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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在近年来的兴起是中国学术研究中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在社会的文学基础观念相对统一的情况下，文化传播媒体的主要意向是把握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读者阅读趣味的新动向，并尽量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实现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而在经济、政治、文化三种不同力量的冲突格局中，文化传播媒体有三种不同的价值选择方式。 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杂志坚持迎合广大市民的阅读趣味，为扩大发行量而牺牲自己对严肃文学、高雅的社会声誉的追求；上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派”文学杂志走的是始终为现实政治服务、依赖国家的经济资助、不惜放弃文学的独立性的文化道路；《申报·自由谈》、《七月》以及为数众多的左翼期刊（包括左联期刊）则走的是“文学的独木桥”：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新文学的精神价值，不但失去了国家政治的有效保护，而且要时时准备承担政治上的压力，同时需要克服自身的经济困难。前两种文化传播媒体为了在经济利益或政治保护中求得生存而放弃了自身的价值追求，后一种文化传播媒体则是为了坚持自己认定的价值追求甘愿冒失去生存机会的危险，反而突显出了其作为文化传播媒体的独特价值。 左文的《非常传媒——左联期刊研究》一书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左联期刊的“生存问题”，在“左联期刊的生存困境”“左联期刊的生存对策”“左联期刊的生存形态”三个层面上展开论述，分析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左联期刊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生存选择和价值追求。左联期刊是附属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传播媒介，其生存境地与左联命运紧密相关。左联成立于1930年，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在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至1936年，为了建立文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其历时短短6年，但树立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书中指出，左联期刊是偏离了常态的传播媒介，被赋予了太多非文学的因素，有时甚至让人分不清是文学期刊还是政治期刊。从这个意义来说，左联期刊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大于文学本身的意义。就文学本身而言，左联期刊的文学理论意义又大于文学创作意义。而在传播学意义上，左联期刊堪称是中国乃至世界传播史上的奇迹，它们创造了与其生存环境极不相称的传播效果，体现出其作为文化传播媒体的独特价值。 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媒的传播过程有三种价值：一是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二是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作出反应时相互关联；三是传递社会遗产。左联期刊是具备这样的价值的。它们充当了当时社会环境的监视者，揭示了国家、民族的危机，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暴虐，出色地完成了恩格斯提出的期刊所应肩负的使命，“把社会肌体的所有弊端提交自己的读者裁判”。左联期刊所营造的舆论氛围和所达到的传播效果，促进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关头的觉醒以及中国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留下了不朽的社会思想遗产。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6月14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0年06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