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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叙事剧6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发现除了常规的工农兵形象外，知识分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但是知识分子在作品中的地位演变却能引发我们诸多思考。 “十七年”的文艺创作延续着“工农兵文艺”的方向发展，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定位和阶级分野与时代的主流政治的格格不入，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革命叙事剧中尴尬的地位。虽然毛泽东早在1939年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性质时就明确强调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但同时也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实际创作中，小资产阶级处于严重缺席的状态。即使出现在寥寥不多的几部影视剧中，以下两种境遇比较突出：其一，属于被丑化的一群，最典型的定位便是叛徒。无论是《红岩》中的甫志高，《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自萍，还是《青春之歌》中的戴愉，贪图生活享受、贪恋个人幸福、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的典型特征，革命意志不坚定，最终只会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可耻的叛徒。其二，处于被改造被“招安”的异类。革命文艺以弘扬革命意识形态为旨归，对于任何非革命的因素都将进行排斥和改造。小资产阶级追求物欲和生活品位的审美身份往往成为革命叙事倍感焦虑的元素，因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政治动摇性的根源所在。小资产阶级要融入工农兵的洪流中，首先必须剔除自身的审美身份。而小资产阶级一旦剔除了自身的审美身份，以工农兵英雄为模范和标准，其结果是迅速被归化到主流的工农兵阶层当中去。比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当她抛弃了余永泽，选择了卢嘉川和江华时，实际上她追求个人幸福和成长的道路已经归顺到革命主流中。林道静要在革命话语的正常秩序中获得合法性身份，最后必然背叛自身的阶级身份，成为一名彻底的无产阶级斗士。总而言之，在“十七年”的革命叙事剧中，知识分子主要是被丑化被改造的对象，他们在革命中的合法性地位和作用被压抑并被淹没在无产阶级的巨大洪流中。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发展的风向标。影视剧在主旋律旨归与商业市场接轨的道路上经过多年的磨合，终于摆脱各种束缚，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大好时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等延续了革命叙事剧的收视高潮，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的《潜伏》《解放》《黎明之前》《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更是掀起革命叙事剧的又一次高潮；在电影界也迅速刮起一阵革命叙事剧的狂风，如《建国大业》《风声》《东风雨》《建党伟业》等。如果说石光荣、李云龙等为代表的工农兵形象将传统革命叙事剧中的英雄拉下神坛，多了一些世俗性和平民化的特征；那么《潜伏》中的余则成、《风声》中的顾晓梦等则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典型，开创了自身阶级的复位和回归。他们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成为了革命舞台的主角之一，以自身的阶级特性和个性魅力为银幕塑造增添了新的表现空间和活力。此时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身份上得到了肯定，融入革命叙事的主流之中，而且在审美身份上也得到了认可。他们的革命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一起成为革命叙事认同的典型范式之一。如《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表面上是一对夫妻，但从阶级关系上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恰好印证了不同阶级在革命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在重大的革命行动中还是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余则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作为早就入党的工农兵形象的翠平反而成为被启蒙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余则成在革命活动中作为上级领导翠平；在情感上也拥有主导权，他以男人细腻体贴的性魅力吸引着翠平，最终导致翠平假戏真做，彻底爱上了他。余则成对翠平的政治引导和性吸引，实际上象征了知识分子对工农兵的启蒙和教育，这恰恰与传统的“工农兵方向”相反。这种关系将传统革命叙事剧《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江华、《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和素芬的政治关系和情感地位完全颠倒过来了。它以逆转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塑造。在电影《风声》中，以小资产阶级形象出场的顾晓梦，是玩世不恭的千金大小姐，妩媚动人，流连于烟花浪漫之地，并时刻不忘展示自身对于男性的性吸引，却又是聪明灵巧、深藏不露的革命者老鬼。余则成也好，顾晓梦也罢，他们在政治信仰和审美身份上都以高度肯定的姿态被双重放大，不仅主导着整个革命行动，成为叙事情节的主要推动者，而且其银幕风采也大大胜过了身边纯正的无产阶级形象。 知识分子在革命叙事剧中从被贬损、丑化和改造到现今成为被肯定被张扬的主角，中间自然有很多因素。这首先得益于思想解放——倡导价值多样化的社会风潮，同时作为革命叙事剧的子类型——谍战剧也为知识分子大展拳脚提供了发展空间。在革命时代，相较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外在装扮到内在气质，从物质追求到审美趣味，他们都更接近于敌对势力，更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而对于以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为主要叙事形态的谍战剧而言，小资产阶级带来的生活空间，更易营造戏剧效果。因此，谍战剧为小资产阶级“收复”自己的主流阵地、还原自我的真实形象提供了最重要的舞台。凭借谍战剧这块阵地，小资产阶级遍地开花，他们一方面在革命的终极性上和无产阶级形象一致，另一方面又以形形色色的丰富姿态，出现在革命舞台的各个角落，超越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的单一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叙事剧中的成功复活，不仅记录了一个阶级的新生，也暗合了一种时尚的生活观念——对于生活情趣和品位的追求。小资产阶级区别于工农兵形象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和肯定。活跃在革命舞台中的小资产阶级不仅忠于革命、忠于党，同时也不排斥音乐、美食、旅行、华服、时尚、夜生活的情趣。他们在精神世界拥有崇高的信仰，同样也流连于物质世界的享受。余则成、顾晓梦等正是兼“信仰”和“情调”合二为一的化身。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小资身上优雅的生活品位得到认可，与之受益的还有“个人”的发现和“个体意识”的彰显和弘扬。小资产阶级作为长期被传统革命叙事剧忽略甚至丑化的一个群体，开始获得新生，其存在价值被重新肯定，其发展潜力更不可小视。这是新时代社会心理的反映，也是银幕表达的内在要求。由此预见，在今后若干长时间内，知识分子将继续在革命叙事剧中大放异彩。 知识分子形象在革命影视剧中的变化彰显了思想的解放，彰显了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对60多年知识分子形象作一个纵向的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十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丑化和改造构成了一种极端，这形成了千人一面的形象特征。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其形象大放异彩，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文艺创作应当是源于生活，对生活真实的反映，这种简单的否定之否定未必是生活的本来面貌。而要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就需要我们在创作中贯穿一种辩证思维。以辩证思维为前提，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我们在革命叙事剧中才能看到更加真实客观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在革命叙事剧中，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有林道静也应当有甫志高，更应当有余则成、顾晓梦，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群体。这样这个群体形象才能构成一种圆形人物，而非简单意识上的扁平人物。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