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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史上，老舍小说堪称城市庶民文学高峰。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史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他的作品的幽默风、“北京味儿”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 一、幽默的风格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称得上是一位最有成就的幽默大师。幽默作为他感受生活的一种才能，作为其作品的一种显著特征，构成了他艺术风格的重要方面。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平市井社会，较早地接触了北平下层平民的生活；同时，少年时期的老舍又生性好学，既爱读书，又喜欢观摩生活中种种语言的艺术形式。他没有一般旗人那种玩鸟、养鸽子、放风筝、斗蛐蛐的习惯，而是专爱看书、听故事。他经常随着一些有钱的小伙伴去茶馆听书、赶庙会，这一切都在老舍童年心灵里映上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北京民间风情画。语言中最生动的成分往往产生于这种风情浓郁的场合，老舍自幼就熏陶在这种风格别异的北京语言氛围里。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 在英国，他由读英法小说而懂得写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得，美瑞地茨，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多时间”(老舍《写与读》)。狄更斯的俏皮、讽刺，康拉德的新奇叙述方式，被老舍吸取。他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后，确认“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老舍《怎样学习语言》)，小说语言的洗练、平易、机智、俏皮、风趣与地方风味成为老舍创作追求的目标。他尤其欣赏狄更斯等英国小说的幽默讽刺。 老舍幽默的形成，同他曾较长期生活于英国文化氛围中，受英格兰文化影响有关。老舍所受的平民社会市井气息，皇城帝都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狄更斯等人影响，结合在一起，为他的文化批判找到了一种最为适宜的，而又蕴含丰富独具一格的老舍式的幽默感。 老舍的作品不是一味的取笑或调侃，他的喜剧色彩是通过许多方面，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诸如比喻、联想、变形、夸张等，常令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在老舍早期的作品里，也有夸张有失节制，“为幽默而幽默”的缺憾。如《老张的哲学》中，描写中华民族的“古劲而勇敢”一段的阔侃的确有点流于油滑，流于贫俗：“一进饭馆，迎面火焰三尺，油星乱溅。肥如判官，恶似煞神的厨役，持着直径尺二，柄长三尺的大铁杓，酱醋油盐，鸡鱼鸭肉，与唾星烟灰蝇屎猪毛，一视同仁地下手。……”《二马》则有所控制，是透出了灵气的幽默，标示出老舍的幽默风格趋于成熟。《二马》发表后，他曾一度故意禁止幽默，却又发现艺术个性有可能失落，乃立意“返归幽默”，但已不再追求表面的笑料，而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这便有了标志着老舍幽默风格成熟的《离婚》。《离婚》中的幽默既保持了先前作品中的优点，又避免了先前作品中失之于油滑，追求笑料的缺点，讽刺尖锐而又不流于“戏笑”和“溢恶”，达到了含蕴深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地。如小说中对吴太太的描写：“吴太太的模样确是难以为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个练家子，可是一对该组脚，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洪拳———大概连太极都得费事。……”在《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中，幽默已不是随处可见了，在“庄”与“谐”的尺度上，老舍把握得更为严谨，幽默虽有，却不是为了调笑，而是作为一种武器，增加了作品的力度。如《骆驼祥子》里已几乎没有了讽刺式的幽默，而是饱含着辛酸： 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了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象个人似的，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 这里已没有半点油腔滑调，真个是含泪的笑了。 到了这时，老舍的幽默已不是什么无意义的小噱头，而是作家对社会，对人生，对所反映的事物，有了由表及里深入本质的独到认识之后，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一种可贵才能，作家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到了这等火候，才能寓庄于谐，笑泪结合地写出他的真知灼见。老舍的幽默背后是严肃，微笑下面是眼泪，轻松愉快中蕴藏着肯定或批判的自信力。茅盾曾说过：“在老舍先生嘻笑怒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热爱和热望。”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这类字字珠玑的精彩文字极多，试举一例： 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大、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直打哆嗦。 文字写得多么灵动活泼，读后难免要会心地一笑；可是，未等我们捧腹大笑，一股深深的苦痛又袭上心头，在这祭灶之夜的震天锣鼓鞭炮声里，愚昧、迷信的毒菌，弥漫在祖国的上空，这是多么可诅咒的滞重时代。在这里，作者对旧事物的鞭挞，极为深刻。 老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的润滑剂，用以抒发此种心态下的人生观感。他的幽默格调多样，具有几重性，既有温暖的同情，又有峻厉讽刺，视不同对象有所倚重。大体说来，对下层贫民与某些小人物(如：《二马》中的老马，《赵子曰》中的赵子曰，《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他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面，不无辛酸苦涩，有作者的正义感与温暖的心，有时甚至使人觉得沉重；而面对老张(《老张的哲学》)，张大哥(《离婚》)，冠晓荷，大赤包(《四世同堂》)这些市侩，蛆虫，无赖，汉奸，他的笔端喷出了无情的怒火，在笔声中充满快意。 二、“京味儿” “京味儿”是老舍作品艺术的又一特征。吴祖光在《〈苏叔阳剧本选〉序》中这样说，“京味儿”是指“用平实，流畅的北京语言，用素描的手法来表现老北京各种阶层，特别是中下层老住户、大杂院里那些小人物的悲欢喜怒的日常生活。” 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市民阶层，北京的社会生活这部大书，被老舍真正读熟了，读透了，直至感到“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写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挥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老舍《三年写作自述》)在老舍笔下，人物是地地道道的北京气质、北京性格；环境是地地道道的北京风物、北京习俗；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北京腔。 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 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染的向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 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就连没有一点文化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在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与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北京性格”甚至也影响到中国的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端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这就是老舍笔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在老舍的作品中出现过二百四十多个真实的北京地名，其中大多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老舍的出生地就是其中)。《骆驼祥子》中祥子牵着骆驼逃走时的路线所出现的地理位置，完全有据可稽。 北京的口语里有许多名词反映了现实文化形态的种种表现。老舍作品中的口语名词可以说就是旧北京民间生活中风物和掌故的汇集。例如：“这两天了，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死命的巴结，任劳任怨的当碎催。”(《骆驼祥子》)“有时候巡警叫他‘怯八义’‘傻铛铛’……赵四未免发怒”。(《老张的哲学》)“五行八作，行行出状元，学手艺原不是什么低搭的事，不过比较当差稍差上劲儿罢了。”(《我这一辈子》) 以上这些例子，无不落着时代的烙印，是旧北京风情的真实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地域特色。 老舍写北京，不单是写地域风光，更重要的是深入而又细致的状写了北京的民俗，使其作品具有浓重的“京味儿”。民俗作为一个民族的具体表现常常被作家特别关注，鲁迅的《社戏》，沈从文的《边城》，这些作家都在出色的民俗描写中开掘了我们民族的灵魂。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北京城的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物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致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如在老舍的小说中有关北京早市的描写，中秋节的描写，以及旧时结婚场面和“新式”结婚场面的描写，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 老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更是一幅绝妙的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小说所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惟妙惟肖。 作家写这些风习民俗，决不是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品的主题，在反映社会生活面貌、刻画人物、烘托气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京味儿”还强烈地体现在老舍作品的语言上。老舍融化了狄更斯、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小说语言的幽默、洗练、优雅，形成了他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具文化色彩的语言。他那通体光润圆泽中透露出的“斯文”、“雅谑”的“京味儿”，是从悠久历史与文明中所孕育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外观。 老舍采用经他加工提炼了的北京口语，生动鲜明地描绘北京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准确传神地刻画了北平下层社会民众的言谈心理，简洁朴实，自然明快，文字“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又“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于北平，来自平民，他对学习中国民间通俗艺术保持浓厚的兴趣，并写了鼓词、戏曲，掌握了许多民间语言艺术精华。在语言上，他充分信赖“嘎崩儿脆”的北京大白话，每部作品都散发着“明白如话”的真正香味儿。 老舍还善于有选择地使用北京土语，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下面举些例子：“‘你们都辛苦!少说一句行不行？’孙八遮五盖六的解释。”(《老张的哲学》)。“刘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的人!”“在这么想到儿子的时候，他就嘎七马八的买回一大堆食物给他们吃”。《骆驼祥子》)“一个小孩能全须全尾的活到三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牛天赐传》)“温都太太没说什么，扯着马老先生的胳膊就往外走，他一溜歪斜地跟着他出去。”(《二马》)“遇见男人我急忙躲起，大姑子还骂我招猫递狗不安详。”(《柳树井》) 老舍用了那么大功夫去挖掘这些北京民间俗语，不是为了新奇，也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北京人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曾广灿等·老舍与二十世纪[M]·天津人民出版社· [2]谢昭新·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3]金汕，白公·京味儿[M]·中国妇女出版社·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河北保定 071000) 原载：《前沿》2006年第10期 原载：《前沿》200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