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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文学样式中，散文大约是最不容易研究的。散文的形式高度自由，几乎可以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而其精神内涵也应当是无比自由的——要对这样的对象发表评说的意见或叙述其发展的历史，其难度即使难比上青天，总归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即以散文史或史论而言，过去最容易看到的格局是先分时段再分流派和作家，按部就班地一一道来；如此则头绪大抵是清楚的，所论亦可自有其深度，但弄不好也很容易成为流水账录鬼簿，在教学中也许还有若干用处，要想给人以启发，就比较困难了。 最近读到林贤治先生的大著《中国散文五十年》，颇为兴奋。此书气象和章法都是全新的，而且锋芒毕露，时见警策，批评当代散文及有关作家不稍假借，读起来很过瘾。现在温温吞吞的书是太多了，有些甚至让人昏昏欲睡，简直没有多少兴趣和精神把它看完。 《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除代序(《论散文精神》)和代跋(《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之外，正文的六章分别是：一、根，二、干，三四五、枝叶上中下，六、其他。可见这是一株根系发达树干挺拔枝叶扶疏的大树，而其中心就是自由精神。作者在一头一尾中写道—— 人类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 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失却精神，所谓散文，不过一堆文字瓦砾，或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间而已。 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自由精神。 这一层意思在正文当中又不厌其烦地反复过许多次，当然是变换了词句，又另加许多舶来品的引文。作者的主题无非就是大声疾呼地呼唤自由精神，所以张中晓、邵燕祥、王小波诸家得到很高评价，这自然是很好的；而凡是同这种精神有所不合的散文作品，在本书中一律受到尖锐的批评。 这样的立意决定了本书的书写策略必然是以论带史，因此其中略去了许多难以或不便纳入这一框架的散文作家，例如写作过程几乎贯彻于这50年始终的季羡林、黄裳、舒芜等前辈散文家在这里完全没有被提到，这样被遗忘的人物还有若干；大量的学者散文随笔也被过滤出去，据说“学者准学者的东西，一大特点就是拼命往博雅的路上挤，因此，说到底还是‘大众的戏子’”。这样来横扫一切恐怕是有点过头了。实际上林先生这本书也是旁征博引(其中引用西方学者的各路高论甚多)、相当高雅的；本书封面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也说作者是“诗人，学者”——但难道能说他也是“大众的戏子”？作者是有思想有见识的，即使时有偏激的言辞，也未必竟会与戏子为伍。当然，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评说所有的作家，只是遗漏太多总归成一遗憾，至少也同书名不免小有出入了。 以论带史最容易高明有余，沉潜不足。幸而此书的精彩之处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我读此书非常佩服其中犀利的批评，林贤治先生不因为论及的对象是尊者、贤者而有所避忌，例如其中断言“大多公开出版的散文，很少脱掉‘八股’的模式”；又如书中提到孙犁说：“他经历过自40年代以来有人因写文章得咎的教训，本人也遭受过批判，所以愈到了后来，愈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怕犯错误’。他写作时主动远离政治，远离重大事件，回到平凡安恬的乡村生活中去。这种选择同性情有关，同诚实的记忆有关，但同避祸求全的世故也未尝没有关系”；“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还会常常见到节制，淡泊，退让，保守，而不见热烈的抗争……”这些批评固然并非无据，但是说整个30年全是八股，孙犁因为未作“热烈的抗争”就是“世故”，恐怕不免是苛论。文学史上的名著从来都不全是也不会全是“热烈的抗争”，这才成其为联邦共和国，而非大一统的王国。在本书中没有受到过批评的鲁迅，作品的色彩其实很丰富，并不完全是抗争；鲁迅也自有他的世故或曰策略。散文的天地非常广阔，作家应当有他创作的自由，也有选择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的自由。批评家、文学史家似无须越位而多所指责。 作者高举自由精神的旗帜来衡文论世，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书中对于那些未尝高扬“自由”的散文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像这样不容忍他者的作派，弄不好也许会变成一种“法家”气。散文的领域何妨更宽广些，品评何妨更大度些。 提倡自以为然的东西，固然是一种当然；而容忍不以为然的东西，别人才有自由。世界上有过以“礼教”为旗帜的专制，也有过打着“革命”大旗的专制，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以“自由”为口号的精神上的专制呢，最好不要出现。 我在拜读《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时虽然陆续冒出若干不免多疑的想法，但仍然觉得散文史也可以这样来写。独抒己见、旗帜鲜明总是好的，即使有些天马行空的高论也无妨；何况其中确实多有发人深思之处，这已经很尽了一位学者的责任。解放思想，自由抒写，有所倡导而又能欣赏异量之美，我想这大约才是繁荣创作、振兴散文的可行之道或光明大道。 (《中国散文五十年》，林贤治著，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