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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整体转型，在山西涌现了一批或卓有成就或前景看好的新锐女作家，葛水平、小岸、孙频这三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代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或能说明山西女性文学的发展路径。 葛水平出生在赵树理的故乡，她的小说写作范式与赵树理的小说写作范式是“形不似神似”，是真正在“神”上继承与弘扬了赵树理的写作精血与真谛，且有着许多让我们可以对之给予言说的地方：郭沫若说赵树理一开始出现时，即是一棵“大树”，葛水平也是如此，2004年以中篇小说《甩鞭》《地气》等爆响文坛，其实二者在成名之前，都已经有了长期自觉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写作的积累与准备。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及对此的政治“误读”而成名，但他最好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却没有能得到超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相应的评价。葛水平则以《甩鞭》《地气》及对此的文化“误读”而成名，但她最好的小说《裸地》却也面临着同样不能得到超过《甩鞭》《地气》的相应的评价的危险。葛水平的小说写作或被誉为写出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或被批评为女性意识的缺失，我认为只能是对葛水平小说的一种解读而不能穷究其本相。如果说葛水平较之赵树理有什么大的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赵树理写作的价值视角是农民的现实生存需求与精神向往，葛水平写作的价值视角则是乡村女性的现实生存需求与精神向往。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葛水平较之更为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成熟，也显示了葛水平较之老一辈作家的新锐。 小岸的小说以写男女情爱为主，并以《水仙花开》《半个夏天》《温城之恋》等几十部被多家杂志转载的中短篇小说而为众人所知。如果我们仅仅把小岸的小说当做一般的男女情爱故事去读，那么，我们就会对小岸小说主题的深刻性视而不见。如果我们把小岸的小说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现实的社会视野中去审视，我们当会对小岸的小说刮目相看：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不是作为“个人”的存在，而是作为特定的社会符码的存在，如官吏、商人、农民、父亲、丈夫、弟子等等。人不是作为“个人”说话，而是作为特定的社会符码说社会为这一符码所规定应该说的话。今天的中国，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人的“个人”生存有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当今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精神、情感各种矛盾“焦点”的，是“个人”的存在建构、价值建构，而男女情爱则是这一建构中最为敏感、深刻、微妙的存在。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会说：人与人的最自然的关系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会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女性情感的解放作出最精确的测量。小岸的小说颇具深刻之处还在于，在作这种测量时，她是将男女之间的情感置于神性、人性与社会性的纠结状态中给予体现的。所谓神性，是指不可企及的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人性的完满性、理想性实现。所谓人性，是指在社会历史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存在形态。所谓社会性，是指在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一切社会历史总和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法则。如此，小岸就让她笔下的主人公，既站在坚实的中国乡土大地之上，又给以超越现实的神性之光的照耀。 孙频的小说以写都市青年一代女性为主，又通过对此的描写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与价值困境。她目下主要的代表作是《合欢》《鱼吻》《耳钉的咒》《天堂倒影》等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孙频的小说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她着重写了在饱经了身体消费、欲望泛滥、物质满足的淘洗之后，而不是在拒绝了或没有身体消费、欲望泛滥、物质满足的对个体真情的迷恋、眷顾、执著及其悲悯情怀。在作这样的揭示时，她持的是三刃剑，既批判了不知身体、欲望、物质为何物的虚伪的道德伦理，又对身体消费、欲望泛滥给以尖锐的抨击，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作了这样的批判、抨击之后，她又将剑锋直指因之而来的现代人的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与价值迷思。第二，她着重写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没有了物质生存危机后，对体现在琐碎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性情感追求，这种追求是不易为人察觉和理解的，但却因为更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程度”而更为深刻更为厚重，是我们这个伴随着人的解放而进入“个体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前沿性“症结”。第三，孙频也写女性表面卑贱、琐碎、世俗、失败、黯淡的生活与命运，但却使之因为体现了脱离物质需求的人的精神、情感性追求，从而使这些描写有了光泽、温度、暖意与价值破碎后的悲剧性意味，也因之使孙频的这些小说，不同于那些给底层女性以人文关怀或者暖意同情或者诗意赞美的“底层写作”，不同于那些写平凡人生日常生活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也不同于那些以女性日常生活凸显生命意义的女性写作。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