也屡见不鲜,而以台湾最为典型。
    战后初期,由大陆迁台的作家无法回到大陆与祖国大陆的亲人们相聚,那种复杂的心情无法排遣,因此,他们借助于文学来抒发自己的怀乡念亲的感情。由此产生的乡愁文学具有着最自然的表征,那就是由眼前的所见所闻“偷渡”到怀人和忆物。一棵树、一个声音都会成为思乡的引子。于是在梁实秋的笔下谈“吃”是为了怀人忆物。从“吃”中,从“馋”中表现乡情和乡愁,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趣味。另如战后台湾的武侠小说,作者以外省籍居多,本省籍作家微乎其微,而且这些武侠小说内容全以祖国大陆为场景,这成为当时台湾通俗小说的共性。自大陆来台的武侠作家,事实上也借着故国河川的摹写,表达其浓厚的思乡情怀。
    这样,乡愁这一题材成为台湾在特定环境下的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一种文学题材。这一题材在当时台湾文学中又主要有两种主题:
    第一类是对大陆的乡愁。此类乡愁文学基本都蕴含着较深广的家国乡愁和文化乡愁。20世纪的台湾新诗作家大部分是从大陆去台湾的。他们怀着浓重的大陆乡愁,写下了一首首感人哀婉的乡愁诗。这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余光中,但因相关研究较多,此处不赘。值得一提的是洛夫所作的《边界望乡》。1979年,洛夫在香港落马洲边界从望远镜中望到故国山河,一时感慨万千:“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咯血。而这时/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冷,还是/不冷?//惊蛰之后是春分/清明时刻该不远了/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当雨水把莽莽大地/译成青色的语言/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这首诗是洛夫乡愁诗的代表作。当时他阔别故乡与亲人整整30年,“内伤”二字透露出长久乡愁给诗人心灵的重创。该诗作拟虚为实,虚的“乡愁”在动态化的呈现中有了实的体积和重量。“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而终不可及,一对对矛盾的意象语构成了诗学张力,震撼读者的心灵。
    还有一类乡愁是对乡村自然文化的乡愁。随着台湾经济的崛起,现代物质文明建设侵蚀着自然环境,也扭曲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一些作家由此写作了表现对原生态环境的眷恋和对现状的无奈的作品。羊令野的《屋顶之树》就描写了现代都市人的孤寂感,具有典型性。
    产生发展于戒严之前台湾的乡愁文学,其色调是灰暗的,充溢着渴望回归故园而不可得的怅惘。乡愁文学潮流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可谓各体兼备。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乡愁文学开始向探亲文学转化。但乡愁文学并未完全消亡,上述第二类乡愁作品还时有出现,主要体现为生态文学和原住民文学。
    三、故国想象
    历史的放逐和浮生若梦的无奈常常是中国古代文人骚客的写作诱因,而对故园昔日情境的追忆和对其现状前景的想象,则往往构成他们布局谋篇的情感基调。从《涉江》的“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到“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莫不浸透着诗人远离故土的漂泊感,抒发着在异乡寻找归属的渴求或失落。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并将其与现代叙事和修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把地理距离的疏远与心理距离的拉近之间的张力发挥到了极致。
    《游园惊梦》是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1966年创作的一部小说,作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母题,但同时又运用了现代派技巧,将传统和现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互文性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中国文学的丰厚传统为白先勇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题目借用了《牡丹亭》的《惊梦》,将“游园”和“惊梦”合二为一,同时也借鉴了昆曲《游园惊梦》的题名;小说描写的酒宴、唱昆曲的情节借镜于传统剧目《贵妃醉酒》;小说中引用的一些曲牌名,如《夜深沉》、《将军令》、《百年欢》、《点绛唇》等也都与小说情节发展构成了隐喻关联。作者借助于自身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故国想象”。正如李欧梵所说:“(《游园惊梦》)是现代小说,再上面是《红楼梦》,再上面是《牡丹亭》。”[6]作者在运用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展开叙事的同时,也秉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综观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有关故乡的记忆与书写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主题,如鲁迅、艾芜、沈从文等等。不管故乡题材的作品具体议题为何,书写故乡的目的最终还是企图言说自我身份,构建家国想象。如司马中原的《荒原》制造了一个“英雄救国”的政治神话,朱西宁的《旱魃》表达了宗教救赎理念。萧红、林海音、於梨华、聂华苓,则以女性视角构筑了“小家碧玉”型的故乡叙事模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三部小说皆缘于作者的故国想象和童年记忆。北平和台湾是林海音的双重故乡,在北平城南胡同度过的难忘童年,使身居台湾的林海音却把怀乡情感投向北平。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写的是作者抗战时期在川西三斗坪逃难生活的童年记忆。书写故乡童年故事的汉语小说《梦回青河》(1961年),给在异国他乡以英文创作但屡屡失败的於梨华带来的是成功的惊喜,於梨华由此奠定了她在中文文坛的地位。
    海外华人对台湾并延伸至对整个中国思念与想象的作品也成了“回归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於梨华的短篇《小琳达》写初涉美国留学的吴燕心寄人篱下,一边当保姆,一边学习。生活的艰辛让她想起自己远在台湾的家而潸然泪下。长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其主人公留学美国,过着寂寞而挣扎的生活,学成回台省亲,看到的是同样寂寞和空虚的台湾人,在金门岛眺望大陆时,才在迷惑中悟到根之所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芝加哥之死》写一位侨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吴汉魂,虽长期在美,却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孤寞的心情下,接受一个老妓女对他的引诱。事后精神崩溃,想到了自杀。这些作品都普遍描写了主人公有家不能归而产生的孤独、空虚、苦闷、甚至绝望的心态,他们只能生活在对故乡,对亲人深沉的忆念与想象中。台湾及海外华人作家所描写的华人的这种“故国想象”,实际上是他们远离祖国,渴望故土,思念亲人,感到无根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内心挣扎。这种故国想象与书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情感逻辑。
    此外,香港“九七回归”前后对回归祖国壮举的期盼、想象与讴歌也构成了世界华文“回归写作”的一个环节。
    四、探亲与旅游文学
    1987年,台湾开放部分人员赴大陆探亲,从此,睽隔40年的两岸交流范围日益扩大。许多台湾作家出版了大陆访问文学作品,如诗人汪洋萍的《万里江山故国情》(1995年)、小说家张放的《走过泉城》(1995年)等。
    “探亲文学”带有特殊的情感色彩,悲喜爱恨、失意和希望兼而有之,成为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的压抑已久的亲情得以释放的火山口。台湾探亲文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台湾探亲文学领军,海外华人探亲文学也开始起步。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回到久别的家乡,重游祖国河山,与亲人团聚,自然百感交集,喜悦之情与奇妙文思交相辉映。首批回乡探亲的洛夫,在《湖南大雪》中,书写了他在背井离乡几十年后与亲人相近时,竟激动得“倒飞而去”的奇思妙想;以“俺”为诗中主语的管管,为其探亲诗抹上了浓浓的山东乡土风情色彩。而旅美作家於梨华写的中篇小说《三人行》,描写了陆教授、傅博士和龚胖三位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回大陆见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后,对故土和亲人的热爱。
    探亲文学是乡愁文学的变体。它为乡愁文学增添了新的内涵,体现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与祖国的文化血缘。众多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到大陆探亲访问,从大陆获得了许多新的创作题材,从而促进了他们创作题材的扩大和丰富。
    海外漂泊诗人渴望根的回归,但苦于无法实现。他们在异地旅游时,常会触景生情,想念疏隔已久的故国山河和文化母体,并诉诸诗文。先居台湾后居加拿大的诗人洛夫即具此种代表性。1976年,洛夫去韩国访问,韩国的风土人情令他想起中国的唐朝,想起神州山河。时值冬季,那飘扬的雪又令他想起故乡湖南,于是写了几十首饱含故国之思的诗歌,其中最有力度的是《午夜削梨》:“冷而且渴/我静静地望着/午夜的茶几上/一只韩国梨//那确是一只/触冰凉的/闪着黄铜肤色的/梨/一刀剖开/它胸中/竟然藏有/一只好深好深的井//战傈着/拇指与食指轻轻捻起/一小片梨肉//白色无罪//刀子跌落/我弯下身子去找/啊!满地都是/我那黄铜色的皮肤。”
    “梨”谐音“离”,象征分离。梨的颜色又与中国人的肤色相同,作者就巧妙地借助“黄铜色的皮肤”这一意象表达了炎黄子孙割舍不掉的民族情怀与文化情怀。诗歌将深深的乡愁与灼热的情怀寓于冷静的描述之中,在异国的午夜发抒回归故国的渴盼。
    除了探亲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在探亲或旅游时还给祖国内地学者带来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资料。大陆学者由此拓展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以1982年6月第一次全国性“台港文学研讨会”为发端,经海内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渐次形成了蔚为可观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写作群体。
    五、结语
    华文文学中的“回归”写作,打破了从政治出发划定界限的文学主题,具有人性书写的多重面貌。以流散漂泊问题与困境的讨论,它表明了中华文学的根性;以童年经验与少年情怀书写,它显示着故土文化属性的烙印;以离乡/返乡、寻找/发现、“变与不变”/“隔与不隔”[7]的矛盾统一,它表现出了复调叙事的独特况味,突破了封闭的顾影自怜式的文学发展轨迹,增强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而此类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民俗风情、自然景色画面,特别是浓郁的乡愁情结抒发,又见证着两岸四地及世界华人作家们的有共同倾向的身份认同与内在情感。上述种种,造就了“回归写作”的产生和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学库藏,成为了中华文学板块中的一个殊具异彩的文学领域。
    注释:
    [1]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55页。
    [2]席慕蓉:《七里香》,见席慕蓉:《时间草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莫那能:《恢复我们的姓名》,莫那能:《美丽的稻穗》,台中晨星出版社1989版,第11页。
    [4]琦君:《留予他年说梦痕———后记》,琦君《烟愁》,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64页。
    [5][澳]何孔周:《澳华文学:“浮萍”与“寻根”》,《文艺报》2008年5月1日第4版“华馨”。
    [6][美]白先勇:《蓦然回首》,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7]李诠林:《在变与不变、隔与不隔的美丽中拓行——从新移民华文、华人文学看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研究》,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229页。
    作者简介:李诠林(1975-),男,山东东阿人,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3)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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