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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左联五烈士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才21岁。是个红色鼓动诗人。为了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左联成立80周年，我编写了一册《殷夫年谱》。在搜集史料、访问调查、学习思考过程中，发现有关其史事的一些问题，今把它们提出来，以求正于方家与同好。 殷夫的生年 左联五烈士惨遭杀害后，鲁迅、茅盾、冯雪峰、楼适夷、应修人等冒着白色恐怖的淫威，克服重重困难，秘密编印出版了一册“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因殷夫原系“太阳社”中人，与阿英熟悉较早且关系密切，“专号”中的《殷夫小传》即出自阿英的手笔。当时各烈士小传均未能署名。建国后，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出版《殷夫选集》中的《殷夫小传》即是《前哨·殷夫小传》的转录，并已署名阿英。阿英在该小传开头即称：“殷夫，……一九○九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的乡下，家庭是中产农家。”1956年10月20日，阿英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鲁迅忌日忆殷夫》文中，又重申“他生于一九○九年”。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殷夫诗文选集》，亦编录阿英的《殷夫小传》于卷首。至此，阿英的殷夫“1909年生”说，已成为权威性的定论。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的编注者，在各卷有关殷夫或白莽的注释，均据以作“(1909—1931)”。其实，殷夫“1909年生”之说是不确的。 殷夫确实的生年是清宣统二年，干支庚戌，属狗。早年，殷夫的大姊徐祝三曾多次从各个方面向来访者作过具体忆述，印证殷夫的生肖确是属狗。如说其母亲属羊， 40岁生殷夫，自己属龙，小弟出生时她是19岁，以及从各位弟妹之间的实际年龄差距推算，都正好互证殷夫的生肖属狗。[1]以之推换成公元，即生于1910年。象山县委、县府，根据多方面调查的实际情况，确认殷夫的生年为1910年，并以之载入《象山县志·烈士英名录》与《人物》传中。[2] 198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殷夫集》，对殷夫生年向亦沿用阿英1909说的编者丁景唐、陈长歌，在该书“附录”《殷夫───革命家和革命诗人》中，已订正作“(1910—1931)”。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殷夫》，亦作“殷夫(1910—1931)”。应该说在上世纪末，关于殷夫生年的这桩公案，该算已有了个了结。可是， 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各卷涉及白莽与殷夫的注释中，何以依然一仍其旧地作“(1909—1931)”，着实令人引憾。 殷夫的“真姓名”、“原名”和笔名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以下简称《为了》)开头第一节即写到与白莽的会见，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在第三节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第四节中还说他重翻年前殷夫因他要其所译《彼得斐传》原文而送来的《彼得斐诗集》时，见“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及到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下简称《孩序》)中说：“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而阿英的《殷夫小传》只说：“殷夫，一名白莽，并常用文雄，白，沙菲，洛夫等笔名；姓徐”。 殷夫是浙江省象山县东乡大徐村人。父徐忠镛，系一介书生，守着祖遗五六亩田地，兼行中医。育二女四子，殷夫是最小的一个，按《徐氏宗谱》“一成维鸿启，忠孝振家声……”的“行第词”属孝字辈。忠镛以他的书生情趣，选芝、兰、松、柏四字为序，依次给四个儿子在谱名下各取了表字：长子孝瑞(即徐培根)字芝庭，次子孝祥字兰庭，三子孝邦字松庭，谱名孝杰的殷夫，就字柏庭。而 “白”，原出母亲对幼子的昵称，后即成为柏庭在家人们口中流传的小名(习称奶名)，这有徐培根在一张家人合照背面题字中有“云妹”和“白弟”之称，和殷夫给二姊素云的信中自署“白”可证。当柏庭入塾上学时，父亲又为他取了个学名(习称“书名”)叫徐祖华。1923年夏，徐祖华由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毕业，与母亲和二姊素云一道被大哥培根带去杭州同住。及秋，以徐白之名考取上海民立中学。7月11日《新闻报·上海民立中学录取新生通告》中即登有徐白之名。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下简称《前驱》)注〔2〕中称：“殷夫，即白莽，原名徐白，浙江象山人。”应该说是正确的。大约是由于《象山县立高等小学校同学录》的发现，《全集》编注者在《孩序》和书信《致白莽》注中则称：“白莽，原名徐祖华。”把《前驱》注中“原名徐白”的徐白，竟列作笔名之一了。2005年版《全集》的编注者，因81版《孩序》和书信《致白莽》的注，但为回避上述这一矛盾，在《前驱》注中，就一径作“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徐白等”。但在《孩序》注中则加上徐柏庭，作“白莽(1909—1931) 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而在书信《致白莽》中却作“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笔者认为，这是《全集》迄今对殷夫的姓名与笔名的最正确的注释。其实，“徐白”是殷夫的“真姓名”，鲁迅在《孩序》文中，本来就已是说清楚了的。81版《全集》的注文所以出现前述矛盾，可能限于当时条件，注者对殷夫家世情况了解不够，殊可体谅，但或亦因对“原名”一词的认识简单化也不无关系。而新版《全集》在有关殷夫的各卷各篇的注文中，何以又同样出现前后龃龉，令人莫衷一是的情况呢？诸位编注者只管自己的“领地”，缺乏全局观念，而未能作应有的彼此交流呼应以统一口径的缺陷，似更为显见，不能不说是件令人引憾的事。至于阿英《殷夫小传》中所称的“文雄”，既非如沙菲、洛夫等是殷夫为发表文章而随意取用的笔名，亦不是他生活中从来就存在的原名或学名，而是殷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经大哥徐培根保释出狱这特殊情况下，还想读书深造而请女友盛孰真设法借到一张上虞人徐文雄的毕业文凭，[3]据以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就读的“冒名顶替”的曾用名。左联五烈士资料研究专家丁景唐，当初不明就里，致有著文称殷夫的祖籍是上虞的一度误会。 殷夫被捕经徐培根保释后被“关在家里”考谬及对《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之我见 阿英《殷夫小传》称：“一九二七年四月，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几被枪决，后囚禁三月”。其在《鲁迅忌日忆殷夫》中“说他哥哥怕他革命，总想把他带在身边”。及1961年2月7日《人民日报》所发《重读殷夫遗稿〈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以下分别简称《重读》和《回信》)中说：“他一次被哥哥从监里保出后，就被关在家里，靠妹妹的秘密帮助，才和外面取得了联系，并挣脱出来”。殷夫自己在《回信》中也确有“出狱后，你把我软禁在你的脚下”的话。因此，殷夫在“四一二”政变中被捕，经徐培根保释出狱后曾被徐培根“关在家里”(或“软禁”)，似无疑已成定论，且时被诸家著述所沿用。其实，所谓被“关”或被“软禁”，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我们从考究殷夫被捕至出狱的时间及其后的生活行踪中可以获得事实真相的端倪。 “四一二”政变的第二天，殷夫还在参加青云路广场市民大会后的示威游行中，“亲眼看到”蒋家军疯狂屠戮上海人民，“鲜红的热血洒满宝山路”的惨剧。那“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的时间，最早也该是在4月中旬。经“囚禁三月”，就已是7月中旬了。这时，在南京的徐培根已获悉自己将被派往德国陆军大学留学深造，正打算把在杭州的家眷迁回象山老家去安置。当他接到殷夫买通一个士兵所寄出的求救快信，赶到上海将他保出后，就与之一同来到杭州横广福巷6号，与母亲、妻子和妹妹素云等家人团聚。同时告知自己要出国留学数年，决定一家老小迁回象山，[4]让母亲和妻子稍事收拾和准备；妹妹素云在蚕桑学校因还得再读一年可毕业，就让她留杭继续学习并看家。殷夫寄赠杭州女友盛孰真“出狱纪念”照片，[5]该是在杭州拍的，而把它附在给盛信中寄出，则想已是回到象山后的事。可见他(们)在杭州逗留的时间是很匆促的，要不然，他与盛孰真尽可争取在杭晤面，双方的照片也就不必用信寄来寄去了。而这在杭逗留时间匆促的推测，恰恰又正与殷夫的“少年同学，又是同一战壕里的伙伴”张雪痕《忆殷夫》中所称“大概是这年(笔者按：系指1927年)七月下旬，我由定海登上宁波开往象山的轮船。殷夫在船上瞥见了我，迅即前来与我招呼”[6]的时间相吻合。徐培根携眷回乡，稍事周旋，得把他们安置在象山县治丹城城隍庙隔壁原为主持和尚接待施主的客堂───一座三进的院落里(现为象山县慈善总会会址)。然后自己也就返回南京准备去德深造的事。自此至1931年学成归国前，他就再也未曾与家人晤面，哪里还谈得上把殷夫“关在家里”或“软禁”呢？再，推究所谓“关在家里”，当是指关在徐培根的家里。可徐培根在1927年1月“宁海之战”后，得蒋介石赏识，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于3月26日随蒋由南昌到达上海。及4月9日，蒋介石把上海政变部署定当之后，即于当晚率部去了南京。这就是殷夫《回信》中所写，他听徐培根说“时局要变”话后的第三天，接受C同志“非把情况探出来不可”的布置而再去找哥时见已人去楼空的背景。当时，在戎马倥偬中的徐培根，无论是上海还是南京，根本就没有个“家”，又如何能“关”他？而这次把杭州的家迁回象山，则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的事。 殷夫虽与母亲、大嫂等在这城隍庙隔壁的“客堂”住下，但他不安于这种隐匿式的生活。依然想要出外去读书深造。想起女友盛孰真有个上虞姓徐的同学，于是就再次给她去信，说要考大学，请设法借一张姓徐的毕业文凭。盛不负所望，果然寄来了一张“徐文雄”的毕业文凭。殷夫即据以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徐文雄这名字，终于出现在1927年9月18日《申报·〈同济大学附设德文补习科录取新生名单〉》中。“象山城隍庙隔壁徐第”，就成为他去上海入学所填的“通讯处”。 那末，阿英和殷夫又何以会有“关在家里”和“软禁”的说法呢？ 1928年1月，阿英因被殷夫所投的《在死神未到之前》诗稿所深深感动而约见了殷夫。从此，他一直非常喜爱殷夫，彼此有过多次倾心的长谈。虽然我们至今无法了解他们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但可以相信，所谈定然多是革命思想和写作。于殷夫的家庭身世，虽会有所涉及，无非只是一般性的了解而已，加以数十年时光的冲刷，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记错、说错───如他几次都说“殷夫有两个哥哥”，其实是三个，那都是不足为怪的。在《重读》中说“靠妹妹的秘密帮助，才和外面取得了联系，并挣脱出来”。其实殷夫并无妹妹，所说是据殷夫《妹妹的蛋儿》一诗的附会。问题在于殷夫本人所作的《回信》，却是白纸黑字俱在。个人认为，《回信》本是殷夫旨在表现他坚贞不二的革命意志，强调立场坚定，敌我界线分明、“大义灭亲”的阶级斗争理念的一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第一人称的书信体文艺创作。如同他所以作红色鼓动诗那样，企望使之对读者起到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唤起觉醒的作用。多半个世纪来，它能那么扣人心弦，令人信以为真，正是他优美的艺术笔触把自己对革命的满腔热血描述得那么有声有色、酣畅淋漓的魅力。我们尽可以把《回信》看作是殷夫思想精神的真实写照，但不能把信中所写的情节当作都是他生活史上经历了的件件生活的实录。所见一些殷夫研究者，正是把这二个问题给混为一谈了。 徐培根对年龄与他相差15岁的小弟殷夫的革命思想行动的了解，定然是很不到位的。在将他保出到合家迁回象山、直至离象返京前这段时间内，他会以长兄代父的姿态，频频对小弟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地作了许许多多“周到的”、“柔软”、“熨贴”的规劝、告诫、鼓励和希望，是不难想见的。而殷夫对之的体会，就是不让他参加革命。所以阿英在《鲁迅忌日忆殷夫》中“说他哥哥怕他革命”的话，是客观的，真实的。《回信》中“出狱后，你把我软禁在你的脚下”，“譬如你要离国的时候，你送我进D大学”，和“你叫我预备做剥削阶级的工具，你叫我将来参加这个剥削机械的一部门，我不禁要愤怒，我不禁要反叛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脱离了”，等等，则是殷夫为了显现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阶级斗争观点概括徐培根与他谈话的思想精神所作的艺术虚构。要是真有徐培根把他送进D大学(丁景唐说“这D大学就是上海吴淞海滨的同济大学”)之事，那当然不会有请盛孰真借文凭、借到文凭又恰恰是去投考同济大学之事了，也就更不会有1928年2月自称“我是一个刚学德文半年的学生”“徐文雄于同济”向创造社《文化批判》月刊写信投稿提意见的事了。 过去，人们(包括笔者在内)因不了解殷夫曾得盛孰真帮助借到徐文雄文凭才考上同济大学之事，对《回信》中所有描述都信以为真，并十分感佩地加以记述，那是很可以理解的。但当意外地看到明知殷夫得到盛孰真借文凭的帮助而考上同济大学之事的老革命、左联五烈士资料研究专家丁景唐在他与陈长歌合作的《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7]中，一面以他(们)的口气肯定殷夫“经过‘软禁’了一段时间后，在徐培根要出国的时候，将他送入D大学。徐培根是企图用大学的贵族生涯消磨殷夫的革命意志‘做剥削阶级的工具’，‘将来参加这个剥削机械的一部门’，而殷夫却坚决同他决裂”，“徐培根将倔强的弟弟交给它，以便严加管束。只是结果象他们对其中的绝大部分的人才都不能控制一样，也无法使殷夫驯服”之后，一面又紧接着说“一九二七年秋，殷夫通过女友‘真’，借用上虞徐文雄的文凭进入同济大学预科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读书。”如此上下龃龉，令人好生大惑不解：殷夫被徐培根“软禁”，究竟在什么时间？“禁”在哪里？徐培根“将他送入D大学”是不是也在1927年秋天？而殷夫不驯服，“坚决同他决裂”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离开了学校？具体又在什么时间？殷夫既然与接受徐培根交代对他“严加管束”的同济大学“坚决”“决裂”，为什么在借得徐文雄文凭之后偏偏又去投考同济大学？假如笔者前述殷夫被保释出狱后回象山的时间已是7月下旬之说不致有误的话，那从被“送入同济”到闹“决裂”离开，再设法借到文凭，重新去投考同济，终于让“徐文雄”赶上1927年9月18日《申报》所登的录取名单，在时间上是否可能？再，殷夫在他创作的《回信》中，只称“D大学”，而丁书上给注为“同济大学。是德帝国主义所办，以培养为德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称亦不确切。事实是1917年中德断交，德籍校董退出学校，就开始了华人治校的历史， 1927年8月，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殷夫考入该校，正逢其时。其实，笔者前述对《回信》的看法和这些疑惑，丁老恐不是不明白或未曾想到，他之所以那样写，而是思想上另有原因。此系题外话，于此不赘。 阿英是把殷夫的艺术创作与其生活身世相混同的第一人 殷夫短暂的一生，历经4次被捕。阿英《殷夫小传》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因一个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几被枪决，后囚禁三月”后，就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在丝厂罢工中被捕，并且被毒打了，但没有杀死他，放了他出来。”看来，当时阿英并不知1928年夏殷夫二次被捕事。及后来看到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说“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这段话，方知自己在《小传》中所说“一九二九年九月”被捕的那一回，已是“第三回了”的。 本来，笔者曾设想解放初期，上海有关单位或热心的个人可能会对左联五烈士在沪的革命斗争史事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如找上几位罢工斗争的亲历者，定能抢救到一些有关殷夫的史料，对殷夫第二次、第三次被捕的具体时间及其缘由的了解，尤其心存渴望。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并有所收获，相信阿英对之定会有所了解并诉诸文字。可是当我读了他《重读》后，终于失望了。《重读》是阿英为殷夫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里面既没有他记忆中当年殷夫所说史事的增补，也没有解放后人们发掘出来的新史料。它无非是对鲁迅《孩序》里所说和殷夫《回信》的演绎而已。鲁迅的《孩序》中，殷夫只不过说“他一保就要干涉我”，阿英则据《回信》中“出狱后，你把我软禁在你的脚下”这句话，并拿他《妹妹的蛋儿》诗，加以附会和渲染：说“他一次被哥哥从监狱里保出后，就被关在家里，靠妹妹秘密帮助，才和外面取得了联系，并挣脱出来。”又说徐培根“用带他到德国留学的‘法西斯’饵，劝说他转向。还曾要龙华警备司令部把殷夫多关些时，那知殷夫毫不在乎。”其实，殷夫是徐家六个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他根本没有妹妹，他那“靠妹妹秘密帮助”的话，就成为不是谎言的谎言。特别是说徐培根“还曾要龙华警备司令部把殷夫多关些时，那知殷夫毫不在乎”这段话，既是《回信》中所无，也非是当年殷夫所说的追忆，更非笔者前文所说因时光的长久冲刷而有所记错、说错所能包含。显然，这分明是他为深化殷夫《回信》的主题思想所进行的“二度创作”。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宣扬殷夫，但却率先混淆了殷夫生平史事与其艺术创作的界线。 笔者在编写《殷夫年谱》的过程中，曾反复研读阿英为殷夫所写的三篇文章。感到他的《鲁迅忌日忆殷夫》写得很平实，且又富感情。确如他在《读回信》中所说，很“有助于对殷夫史传的研究”。而对《读回信》本文，已如前述，则颇不以为然。我无由了解阿英作该文时的思想动机与心情，但感到他之所以那样作，恐与受“左”的阴影的困惑不无关系。“左”的本质，在于违反实事求是的反科学性。“左”之作用于人，有因人的认知的局限，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政治压力使然。笔者联系当年亲身体悟的国际上的政治风云，特别是国内自肃反、反右运动直到“庐山会议”反右倾，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已被提到“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8]的高度，数百万干部和党员被批判戴帽受处分，特别是知识分子，莫不人人自危的政治大环境来看，当时确也不乏借机作些“曲学阿世”的语言或文字以表明其立场观点来自我消弭“恐右病”的人。许或阿英之所以作《重读》，亦属此种为求远祸的无奈之举也未可知。 不管怎么说，阿英当年那为弘扬殷夫创作《回信》的主题思想，强化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以突显烈士形象高大的“二度创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返正后，竟尚被一些研究者奉为圭臬，有的还据以创作发挥，以至不惜与新发现的史料自相矛盾。这种身受“左”害，深中“左”毒而不知其毒害的可悲现象，该是他作《重读》时所未曾想到的吧。 注 释： [1] 王庆祥：《殷夫史料十考·关于生年》， 1986年《象山文史资料》第一辑。 [2] 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象山县志》。 [3][4][5] 盛孰真：《往事的回顾───我所认识的徐白、徐素韵》， 1986年《象山文史资料》第一辑。 [6] 张雪痕《忆殷夫》， 1981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7] 丁景唐、陈长歌：《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第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8]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45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一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