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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新国学”出发，论证“汉语新文学”的合理性及其价值和意义 “国学”这个概念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区分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以自己的方式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产生并发展的全部高雅的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涵盖于自己的内部，以显示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学术在整体上的不同，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一种综合形式，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许多成果，包括胡适、顾颉刚等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学术舞台的知识分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成果，仍然是依托在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之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架构，包括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全部学术活动都是被纳入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来进行的，所以“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大陆学术界所放弃。“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是在时隔三十余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在这时，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重新复苏并走向繁荣，在部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学者的努力下，“国学”这个学术概念重新得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认可和运用，并迅速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核心学术概念之一。 但是，当“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大陆重新得到重视和运用的时候，中国的新文化也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国新文化及其研究成果同样成了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仅仅建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国学”概念已经无法涵盖中国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全部，并且它越来越表现出以国家意识形态自居、一家独大、目空一切的偏执性特征，各种贬低“五四”以来新文化成果的论调也在这个概念的卵翼下相继出现。与此同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传统也早已渡过了自己的革命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所不能不使用的“旧文化－新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也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当前以及以后的中国文化研究的需要，将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在积淀过程中创造、在创造过程中积淀的发展过程成为每一个中国文化研究者的中国文化观念的主要的也是必要的构成形式。面对这种变化了的学术现状，我在《新国学论纲》中提出应当重新界定“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以使之成为真正体现中国学术整体面貌的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道”体，既将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涵盖在这个整体性的概念之中，也将中国现当代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涵盖于其中，成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文化结构，并为其未来的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为了与过往“国学”这个概念相区分，我称这个重新被界定了的“国学”为“新国学”。 在重新界定“国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提出了“民族语言”和“国家”这两个构成要素。从“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文化之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研究成果也应纳入到新的“国学”概念之中来。这里还有一个中国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问题。章太炎等民国学人在建构“国学”这个概念之初，是将俗文化排斥在外的，“新国学”应当将古今俗文化及其研究成果视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既不无限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无视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从“民族语言”的角度看，我认为像翻译文化、台港澳文化、海外华文文化这些以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文化，至少在其直接流通的可能性上与中国大陆文化是具有一体性的，所以也应视为“国学”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正是在这里，我所倡导的“新国学”与朱寿桐先生倡导的“汉语新文学”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性。朱寿桐先生用“汉语”这种语言要素，将大陆新文学、台港澳新文学和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整合起来，构成了“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并作为一个超越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这些更加零碎的划分形式之上的一个更具整体性的新文学概念。我对此是表示同意的，并且认为它符合当前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既具有理论的意义，也具有实践的价值。 “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理论意义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证。仅从我所倡导的“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角度，我认为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值得重视的。其一，“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赋予我们在“汉语文学”这个整体的文学概念中感受和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汉语白话文学的可能，从而将“汉语旧文学”与“汉语新文学”作为“汉语文学”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而消解了二者在二元对立思维形式之下的绝对排他的性质，在时间的纬度既将二者作为连续性的同一的文学发展历史过程，而“变化”则是贯穿于这个文学过程始终的基本特征，也将二者作为前后继起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汉语文字载体自身的变化则是赋予这两种文学形态不同特征的基本因素；在空间的纬度上既将二者作为现实共时性存在的可供阅读和研究的文学对象，“文学性”则是所有这两种文学形态存在的主要根据，也将二者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阅读对象和研究领域，文学特征的不同则是使二者相互区分的主要标志。所有这一切，在“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中都成为自然而然的观念，而在固有的“国学”概念以及“新文学-旧文学”二元对立的观念中，这些都曾是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其二，“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还从一个方面向我们暗示了关于中华文化的这样一种理解形式，即中华文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本质，它在时间上是无限延展的，在空间上也是能够以溢出的形式向四面飞溅的（海外华文文学就是中国文学以溢出的形式向世界各地飞溅的结果）。不论是在时间上的延展，还是在空间中的飞溅，都不只是量的积累，而是新质的生成。彼此之间的差别是质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形式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华文化更是一种现象性的存在，是在时间上有着连续性、在空间上有着关联性的大量文化现象。一个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美籍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纳入到华文文学这个整体的文学概念中来，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断定它在“质地”上更属于中国而不更属于美国，而是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与大量中华文化现象基本相同的，而与大量英美文化现象迥然不同。循此现象，我们就一定能够发现它与其他中华文化现象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在空间上的关联性。他之所以能够运用汉语写作，很可能他的前人曾是中国人，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美籍华人的人，他有在汉语语言环境中生活的经历，阅读过汉语文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具有连续性的文化现象，而他的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出来，就与其他汉语文学作品发生了联系，并且被懂汉语的人所阅读，在空间上与其他中华文化现象有了关联性。在过去的文化研究中，我们总想为中华文化规定一个永恒不变的质，“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建立，使这种本质主义的中华文化观再也不能自圆其说。这将孕育着中国知识分子中华文化观的根本变化。其三，我们说“汉语新文学”观念的建立，将孕育着中国知识分子中华文化观的根本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学术概念本身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具有跨越国界性质的学术概念，它的范围已经不局限在中国这个国家的境域之内，而是一个跨越了国境的学术概念。一旦将海外华文文化同中国国境内的文化组织在同样一个文化概念之内，并且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就必须对我们固有的文化观念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我曾反复强调，我所倡导的“新国学”，“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一种学术的观念”。[1]（P159）也就是说，作为学术观念的“新国学”不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因而也不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和意义。朱寿桐先生倡导的“汉语新文学”则不同了，它不但孕育着新的理论开拓的可能性，同时也有更直接的实践价值，具有建构一种新的学科的意义，并且直接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学史类型的产生。现已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朱寿桐先生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朱寿桐先生在论证“汉语新文学”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上所述，对于朱寿桐先生所倡导的“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我是赞同的，并且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汉语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方向，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是，我认为朱寿桐先生对“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论证，还有一些令人难以苟同的地方。 朱寿桐先生在界定“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时候，主要强调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将其视为主要的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这正是我在上文所说的中华文化向来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性的规定，而是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的大量文化现象，“汉语”就是将“汉语新文学”联系为一个整体的主要构成性要素。但是，当朱寿桐先生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和意义，并对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在谈到“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意义时，朱寿桐先生说：“汉语新文学超越了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与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国家板块、政治疏离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国家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2]（P18）在谈到“汉语新文学”与过往的一些文学史概念的关系时，朱寿桐先生说：“‘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实事求是地弱化了原先习用的国族文学概念所必然带有的意识形态预期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困扰，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2]（P21）显而易见，在所有这些论述中，朱寿桐先生都将作为“汉语新文学”这个语言概念本身的力量绝对化了，同时也将“汉语”这种语种的价值和意义绝对化了，从而为他的“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罩上了一层语言决定论的阴影，这反转来也影响到他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与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2]（P16） 在这里，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如何看待语言决定论的得与失，而是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个“汉语新文学”的构成性因素直接当作“汉语新文学”的本体性内涵进行论述。如前所述，“汉语”作为“汉语新文学”的构成性因素只是现象的、形式的，而“新文学”才是“汉语新文学”的本体和内涵，这正像“黄”是“黄种人”的形貌特征，而“人”才是“黄种人”的本体一样。“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所以“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也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实际上，“文学”是不等同于“语言”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是由其抽象的形式特征所规定的，汉语与英语的不同是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和一系列语法规则的不同，而不是所表达的意蕴和情感情绪色彩的不同，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而向更充分地发掘自身的内在潜力的过程中发生缓慢而切实的内部变化的，但我们却永远不能以这种不断变化着的内涵说明这种语言的性质和特征。“文学”则不同。在语言学的意义上，“文学”不是“语言”，而更属于“言语”。“言语”是用于交流的，这种交流是在同样一种语种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的，但同时也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进行的。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有不同的交流方式，相同的语言形式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感和情绪的色彩，表达不同的意蕴。一个文化共同体，不是仅仅由文学构成的，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复杂的因素，这使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是各自独立的，正像不同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货币必须进行兑换、没有直接流通的可能一样。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文学，实际是处在不同时空结构中的文学，其意义和价值是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中取得的，其交流也不是直接的，必须首先感受到它在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价值和意义，而后才能同其他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学作品进行平面的比较和研究。柳青的小说可以和浩然的小说进行直接的比较和分析，因为它们处于同样一个时空结构之中，我们甚至可以对柳青的小说和路遥的小说进行直接的比较和分析而看出中国大陆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但要对柳青的小说、金庸的小说、白先勇的小说进行比较和分析，就不能采取这种直接的手段了，就要采取有类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式了。在这里，存在的主要不是国族的问题，而是文化共同体的问题。 朱寿桐先生在论述“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存在合理性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与“国族意识”的关系。实际上，文学创作与“国族意识”的联系向来都是极为薄弱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例如，那些有意写给外国人看的文学作品），“国族意识”才会实际地而不是虚幻地作用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这里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是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进行传播的，正像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不会首先想到我们说的是汉语一样，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也不会首先想到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但当具体到“文化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一个文学家在创作的时候不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他却不能不意识到他要写什么、对谁写、怎样写，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所实际生活着的文化共同体中产生的。越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越是有着十分清醒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也就是说，“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对不同文化共同体文学的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做出更加清醒也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判断，并实际地而不是虚幻地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期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其形式上，也在其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只要我们不将文化共同体意识简单地归纳为“国族意识”，我们就会看到，直至现在仍然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这些分科方式，实际只是我们文化共同体意识演化发展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中国新文学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结果。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中国大陆首先建立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还是称为“中国新文学”的，但当“中国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高等文学教育中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并立起来，它的实际含义已经由“性质”的转化为“时间”的。在这时，“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是不可能更名为“中国旧文学”的，因而“中国新文学”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有了某种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一次更名，既与此前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这个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与“文革”后的“现代性”的讨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个时间的段落，而不是一种性质的规定。虽然在西文的翻译中很难找到对应的历史概念，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却是清楚明白的，不会发生概念的纠缠和混乱。正是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中有了相对确定性的内涵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也就有了产生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初得到确立的“中国新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学，这就将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的文学推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文学史的概念上。实际上，这时的中国大陆确实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共同体，这时中国大陆的文学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有了根本的不同，也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失去了原本曾经有过的比较密切的联系，其文学创作几乎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与此同时，那时文学创作在数量上的增加以及创作队伍的迅速变化，也使部分研究者逐渐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分出身来，主要跟踪当下的文学创作，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趋向做出随机性的评论、分析和研究，这就有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以及相应的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至今还被视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但二者在研究任务、操作方式、整体特征上实际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它分明反映着大陆文化共同体与这些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接近和靠拢，其原因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变化，更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整体性变化。没有文化共同体关系的这种整体变化，所有这些学科在中国大陆都是不可能产生的。直至现在，它们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但依然属于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其间的隔膜乃至对立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这些学科各自的独立性仍然是存在的。总之，只要注意到文学与其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就会看到，上述诸多文学史的概念实际是有其自身的明确性的，即使其中诸多的夹缠和彼此不同的理解，例如“二十世纪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围等等，也可以通过对这些概念自身的分析和厘定而得到相应的解决，因此这些概念的提出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我倒认为，它们恰恰反映着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自身裂变以及在这个裂变过程中中华文化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修复自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回自我的完整性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相互消长，这决定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多变性以及变化形态的独异性，同时也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学的多变性以及变化形态的独异性。“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认为，与其否定原来各种分类形式的合理性，不如在承认它们的合理性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将其有机结合为“汉语新文学”这个综合性学术概念的道路和途径，并使之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着自身内部更大和谐性的完整学科。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它不但有赖于文学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长期努力，同时也有赖于各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综合性的努力。只有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感受和了解“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我们才能够更充分地认识和体验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价值。———任何有价值的学术追求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汉语”与“新文学”的差别、“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不同，同样反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白话文革新在“五四”新文化的整体建构过程中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我们看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各种新的思想追求，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知识分子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通过现代白话文才在中国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的，甚至连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和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如果没有后来的白话文革新，在中国社会也是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的。但是，严格说来，受到白话文革新直接影响的是“宣传”，而不是“文学”。“新文学”也是在白话文革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有白话文革新还不足以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宣传”是对一种语言形式的直接运用，而“文学”则是对一种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没有文学家个人的创造，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本身都不可能自成文学。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都是白话文的自觉倡导者和运用者，他们都能够写出一手明白晓畅的白话文，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却是通过鲁迅、周作人特别是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其事端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是其“先驱”；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周作人是其“主将”。二者相辅相成，但却不是同样一件事情，用“文白之争”只能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不能完全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学革命也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对于一个杰出的文学作家，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国族意识”并没有我们平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五四”文学作家是在自觉地反思乃至批判本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作品的，“改造国民性”成为那个时期文学作家的无庸讳言的“目的意识”，但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对于他们却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是他们赖以感受和理解自身文学创作价值和意义的主要基础。对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没有起码的明确意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就没有产生的可能。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学院文化中，在现代白话文的基础上涌现了一大批西方思想的宣传家，而所有那些杰出的现代文学作品，却无一不以自己的方式显示出它们与自己所生存的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血浓于水”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并不完全等同于“五四”白话文革新。 显而易见，我所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只是朱寿桐先生在论证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与他的“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无关，甚至也与他的基本理念无关。即使他对“国族意识”的否定，也是为了论证他的“汉语新文学”这个核心概念的合理性，而并不是真地轻视“国族意识”在“汉语新文学”中的主体性及其核心地位。大概为了消除别人对他的误解，在2010年4月在澳门大学召开的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重新提供了他的另外一篇学术论文《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在这篇论文中，他一反在《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一文中对“国族意识”的批评性意见，重新强调了它在“汉语新文学”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认为“汉语新文学概念不仅不可能消解中国的主体性和核心地位，而且更强化了其在世界汉语文化中的这种主体和中心地位”，“对于祖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怀 有明确的、深刻的甚至是难以逃避归宿感，这是海外汉语文学家的民族心理自然而真切的表露；其中既包括着文化情感，也体现着某种文化规律。汉语文学和汉语新文学之类的概念一方面拆除了国族文学观念所必然设定的国境障壁，可以让海外汉语文学家的这种归宿感得到淋漓畅快的精神实现，另一方面也更进一步鼓励了各区域的汉语文学写作者对于汉语文化中心地的归宿心理，并会大大强化全球汉语文学对于汉语文化中心地———中国的归宿感。对于汉语新文学而言，由于其文化和文学的发祥地，以及最大读者群居地都明确在中国大陆，其文化归宿地也就无可争辩地在中国大陆聚集。于是，汉语新文学在概念表述上虽然略去了‘中国’的主导语，同时也略去了‘中国’概念的限制性，不过中国中心的地位反而得到了理念的加强，得到了预设性的阐示，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认同，甚至得到了切实的提倡”。①这实际上仍然是将“国族意识”作为“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精神支柱和基础意识的。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怎样看待“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亦即怎样论证“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合理性及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三、引入“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以补正朱寿桐先生论证过程中的不足 为了夯实“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理论基础，为了更加充分地揭示“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所可能潜藏着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认为有必要引进彭志恒等先生多年以前所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学术概念。 “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最早是由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四位先生联名在2002年2月26日《文艺报》所发表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一文中提出的。在当时，曾经在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引起过广泛的讨论。2005年8月，彭志恒先生又在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中对“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做了更加详尽的论述。彭志恒等先生将中国大陆已有的华文文学研究称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而将他们所倡导的华文文学研究称为“文化的华文文学”。“在我们看来，支撑目前全部华文文学研究活动的基础性观念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而这种‘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常识化的观念，它过多地注重了华文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外部情况。即它过分地强调了后者的语言学表象，从而绕过了对其内在的本质属性的追问。这有悖于追求深度向着研究对象本身内部掘进的学术研究之天性，从而必然造成华文文学研究的困境。”[3]（P10）与他们所说的“语种的华文文学”相对立，他们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在《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一书中，彭志恒先生是这样论述“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从生命概念出发，我认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国外华人生活是一种别样的、新型的、又自成一体的生存形态，是现象于普遍的文化视域中的、近代以来新出现的、具有自身体格的人生形式。关于这种人生形式，不管理论活动怎样地将其分析成本土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抑或别种文化蔑视下的边缘生存，我们都不能否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属于生命本来就有的一种可能性；生命如其本来的存在，生命在文化之间进行选择并进而自我建设，生命由是体现为这样的人生。由于这种人生形式具有文化的不确定性，在生存形态上具有漂泊不定、社会身份常变等特征，所以往往会被研究理智误认为没有‘自身’，并进而将其分割得七零八落分派给各个种类的文化。以‘生命’为出发点的理论态度将澄清这个误解。在我看来，这种看上去没有文化着落的生存形态从本质上讲乃是生命自我展开的样式，生命的独立自足性决定了这种人生形式的内在统一性。国外华人生活作为自成系统的生存形态和自有体格的人生形式，其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它拥有自己独特而又个性成熟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便是华文文学。通过这样一条超越之路，我们真正找到了华文文学作为普遍有效的文化学现象的存在根据，即，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观念。与过去‘语种的华文文学’一统天下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这种观念看来，华文文学的语言学表象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在理论作业中它被淡化成了思维运作的背景：古色古香的方块字固然美丽、亲切，而方块字背后的灵魂（生命）更是奇迹，因而，它毫不犹豫地抛弃‘语种的华文文学’以作定义的方式（‘用汉语写作的’云云）把握华文文学的做法，转而对华文文学进行概念式的把握，这时，作为研究活动之对象的文本主要的也不再是由汉字构筑的文体造型，而是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的生命、文化、生存，以及文化学视域内的喜怒哀乐。华文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写的都是以那样一种生存形态获得展现的生命的丰富多彩；华文文学创作，不管它与中国文学怎样相像，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联系，不管它怎样地被边缘化，它都是它自己，它有美丽而充满的‘自身’。我们不必再为华文文学寻找家园，它的家园就是它自己。”[4]（P24-25） 我认为，彭志恒等先生在其具体论述上是有不够严密之处的，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将“语种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绝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并将“文化的华文文学”作为取代“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唯一合理的定义方式。实际上，“语种的华文文学”必然是也必须是华文文学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构成形式和定义方式。试想，没有“语种”上的同一性，“华文文学”这个学术概念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所以“用汉语写作的”等等定义方式至今仍然是“华文文学”必要而又合理的定义方式（“华人文学”将有另外一种定义方式，但也会包括“语种”的内容）。与此同时，当彭志恒等先生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尚没有任何一种统一而又明确的华文文学理论能够主导这个初创阶段的研究领域，正像萌芽中的事物必然包含着未来发展的各种不同的倾向一样，当时的华文文学研究也必然有各种复杂的因素蕴含于其间。“语种的华文文学”实际只是彭志恒等先生自己概括出来的一个学术概念，但他们却将当时所有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全部涵盖于其中并随之进行了整体上的否定，这种概括方式和否定方式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因而也理所当然地引起当时对华文文学这个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筚路蓝缕开创之功的诸多学术前辈的强烈反弹。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学术概念以及他们对这个学术概念的理论阐述还是具有关键的意义和价值的。 如上所述，我们不能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是一种合理的并且是基本的定义方式，但它却是构成性的，而这种构成性的因素对于华文文学主要是现象上的、形式上的联系，并不体现华文文学的本体论意义及其特征。不难看出，如果仅仅按照“语种”这种构成性的要素，海外华文文学与大陆中国文学构成的就是现象上的、形式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呈现的必然是由大陆中国文学向海外华文文学的辐射形式，而这种辐射形式，在任何一个确定的方向上，都同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方式和阐释方式。其一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大陆中国文学为“源”、为“本”，海外华文文学为“流”、为“末”；“流”与“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由“源”与“本”赋予的。越是接近“源”与“本”，“流”与“末”的价值和意义越是显在的；越是远离“源”与“本”，“流”与“末”的价值和意义越是暧昧不明的。如果从“流”与“末”中已经感觉不出“源”与“本”的影响来，“流”与“末”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复存在了，有的甚至还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中华文化的叛徒。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描述方式和阐释方式，如果纳入到朱寿桐先生所倡导的“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的文学构图中，就一定是一幅扭曲了的汉语新文学的构图，是为有成就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所难以认同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其二是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进化关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至今未泯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在具体描述文化、文学的历史的时候，就是将在后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描述为在前的文化与文学现象的进化、发展的结果，越是后来的文化与文学，越是先进的；越是在前的文化与文学，越是落后的乃至腐朽的。当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大陆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之中时，就产生先入为主的海外华文文学较之中国大陆文学更加进化、更加进步的观念，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在理念上就是继中国大陆文学而起的后续性的文学，并且与当代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有着更加直接的接触和更加切近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描述方式和阐释方式从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起步之时，就与当时的西方化思潮合流，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对中国文学的感受和理解，如果将其直接带入朱寿桐先生倡导的“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的文学构图中，同样会破坏这个构图的和谐性与合理性。所以，“语种的华文文学”对于华文文学是一种构成性的定义形式，但却不是华文文学的本体论形态和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形态。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感受和理解彭志恒等先生倡导的“文化的华文文学”，我们就会知道，它实际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感受和理解华文文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形式。我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但首先要将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我们不能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任何另外一种文学形态的附庸和衍生品，我们对它的研究就是对它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既不是为了证明大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正确与伟大，也不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文明和进步。它之所以是“独立自足的存在”，就是因为海外华人的生活本身就是“自成一体的生存形态”，他们既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大陆的现住民，也不完全等同于居留国的原住民。而华文文学就是他们这种“自成一体的生存形态”的“独特而又个性成熟的自我表达方式”。不难看出，只有在彭志恒等先生倡导的这种“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中描述和阐释出来的华文文学，才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华文文学，当将这种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组合成朱寿桐先生倡导的“汉语新文学”的整体画面时，才有可能是和谐而又统一的，才有立体感。朱寿桐先生曾经力图通过“汉语”这个“语种”的因素超越“国族意识”的障碍而将“汉语新文学”这个跨越国界的文学画图描绘出来，但由于他既消解了文学的“国族意识”，也消解了文学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因而也失去了对于文学本体的透视力度，而当他企图重新找回“汉语新文学”的本体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他又不自觉地回到“国族意识”的基础上来，从而也失去了“汉语新文学”原本应该具有的超越国界的能力。我认为，彭志恒等先生倡导的“文化的华文文学”恰恰可以弥补朱寿桐先生在“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并赋予“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以坚实的理论基础。 学科的分类，不同学科的教科书的编写，归根到底是服务于这个学科的知识的传承和教育的。朱寿桐先生倡导的“汉语新文学”也是这样。同是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原本是可以被懂汉语的读者直接进行阅读和接受的，不像用外语写作的文学作品那样必须经过翻译。将“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将“汉语新文学史”作为“汉语新文学”的综合的历史，有利于在更加充分的范围内选择作品，将具有各种不同的典范意义的汉语新文学作品在其内部的有机联系中介绍给读者或文学专业的学生，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汉语新文学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汉语新文学作品的能力，从而逐渐汰除掉那些已经不具有阅读价值的质量低劣的文学作品。但在过去，由于汉语圈内各个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隔离和隔膜，使我们没有可能将其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文学学科的内部，“汉语新文学”这个综合性的学术概念也没有产生的可能。所以，朱寿桐先生倡导的“汉语新文学”这个学术概念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是我们新文学研究的方向之一。但我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它还没有完全代替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这些更加细碎的学科分类方式的可能，即使台港澳文学，恐怕也只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综合方式，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不但在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台湾文学研究者、香港文学研究者、澳门文学研究者也未必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综合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各个不同文化共同体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编写各种不同的“汉语新文学史”，在充分展示本共同体的文学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要将其他文化共同体的文学结合进来，以形成自己特定的“汉语新文学”观，经过较长时期的共同努力，逐渐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汉语新文学观统一起来，形成彼此大致相同的汉语新文学史的描述和阐释。我们必须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这反而不利于“汉语新文学”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个学术概念的传播和确立。 注释： ①引自朱寿桐在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打印稿。（编者按：此文经作者修订后在本刊同期发表）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新国学论纲[A].新国学研究（第1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A].汉语新文学通史（上卷）[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3]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A].庄园编.文化的华文文学[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4]彭志恒.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王富仁，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汕头，515063）。 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8期 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