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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座隐忍的丰碑 在粗略分析了薛宝钗的实力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她就是《红楼梦》中最亮丽的北极星。在她的周围，林黛玉、史湘云、王熙凤、贾探春，四个重量级人物，都不免黯然失色。她们是贾府的新生代，不管封建社会之必然没落，不管她们所择道路有何不同，不管她们个性有何差别，她们毕竟被贾府寄以了厚望，说到底也是被那个没落的社会寄以了厚望。在贾母、王夫人等贾府的高层看来，薛宝钗自是新生代的中心，为了延续那不能再延续的一切，她们要让“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杜甫诗云：“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此适之于乱世，却不适之于末世。人们一般奖“乱世”“末世”混为一谈，实则乱世只是兵荒马乱群雄争霸，至于社会之上升抑或没落，皆被包容。即杜甫所处之乱世，封建制度未走向没落，还有相当强的行命力；而《红楼梦》反映的则是末世，千年的沧桑，铁桶般的压抑，注定了一种制度的灭亡，一个社会的没落。最后的寄托，最后的希望，压在了薛宝钗身上，虽然 她未必情愿担起这个重担，虽然她将面临《红楼梦》所涵盖的宇宙中最大的悲剧，虽然她也自觉到了这一点，但她仍然义无反顾的走向了不归路，做了那个社会的活祭品。林黛玉走的是反叛之路，史湘云走的是狂放之路，王熙凤走的是专制之路，贾探春走的是改革之路。四种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众星拱月的不可行。但是薛宝钗有责任有义务成为她们的中心，这就需要实力、智慧、手腕。我们欣慰地看到，她至少在表面上成功了，而这一过程中，以一贯之的就是隐忍。在实力不足以驾驭全局的时侯，在各自为政的时侯，在新旧冲突矛盾尖锐化的时侯，隐忍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薛宝钗的隐忍，代表了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待时之隐。薛宝钗的隐忍是儒家的隐忍，在隐忍中期侍着爆发，用贾雨村的话讲就是“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她之隐忍有爆发之时，但那爆发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她失去了读者的同情心。如果说她的爱情婚姻是悲剧，隐忍是悲剧的话，那么她的悲剧得不到同情与正确认识，则是更大的悲剧。不管怎样，薛宝钗的隐忍，是《红楼梦》中隐忍意识的一座丰碑。 如果以薛宝钗的隐忍意识反观林黛玉，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隐忍。有时侯，人的感觉莫名其妙，只要是把《红楼梦》大致瞧一遍，就能发现林黛玉在贾府中是一个锋芒毕露争强取胜的出众者。做什么事都无所顾忌，讲什么话都肆无忌惮，怎么会隐忍呢？其实，她那凄凄惨惨、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哭泣，她那堪入“低调俱乐部”的哀吟、浅唱都是隐忍的表现，而最主要的则是爱情中的隐忍。我们可以这样说，她的锋芒毕露，是表象；她的进攻性最强时，我们分明的感到她内心的颤抖。如果没有表面的进攻，我怀疑她的内心是不是要被碾碎。强烈的进攻，或许能带来快意的沾沾自喜，或许能带来失意的伤心哭泣，但如此而已。她的隐忍，大抵在内心深处；“心病”从不说出，尤其在无干的闲人面前，甚至对知己也不说出，而旁敲侧击，转移斗争视线，让人心领神会。或许，正是她表面的锋芒露遮掩了内心深处的隐忍。林黛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弱、多病，但精神却相当刚强，为了追求，“虽九死犹未悔”。但心灵的隐忍与精神的强又如何统一呢？以我之私心而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不能划等号的。心灵大抵侧重情感，精神大抵侧重理性。在大多情况下，心灵的隐忍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唯其如此，才能继续下去。那精神支柱是什么呢？私以为，是对美好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林黛玉毕生追求的即是自由，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抒发性灵，自由的追求爱情，但是当自由女神降临到她身上时，她未必不会踌躇，她之能力无法享受自由，甚至她本身畏惧自由。末代儿女情之与自由的关系，就是那么尴尬。我们不能说她对自由的热爱是叶公好龙式的，但是其内心深处的隐忍所造成的表象往往让我们迷惑不解。末代儿女情，或许是人世间多余的情；或许，正因为她的多余，才成就了她的价值。基于对自由的追求，我想把林黛玉的隐忍往道家那里归结。道家之隐多为避世之隐，他们追求自由“不为有国者羁”；他们追求文化人格的独立与完整；他们要在无奈的世界中活得更精彩。林黛玉的隐忍，正是道家之隐忍的代表，这是《红楼梦》中隐忍意识的第二座丰碑。 在对两座隐忍的丰碑进行比较、分析之前，必须区分清两个概念，即“隐逸”与“隐忍”。隐逸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忍是一种文化心理。隐逸有五要素，即正义、自由、待时、生存、冷漠；隐忍则与人的意志、需要、智慧、机遇相关联，其本身无所谓正义所否。隐逸可分为不合作的忤世之隐，大多为儒家之隐，与不合作的避世之隐，大多道家之隐。隐忍，有时作为一种权变；有时则为了自由。隐逸与隐忍又是相互联系的。隐逸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心理基础必是隐忍。但隐忍的人未必有隐逸的追求。二者只存在于一定的时期内，如同世界上绝对没有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一样，人们的隐忍都是暂时的。从山林走向社会，是必然；从隐忍走向爆发，是归宿。有的隐忍者关于权衡利弊、抓住时机，走向了成功，这是值得赞扬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话。有的隐忍者则由了自身之不善抓住时机，由了运命之无奈，唯有以死告白人间，这是值得同情的。 隐忍意识的根源 1社会根源 曹雪芹是伟大的，《红楼梦》是伟大的，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行将没落，更在于它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它反映了人本身某些共同的东西，若情爱、为人处事、欲望、悟、文化意识、审美情趣、审美心理结构、哲学思想、人类之前途与归宿等。如果《红楼梦》对人本身没有极大的关注，没有艺术的辉煌成就，而只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没落，那么它的价值只在历史研究中，它本身也将淹没于浩翰无边的文献。而隐忍意识，无疑是曹雪芹对人本身关注的一大体现。首先，曹雪芹作为封建时代历经繁华而走向究愁困苦的文人是有隐忍意识的。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是幼年最大的陶醉，也是他年美好的追忆。而家世的没落，生活的困苦，打破了儿时的梦想，“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现实，使他深感人世之无奈，从而对那个社会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统治阶级之腐朽及没落有了较为深刻的体验。所谓追忆者，一则由了美好的易逝，一则由了现世的无奈。若曹雪芹生于穷乡僻野，“不知人世有江南”，纵有才华，也只能成为一个落寞的文人，他这一生也难有美好的记忆。若曹雪芹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纵有才华，顶多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佳公子抑或风流文人，他这一生也难有多大的建树。唯有昔日之昌盛繁华，今日之衰草枯杨，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心难平，再加之才华，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谓呕心沥血。他题的那首绝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我所知所学理解这首诗，可谓难上加难，但我深信“其中味”必有“隐忍”这一伟大的意识。所谓“辛酸”不仅包含着人世的苦难，更有在苦难中的隐忍，在隐忍中的抗争。自古唯有甘于寂寞者，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以现世来反观，不值得人们反思么？曹雪芹自身有隐忍意识，将其意识注入《红楼梦》是一定的，更何况《红楼梦》本身就是隐忍的结晶。同时，曹雪芹的隐忍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李自成的失败带来了满清帝国的建立，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漫长统治时期，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199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196页）当然，清代最令文人头痛的还是文字狱。“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二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都是没有先例的。其目的在于：淡化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摧毁其民族气节，打跨其独立人格，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大抵引自《清代文字狱纪实》，书名不确了）曹雪芹为汉军旗人是一定的，文字狱的锋芒迫使他在书中“大旨谈情”，即使如此，《红楼梦》亦被查禁过。隐忍的时代自是由了政治的高压，隐忍的文人也只有在隐忍中挣扎，挣扎的结晶依然是隐忍。或许，正因了隐忍，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一座珠穆朗玛峰；或许，那种隐忍最值得我们深思，也最能给我们带了教益。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薛宝钗的隐忍意识就可以发现那种隐忍给人一种距离感。那种距离感，不是由了千山万水的阻隔，不是由了天上人间的寒清，而是由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冷漠。她的喜怒哀乐难以形之以表。“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自是对她的定评。她之与宝玉、凤姐都保持着一种距离；她之与黛玉、湘云仿佛很亲密，简直赤诚相待，但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作做。她可能是一个遥控器，她随时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对人指手划脚。或许，这种带有距离感的隐忍正是“冷美人”的特质。其社会根源，可能是贾府关系网的复杂性、权力争夺的残酷性、新旧冲突的尖锐性。薛宝钗毕竟是贾府里的客卿，若不是母兄尚在，家业尚在，其实际地位较之黛玉亦有不如。为了造就有利的形势，对下宽容，一个个的小丫头都爱和她玩；对于和她地位一样的，保持冷漠；对于贾母、王夫人则是极力讨好。这种讨好不同于凤姐的那种。凤姐讨好方式完全是世俗化的，虽不易掌握，但一瞧就明白。宝钗的讨好方式很文雅，有传统文人的气质，既含蓄，又易让人明白，更何况贾母之文化素养令人佩服得紧。尤其，她对才子佳人戏曲的评价，虽寥寥数语，却语语中的。贾府的权力争夺，还是很激烈的，作诗、谈文、行酒令、赏花之后，总有几番热闹的场面，若“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对此，薛宝钗必须保持一种清醒，暂时不介入无疑是最明智的。新旧的冲突，大抵涉及到了反封建的问题，一般在爱情方面打开缺口，若金钏、晴雯的死，鸳鸯的反抗，尤三姐的自刎，都是新旧冲突的典型代表。薛宝钗对这些事件到底持何态度？她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是一定的。她听到了小红的隐私，便想道：“怪道从古到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她对黛玉道：“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人的思想并不能决定其行为。或许，她对金钏之死的冷漠抑或一定意义上的诬蔑，让人无法接受，但在王夫人面前，她又能说什么？即使我们一贯赞扬的那个社会的判逆者贾宝玉，不过撒腿就跑。在贾府那个充满血腥的家庭里，保持清白者寥寥，而宝钗却应是寥寥中的一员。她犯过什么错？她又害过谁？在新旧的尖锐冲突中，与正统保持一种默契，与叛逆保持一种距离，但又力图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可以为正统所用，但对叛逆保持一种宽容，一种人道。她或许是正统与叛逆间的一个中介，或许是正统的变异，或许是叛逆的另一类型。在一个大家庭中，作为这样一个存在，非有智慧与隐忍的意识不可。或许，也正是这样隐忍造就了她的悲剧。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林黛玉的隐忍意识，决不会发现距离感，反会觉察到一种亲切。谈她的隐忍，是不能回避爱情的。无论主观情思如何抒发，我们分明的感到两颗相知者心灵的跳动。两颗心靠的是那么近，那么近，简直要碰撞到一起了。可不知为什么，只能无限制的接近，就是无法相融。就是因了那一层窗户纸，有了《红楼梦》中主体爱情的哀惋、凄凉、缠绵、悲哀，于是有了一次次的试探，一次次的矛盾，一次次的和解。从“西厢记妙词通红语”到“你放心”；从寄旧帕到“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从“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情有独钟，到“还泪一生一笑终”的万般无奈，我们可以看到彼此都力图使对方明了自己的心意，虽然对方都明了，但只是含蓄的试探，从未有过一次真正意义的表白。私以为，其中感人最深的是九十六回那一段： ……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 ……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 傻姑见了傻蛋大抵是这样的，笑声从背后的苍凉已足以淹没笑声。迷迷糊糊的两句话，除了二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啥意思。原有的窗纸还是糊着，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不能打破呢？至于宝玉，不论。黛玉之隐忍，其社会根源大致是正统的禁欲主义。所谓禁欲主义，可能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人欲，最首要的是男女间的性欲。禁欲的核心大抵是禁性欲。宋代的思想基本如此，以致秦楼楚馆都大讲道德，大谈禁欲，高明的思想者还要吹捧一番。以我之私心揣摩，禁欲主义实则是禁欲与纵欲的巧妙结合，即禁女性之欲，纵男性之欲。所以，古代在“幽闺自怜”的总是女子。禁欲主义的妙处还在于攻心，即以一套理论说教贯输到女子心中，使敢于反抗者，首先在道德、心理上产生一种犯罪感，尽而守规矩抑或成为祭品。如果说禁欲主义足以使叛逆者在心灵深处产生隐忍意识的话，那么正说明了社会之“风刀霜剑”的厉害和叛逆者的脆弱。也许，林黛玉隐忍意识的社会根源并不是主要的，因为她已接触了《西厢记》、《牡丹亭》那样追求个性解放的书，更深层次地放到文化根源上论述。 2．文化根源 从薛宝钗实力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即以一贯之的隐忍具有很大的正统性，更符合中国传统的隐忍意识，更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她的隐忍包含着待时的因素、积蓄力量的因素、爆发的因素。时机不成熟，所以要隐忍；实力不足够，所以要隐忍；隐忍本是为了爆发，若不是为了最终的爆发，她又何苦隐忍？她的隐忍是具有深刻文化根源的。隐忍意识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到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灭吴；从韩信忍胯下之辱到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从苏秦的头悬梁、锥刺骨到曹雪芹的呕心沥血……举事例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许多志士仁人的事迹好像与勤勉有关，实则包含着伟大的隐忍意识。隐忍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与意识，它影响到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军事，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与之相关，尤其在改朝换代、战争攻伐之际，新生的力量往往处于劣势，这就需要在隐忍中待时、积蓄力量，以完成最后的爆发，击倒旧的力量。同时，强弱间的反复竞争亦是如此。先回到隐忍本身的讨论。苏轼在《留侯论》中讲：“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之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又在《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这些为应举而写的论文，自己都不看重了，可我作为气盛的青年人，却把那东西当个宝，他所谓的“忍”大抵是“隐忍”，将它与“勇”“志”相联系，是很有眼光的。或许，正是由了这种联系，隐忍更有被美化的价值。然而，苏轼有点表达的不直接，即隐忍需要巨大的克制力，尤其是制怒。如果没有巨大的克制力，不仅已有的隐忍成为无谓的煎熬，而且雄图大业的成败、自身的安危都成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隐忍定为第一种类型也是隐忍的主体类型。具体的讲，就是人们尤其是志士仁人，为了特定的目的，若成就一番事业、复仇、报恩等，在实力不足抑或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以巨大的克制力，积蓄力量，以待爆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们都爱引这段话，不过，这也的确是对隐忍的最好注脚。第二种类型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隐忍。这种类型大抵为第一种包容，但却有单独分析的必要。自从隋唐开科举制度，招揽人才，直至一九O五年清朝废除，历时千年，其是是非非，我们大可不必理它，欢呼雀跃者有，焦头烂额者有；积极进取者有；飞黄腾达者有；穷困苦者亦有……不管怎样，科举成为拴住古文人的一根线。要么适应它，随之沉浮，要么离弃它，啸傲江湖。而中国古代文人，在早年大都接受了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大济苍生的儒家思想。他们大多走的是读圣贤书，考科举，最终做官的道路。于是，他们在早年读书之际，要隐忍；科举屡试不中，要隐忍；考上了科举，却没官做，要隐忍；在仕途中，坎坷不平还要隐忍。他们的隐忍并不是一味的，他们还在期待着，他们要成为暴发户。当他们暴发了，腰缠万贯了，飞黄腾达了，衣锦还乡了，昔日的隐忍便成了美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最可悲的是，大多数文人，只能在隐忍中过一辈子，两鬓斑白的时侯还是不能发迹，要么怎会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叹呢？我们说中国古代文人不仅是封建文化的载体，也是推动这种文化向前发展的社会菁英。他们的文化是那个社会文化的最高代表，他们的文化意识也就是那个社会的文化意识。譬如隐忍，它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影响到了薛宝钗。她对封建那一套读圣贤书、走科举路、入仕途的社会法则，还是满怀信心的，故能对宝玉时下针砭，虽然碰得满鼻子灰，但也只能如此而已。如果说薛宝钗的隐忍最终给她带来了悲剧，那么从文化意义上讲，那种悲剧实则是中国走科举之路的文人悲剧命运的代表。我们还应注意，这个代表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也就是说薛宝钗受与科举相关的意识的毒害，还要浅的多。《儒林外史》中写到鲁编修的女儿自幼受乃父熏陶，学八股文，做文章，到了洞房花烛夜，出了一个题目，让新郎官做篇文章。可那新郎官平生最瞧不起举业，不读圣贤书，文章愣是做不出来，结果鲁小姐与他大闹了一场。想来鲁小姐才是受害最深的。 如果从文化根源上考虑，林黛玉的隐忍不如说是一种含蓄。以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而论，本以含蓄为美，以曲折为美。什么都不直说，要绕着弯儿说；意思要一层一层地转，所谓“心有千千结”；话讲完了，但意思不能完，要留有空白，讲究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也就是“神韵”什么的。在性爱问题上，中国文化表现的自然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诗经》含蓄的代表，当然《郑风》中有些相当大胆，已被孔子瞧不起了，他讲什么“君子好色而不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类的。到了汉代，在爱情方面，有的诗歌相当大胆，譬如名篇《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还有《白头吟》中的“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绝决。”可惜的是这种大胆，成了历史的陈迹，后世也只是瞧瞧而已。在诗词里，大都是雾里看花，曲曲折折，寄寓深远，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杜牧）“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李商隐）“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辛弃疾）……即便到了比较自由的戏曲中，若《西厢记》也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即便写性爱，也只用了“露滴牡丹开”；《牡丹亭》的描写虽大胆，但含蓄成份依然很大。或许，“若非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吧。或许，为了“曲径通幽”的追求吧。林黛玉的隐忍大抵被艺术化了，被艺术化的隐忍也就成了含蓄。禁欲主义所造成的那层窗纸，因了艺术化，而显得朦胧、美好，由之形成的末代儿女情也缠绵、哀惋了。只此是一层。如果说薛宝钗的隐忍是正统化的，那么林黛玉的隐忍则是自由化的了。林黛玉的思想很杂，但本性近道，当为不谬。在曹雪芹看来，理想意义的文人绝不应是高坐大堂，公案堆积，审了一个案子又来一个案子；也不会是派出差役，收取租税，弄得鸡犬不宁；也不应是见了上司磕了一个头再磕一个，皇帝下了诏书感激得哭了一遍再哭一遍。而应是“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归去来辞》）。一代代文人的梦，总要在文人最伟大的作品中予以关注。曹雪芹虽不能像出入秦楼楚馆。飘泊江南江北的陈森那样写一个实实在在的文人集团，但在大观园才女中寄寓自己的文化人格理想，也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望梅止渴之意。人们都爱讲曹雪芹是拥林的。可我以为，与其说他拥林，不如说是对自身理想文化人格的陶醉。隐忍的自由抑或自由的隐忍，虽未必拥有“千古高风”与隐逸追求那样多的内涵，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隐忍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与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即道家思想使它们完成了统一。 隐忍的表现形式及现实意义 两座隐忍丰碑的表现形式，在已有的分析中，可以大致明了了。我只想说一下感觉。我曾说过，隐忍本就是为了爆发，可以说爆发本就是隐忍的应有尽有之义。宝钗在隐忍中，所表现的气质、智慧、手腕、大度，让人觉得可爱；黛玉在隐忍中，所表现出来的锋芒毕露、争强取胜、过分敏感、小气，让人觉得可厌。或许，“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宝钗在爆发时的表现，已使她失去了读者的同情，让人觉得可憎了，尤其在黛玉死后，对宝玉说的那句话：“实话告诉你罢，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果真死了。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都知道你姐妹和睦，你听见她死了自然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诉你。”若从治宝玉的病来讲，这釜底抽薪之计并无问题，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若待流芳逐水尽，焉知曾有世间林”啊！或许，这是高鹗在续著中对宝钗进行丑化的结果。或许，她之性格也只能那么发展。黛玉模糊性质的爆发，则在临死，书中写道： “……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 文章之妙就妙在含蓄，那句未说完，留给后人揣摩。若说“你好毒啊”，那就是隐忍的继续。无论哪一种都是可怜的，理想往往不是现实的对手，但现实也往往会成为牺牲品。两座隐忍的丰碑，都是精神的丰碑。也下因了那种精神的深度，才值得我们去审视。 如果要考虑一下两座隐忍丰碑的现实意义，我总觉得不好写，因为无论薛宝钗入世式的隐忍，还是林黛玉出世式的隐忍，说到底都是中国古文人的隐忍。余秋雨在散文中所说的，中国古文人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是一语中的。可历史的沧桑，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转型，已造成了一种悲哀，即“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林黛玉代表曹雪芹心中理想意义的文人，虽有新的因素，但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还是旧式的。 薛宝钗的隐忍，或许对现世的官场更有益。官场最令人头痛的是腐败问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让群众咬牙切齿。一个倒下了，一个又起来；一窝被端了，另一窝又热闹起来，大有“前仆后继”之势。如果长此以往，恐怕群众的咬牙切齿就要变成唏嘘长叹了。学焦大哭太爷还不至于，可怀念毛主席是一定的。有的时侯，失望比愤恨更可怕。人们不禁要问腐败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腐败有越反越多的假象？往机制的某些弊端上归结是教科书的共识，可我以为梁晓声在《论浮躁与腐败》中讲的大有道理，他说：“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心态特别浮躁的，也许首先恰恰是某些官员，对国家艰难了解得深，情况掌握得多，反而内心深里首先生出悲观来……既然国家难以解决，那么他就要开动脑筋自己解决了。而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愿意帮他们解决，条件是，他们得利用手中的权力回报，在这个解决的过程中，腐败自然而然就滋生了。”由此可见，浮躁是腐败的重要心理根源。克服浮躁心理，对根除腐败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需要明确的是，在这里只能吸收薛宝钗隐忍中的克制因素。而薛宝钗的隐忍说到底是一种权变，其中包含着很厉害的驭人之术，如果被钻营者学到，其危害可想而知。如此拉扯，以我之私心而论，已相当牵强了。 林黛玉式的隐忍大抵适之于中国文坛。所谓浮躁，可能是对世人心态的最好描述。浮躁产生腐败，不仅官场如此，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说法，腐败的文坛，腐败的学术……现代的文坛热闹是一定的，又是媒体的炒作，又是“炮轰”，又是批判。正经的批判险些被炒作利用了，更枉论闹着玩的。如果细究，那里面还有点东西，可那东西如同冰糕一样，给热化了。独道的眼光，大抵成了轻佻，岂不哀哉？名利心过重，使人们乐意充当流星，至于“千秋万岁后”的终极关怀，也少人理会。我们时代之进步，在于从虚假的“大我”走向了真实的“小我”；我们时代的局限，在于不能从真实的“小我”走向真实的“大我”。即我们的时代缺乏一种“大气”。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即是正统的拿不出象样的，自由的吃了泡泡糖就大叫心肝宝贝。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何改观，出世的隐忍，大抵能起到一点作用。弊端也是挺明显的，即脱离社会，雅死在象牙塔里。虽然如此，沉下心来却是最主要的。或许，文人和大众已有了一种和解，譬如，余秋雨的散文。在我的感觉里，那些散文什么新观点也没提出来，只是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而其好处只有一个，即大类沉郁的感情，或许也正是这种感情成就了他本身的价值。在那大类沉郁的感情里，我们分明地感到了一种隐忍的意识。我总以为那种意识是好的，可说到底是没落的。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中，抓的非常准，他说：“我痛切地看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纸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的传统。” 人们爱讲《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如果从文人的角度抑或文化意义上讲，那本书是不是应被视为中国旧式文人抑或旧式文化的一曲挽歌呢？可能两座隐忍的丰碑很重要，但我们今天在接受时，必须提取公因式，只要其核心，许多新的东西需要注入。也就是说，那种隐忍的意识已经没落了。我同样痛切的看到两座隐忍的丰碑委身于荒烟蔓草间。 （四）最黯淡的北极星 如果从文化意义上讲，薛宝钗的魅力主要体现为世俗化的高洁，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隐忍的意识、博大的胸怀，这些在曹雪芹心中恐怕就是传统意义的文人应具有的特质了。相对于理想意义的文人林黛玉来讲，她不免黯然失色了。论骨气、精神洁癖她都不如黛玉；她接受的是儒家思想，黛玉则本性近道，从审美意义上讲，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已输了道家一筹。虽然孔子也向往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往”的生活，但毕竟是不可能的功成身退后的消遣，哪有道家有逍遥游来得自在？从隐忍的意识来讲，二人大抵不相上下。至于胸怀，实难说得紧。薛宝钗贤淑端庄，胸怀博大，堪为人妻，是人们的共识，但表象的成份很大。人之能还调动言语，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假象，实则是一种智慧。唯深解世情又有忍耐力的人方能做到。所以，关于胸怀方面，如果要讨论的话，二人也是半斤八两，即宝钗的胸怀未必超出黛玉的。宝钗之于黛玉，在文化品格上，除了不如就是相抵，看来只有甘拜下风了。但是，在我们的印象里，宝钗较之黛玉更有魅力，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最强大的实力，使薛宝钗成了《红楼梦》中最亮丽的北极星。即使她所有的实力都转化为魅力，其光彩较之黛玉亦有不如。我们不应忘记《红楼梦》的魅力不在前八十回，而在后四十回。如此说来，哪个人物最能代表《红楼梦》的悲剧，她就最有魅力。贾宝玉么？他虽然进入了那个宇宙，并且充当了很重要的悲剧角色，但他真正意义与价值还在于作为一个见证者，先知者的存在。他“在繁华丰厚中，……屡与‘无常’觌面”，也只有他能呼吸而领会“悲凉之雾”。林黛玉么？她的悲剧虽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感伤主义和人生空幻意识，但那只是深度，在社会层面上却狭隘的多，即说到底只是人生悲剧与爱情悲剧，纵使上升到文化意义上，也仅是理想文人的悲剧。王熙凤么？从实力上讲，她自是脂粉队里的英雄，她的才干、手腕、智慧较之宝钗，丝毫不逊色。但专制的道路，却使她失去了人心；权力的争夺，使他从巅峰上跌落下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她也只能“叹人世，终难定”。论说，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已代表了末世的悲剧，但她毕竟是个俗人，她也只能给大观园文人集团提供经济来源，她的悲剧很难在文化意义上延展。贾探春么？她是一个改革家，“才自精明志自高”，但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却很尴尬，虽庶出，却有很强的权力欲。清醒的认识到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现状，并力图改革，然而她终会远嫁，贾府的命运也只能成为“一帆风雨，路三千”之后遥远的牵挂。史湘云么？中国古代文人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单从这方面而论，黛玉、宝钗都不如她。她之缺陷亦在社会层面。不用在列下去了，贾府的新生代已列得差不多了。最后的关注，也只能是最亮丽的北极星了。 可是，她那么有实力，她能代表《红楼梦》中最大的悲剧么？以我之私心而论，能的。她有实力，她利用史湘云牵制了林黛玉，她利用贾探春击溃了王熙凤即是证明。但当她以宝二奶奶的身份出现时，她还有什么？权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对于末世，对于没落的家族，对于已倾的大厦，它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如此，她代表了社会的悲剧。她最擅长的是理家，很有经济头脑，在“三驾马车”的联合执政中，即表现了这一点。但她那种施以小惠，加大对下层剥削的“新经济政策”也最终失败了。如此，她代表了旧式经济体制的悲剧。她代表着传统意义的文人，儒家的那一套思想，致少在《红楼梦》中失败了，道家的出世，释家的色空观念成了最终的归宿。如此，她代表了文化的悲剧。她最关注的是现实，但她的现实无疑是悲剧。她很少在意理想，或许现实的成功，就是她最大的理想。如此说来，她的理想亦是悲剧。她最关注的是婚姻，但她婚姻的成功只是表面的，因为她没有得到宝玉的爱情。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能是悲剧。宝玉的离家出走，直接制造了宝钗的人生悲剧。情之毒者，大抵若斯。唉，“恩爱夫妻不到冬”的悲凉已消尽了“荷花出水喜相逢”的快意，可是，“恩爱”本身都值的怀疑啊。呜呼，无法可想。试问《红楼梦》中还有哪一个人物能涵盖如此众多的悲剧？！或许，正是因为薜宝钗的悲剧在深度、广度上超越林黛玉的悲剧，才弥补了文化魅力的不足，进而在整体的魅力上超越了林黛玉。如果用很不高明的说法就是，薛宝钗的魅力在于拥有了最强大的实力，可最强大的实力并没有能给她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即她的魅力就在于输得一塌糊涂。 如果说薛宝钗的实力使她成为最亮丽的北极星，那么她的悲剧使她成为最黯淡的北极星。亮丽也好，黯淡也罢，她都稳稳的占着北极星位，成为了大观园文人集团第一梯队的核心，中军主将。 封建思想的毒害与形象的黯淡 薛宝钗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封建主义的卫道者，这是曾经的定论。如果翻开那一时期火药味很浓的文章，不带任何挑剔的眼光去读，你会发现他们的理论水平是那么的高，论述是那么的严密，简直无懈可击。如果把那文章与《红楼梦》结合起来读，有时不免失笑，小孩子斗口，闹着玩的东西居然被戴了那么大的帽子，难道真有那么多东西么？其实，曹雪芹名写“闺阁闲情”，实则寄寓深远，后人体悟、分析、理解无可厚非，但过于离谱，也让人无法接受。那个时期，用阶级的眼光来研究《红楼梦》，自是受政治的影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已经抓住了《红楼梦》的本质与核心，其深度不仅前世没有达到，后世亦未超过。当然，其缺陷也挺明显，一则忽视了人本身，二则审美意义上没有开掘，三则文化意义上涉及颇少，到了八十年代，对薛宝钗的评价就大有道理了。“她是<红楼梦>中与林黛玉对立的形象，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熏陶，她具有封建阶级所需要的‘停机德’”。“她表面温柔敦厚，豁达大度，实则冷酷自私，工于心计。”“她对宝玉有爱悦之意，并力图得到宝二奶奶的地位。”“她并没有得到幸福，结局是悲惨的，”“她不仅是一个自觉的封建主义坚守者，而且也是一个殉之以身的卫道者。” （据《红楼梦辞典》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八月，268页）如果细究，这种观点有很大的和稀泥成份，既维护定论，又有带有一定的客观性。私以为，以阶级的观点来看，那定论还是站的住脚的，但应强调一点，薛宝钗首先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我们爱讲封建思想的危害，可何为封建思想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思想。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克已复礼”，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自可列上一大串。那薛宝钗接受的是什么呢？私以为，一是那个社会对女性所要求的规范。“德、容、工、言”是曹大姑（班昭）定下的；贤淑端庄是社会所需要的美德；不涉入情网，大抵由了禁欲主义。不管怎样，薛宝钗做到到了这几点，至于是不是心甘情愿，是不是有思想的顾虑，是不是自觉到了那些东西的不中用，则应另外考虑了。社会的没落，繁华背后的衰靡，不仅先知者能觉察到，稍有知觉的人都会发现空气不对，更何况聪明颖悟者。薛宝钗做为新生代的中心，承担责任之时，定会明了那是为了延续不能再延续的一切，从勇气上讲，大类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深解世情，故能看透世人之心，所以讲“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这种愤世嫉俗固然博得了宝玉的大声喝洒彩，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对世道人心有所补救，在原有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做部分的调整。二是主奴的思想，不论。三是中庸的思想。如果说躲闪、退避、不介入可以看做隐忍，那么，平和、公允，做个表面的和事佬，则是中庸了。她不仅有乾坤大挪移的实力，而且有做为和平使者的心计、手腕、智慧。她能收服锋芒毕露、桀傲不驯的林黛玉即是证明。以上三点都给她带来的危害。不敢追求爱情、热衷于权力、带上虚伪的面具，是其爱情婚姻悲剧的缘起，也是造成其人生悲剧不可或缺的因素。私以为，一个作为卫道者的存在，并不一定作为一个社会危害者存在。薛宝钗是受了某些封建思想的毒害。并且，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但她在行为上实在没有危害别人。据统计，被贾府害死的人命有三十多条。试问哪条人命是薛宝钗害死的？没有，一条也没有。可能会有人会说，对死者的冷漠、诬蔑、颠倒黑白，为统治阶级辩护，比杀人更可恨。这样的观点我同意。但我更看重事实。我不会愚蠢的以为有杀人之心者与杀人犯同罪，抑或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应该枪决。可能有人会说，对反叛者灌输正统的思想，造成的精神危害，远胜于杀人。我以为宝钗对宝玉随时以正统的思想规劝，对宝玉道路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甚至那规劝成了一种催化剂。加速了宝玉对道路的选择。宝钗之说教主要针对着黛玉，但黛玉的精神自杀不是由了那说教造成的精神压力，而在于求自由爱情婚姻不得，导致了精神崩溃。或许，此尚不足以排除这一障碍。宝钗成为宝玉的妻子，则黛玉不能；黛玉成为宝玉的妻子，则宝钗不能。二人大抵势不两立。宝钗成为宝玉的妻子，也就不自觉的充当了害黛玉之人。私以为，这种推论不能成立。一则，不管真心实意，还是带上虚伪的面具，宝钗所处之地位实是身不由已；二则宝玉之病实则是误人误已。宝玉成为黛玉怨恨的对象，简单的看作替罪羊还是有问题的。纵使宝玉无病，她对宝玉之悲剧命运也是无能为力的。三则，纵使宝钗不能成为宝玉的妻子，黛玉就不会死么？排除以上障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薛宝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所接受的封建思想，只是害了自身，而未殃及池鱼。 同时，我们对薛宝钗所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应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即没有人生来是代表一种思想的，薛宝钗的思想是环境造成的。她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家庭，所受正统思想熏陶，自能使她具有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淑女特质。生活之富足，亦能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同时，家势之衰败，母亲之孤苦 ，哥哥之不争气，使她有博大的胸怀，精打细算的心计。或许，天生的因素对其思想与个性亦有极大影响。再则，薛宝钗毕竟年轻，它比宝玉大一岁，即梦醒之后才二十岁。如果她有幸抑或不幸被送上历史的评判台，从新生的论点来看，鲁迅那句“救救孩子”最值得注意。 虽然薛宝钗未害过任何人，但她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已使她的形象在人们心中黯淡了。或许，唯有其形象的逐步黯淡，才有利于我们真正的认识她这个人。 薛宝钗之人生悲剧 我在行文中，力图张扬一种人生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悲剧意识。但人、人生始终与社会脱离不了干系。所以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如果说，我在对林黛玉的剖析中，是从社会走向人生，即由社会的没落归结为人生空幻意识与悲剧意识的话，那么在对薛宝钗的分析中，将沿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即由人生走向社会，由人生之悲剧折射社会之没落。当然，二者的核心都是人生。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接受《红楼梦》的话，人们最关注并给以最大褒扬的人物，无疑是薛宝钗。她所具有的女性特质，以男子的眼光来看，是中国女性魅力的集大成者。女性之美貌，犹如鸟的羽毛，是她们最大的骄傲。自恃貌美者，虽能勾起羡慕的眼光，但拒人于千里之外，已使美貌失去了她本身的价值；虽美若天仙，却又自矜持者，自始自终都会成为羡慕的中心，追求的目标。所谓贤淑端庄，除了高扬“贞洁”的寡妇抑或永不动心的铁姑娘式（样板戏）的女英雄时代，无论是已经成为陈迹的封建末世，还是熙熙攘攘的现世，都不会把她当做一种罪过，反而推为一种美德。会处理人际关系，并在世俗的生活中保持一种高洁，定会引起无数人的称赞。若从爱情的角度审视薛宝钗，大多数人是失望的从婚姻角度讲，手舞足蹈者比比皆是。她之魅力在于是牡丹，而不是玫瑰。牡丹是人间宝贵花，可玫瑰呢，虽好看，却不免带刺。牡丹式美人所表现的一种冷漠，还有使婚后男子“放心”的因素。或许，人们接受薛宝钗时，最为忽视的就是其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们很少在意；婚姻悲剧，则成了人们的共识；而最大的悲剧，却是独守空房的苦苦煎熬。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有首七言律诗，写道：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读了此诗，回头一瞧，噫！怎么是宝钗做的？这明明是潇湘格，哪有一点蘅芜体的味道。后来瞧另一版本时，已将宝钗改成了黛玉，并给宝钗另拟了一首： 有眼无珠腹中空，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 读过之后，又“噫”了一声，怎么宝钗的水平这么差劲。原有的沟壑填平了，可新的沟壑又出现了，实需揣摩一番。 先说那首律诗。迷底为更香，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借物喻示人的悲剧命运，是那一串诗的共同点。首联的含义，用流行歌曲的话讲，就是“红豆应无言，红烛为谁燃，今夜你不在身边，偷拭泪眼，红红喜字我无缘。”如果这样联系，分明是为黛玉写照了。但一想，也不尽然。“琴边衾里总无缘”自是“夫妻无缘”了。此大抵是一种“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即宝玉的出家，已使宝钗不能作为其妻子这一社会归属存在。李义山诗云：“无复鸡人报晓筹。”李颀诗云：“侍女新添五夜香。”领联之巧妙化入，令人赞叹不已，同时倍感沉痛。颈联当为全诗之警策。由此，我们不难明了，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煎心是一副熬不完的药。若要体悟，可与《还珠格格》的一首插曲作类比：“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盼过昨宵，又盼今朝，盼来盼去魂也消，梦也渺渺，人也渺渺，天若有情天亦老。歌不成歌，调不成调，风雨潇潇愁多少。”这首插曲从风格上讲，大类纳兰容若，比如“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二词怀抱虽有不同，然千古伤心则一。如此来反观那首律诗，已有的景象足以使我们断定那是弃妇诗。想来实非黛玉所作，更何况“朝朝暮暮”“日日年年”，岂能用来形容寿夭之人？尾联先讲珍惜时间，又讲“风雨阴晴任变迁”，反映了一种无奈。青春易逝，容颜不再，自应珍视；苦海无边，焦首煎心，又将奈何。所以，还是白居易讲的好“生人莫作妇女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苏东坡在《定风波》中讲：“一蓑烟雨任平生”，多么潇洒，多么达观。可薛宝钗化来的句子多么颓丧啊！或许，这正反映了薛宝钗所代表的传统意义的文人的悲剧。至于那首七绝，想来是好事者加上的。不过，那毕竟是对薛宝钗的一种理解，所以我在以往的论述中，两首诗都用到了。 在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强烈的对比，使人们一般将同情留给了林黛玉，将愤恨加给了薛宝钗。其实，平心而论，此不免感情用事。在我看来，悲苦最深者，不是黛玉，而是宝钗。一则，宝钗与黛玉，不能说无丝毫的感情，二者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一种接纳。我以为，宝钗既然意识到黛玉之悲苦命运，决不会一滴眼泪不落，但令我们惊讶与不平的是，她确实一滴眼泪也没掉，且说了很绝决的话，想来她是将感情压抑住了。内心的真感情得不到流露，且要以相反的、无情的面孔示人，其苦痛可想而知。二则不管在这一幕中，薛宝钗所充当的角色是否合其本心，她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冲喜而治好宝玉病的工具；三则，宝玉之懵懵懂懂，疯疯痴痴，岂有不让为人妻者寒心之理；四则，为人妻却不为人爱，“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如此能不令宝钗已寒之心再寒一层么？ 可能有人基于反驳以上的观点，提出为人妻不为人爱，诚然是悲剧，但作为人妻却爱丈夫么？即宝钗爱不爱宝玉？在我心底，一直以为这样的问题如同争论哈姆雷特是不是疯了一样，没有必要。我曾说过，宝钗大抵是不爱宝玉的。现在想来，“大抵”二字，下得实在是精当。因为我是以我之私心揣摩别人。我所理解的爱大抵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们怎么讲，我也怎么讲，故而不可信。私以为每一个人，只要脑子没问题，不论是和尚、道士、尼姑、妓女甚至太监，对爱情都有一个理解。我们理解的“不爱”，在宝钗的理解中未尝不是“爱”。她所理解的爱，大抵有以下几层：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成为你的妻子；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劝你走正道；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尊重你在感情上的选择；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达到一种融和；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忍受你的无情所带来的任何苦痛。 基于以上剖析，我们发现宝之爱情大抵是“头脑”中的爱情，以一种思想支配着，即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而黛玉之爱情，则是出自天然的至情至性，毫无矫揉造作。她追求的是与宝玉两颗心灵的融合，类似于柏拉图的爱情，也就是所谓“心灵”中的爱情。显然，曹雪芹让“心灵”的爱情战胜了“头脑”中的爱情。由此，我们不免想到了外国的“红学”，想到了斯丹达尔。他将爱情分为两类，一即“头脑”的爱情，二即“心灵”的爱情。他将德拉莫尔小姐构想的“头脑”的爱情与德莱纳夫人经历的“心灵的爱情”做了一番对比，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单纯的、不自已看着自已的爱情”。他在一八二二年出版的《论爱情》一书中盛赞“自然”，指出：“如果有了完全的自然，两个人的幸福才能融为一体。由于有了我们的本性所具有的感应及其它一些规律，我们才会有唯一能够存在的最大的幸福。”（据《红与黑》前言《谁是“少数幸福的人”》郭宏安译林出版社，1994年5月）其于对爱情的认识，斯丹达尔让于连离开了德拉莫尔小姐，投入了德莱纳夫人的怀抱。在爱情上，我们可以上做类比。若细究人物个性，其实产生了一种异位。即作为代表“头脑爱情”的宝钗，不是具有德拉莫尔小姐暴烈、疯狂、锋芒毕露的个性，而是具有德莱纳夫人温厚、谆实、贤淑端庄的美德；作为代表“心灵爱情”的黛玉，不是具有德莱纳夫人温厚、淳实、贤淑端庄的美德，而是具有德拉莫尔小姐锋芒毕露的个性。虽然如此，曹雪芹与斯丹达尔在爱情观上一致的。这两个不同国度的文学大师，或许基于人类相通的审美追求，或许基于相通的情感需要，在年代大致相仿的中世纪取得了这样种一致，然而这却是理想化的东西。在尘世的生活中，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样的爱情观很难实践，即使进步的人们勉强去实践，带来的大多是苍凉与悲哀。 是纯真、自然的爱情好，还是被思想支配的爱情好？私以为，人之异于禽兽，不仅在于会劳动，更在于会用言语思想。一般人们不重视女性的思想，叔本华就讲，妇女的思想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从两种爱情形态中可以发现，二者针对着女性而言。德莱纳尔夫人没有独立的思想，如同一只羔羊，感情纯真、自然，故而被认为是好的，德拉莫尔小姐被深邃的思想支配着，也正是因了这种思想，她本身才更有魅力，她在各方面超过了于连。于是她的感情被认为不太真实，而为于连排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概又应呼唤女权运动了！宝钗、黛玉亦可做类似分析，只是宝钗的思想需要改造而已。以我之私心而论，更接近人类灵魂的不是心灵而是头脑，爱情中固需纯真、自然，但思想的支配更为重要。唯有女性之思想抑或理性思维赶上并超越男性，女权运动方可成为历史的陈迹。况且，纯真的爱情只存于爱情本身，而以思想支配的爱情，则超越了爱情本身，不仅有利于爱情本身，不仅有利于双方，更有利于人类。我对宝钗“头脑”中的爱情是抱有很大信心的。基于此，宝钗爱不爱宝玉的问题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末代儿女情 既然涉及到了爱情，不妨总结一下我要论述的重要一环末代儿女情吧。什么是末代儿女情？英雄美人么？秋风秋叶愁满楼么？大抵是这样的。《红楼梦》中讲：“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古人讲：“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黛玉在菊花诗中讲的：“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除了其“本心”，未始没有“心上秋”（愁）之意。不过，我对末代儿女情的感觉，是这样一句诗“一团绛雪随风散，散作千秋儿女愁。”仿佛末末儿女情与愁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那永远是淡淡的忧愁，淡淡的哀伤、说不出的惘怅，仿佛那永远也暴烈不起来，而唯有自苦、哀吟。中国的文化为什么总是这样？撕心裂肺的痛，雄狮般的咆哮究竟在哪里？如果用稍带理性色彩的话语分析，末代儿女情大致如下：一则情真、情深、情苦、情悲；二则感伤的陶醉总是胜过欢喜的陶醉，而感伤与欢笑交织并以感伤为主体的陶醉，即末代儿女情的自我陶醉，永远是震憾人心的；三则末代儿女情的悲苦是末代注定的；四则末代亦不乏新生的希望，而现世的人们是怀着应有的优越来抓取一把人间曾有的、真正的悲凉。以上是其“好处”，但末代儿女情的处境却很尴尬。一则，那是对末代的抗争，当时的正统定要摧残、打击，于是那幽幽的情思只能苟延残喘与风刀霜剑 之下；二则，既然那情是末代的情，必然保持着旧的因素，而新的东西应得少一些，并且脆弱的紧，以现世的眼光来看，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于是以成了批判的对象。在末代，是不容于世的；在现世，又要接受批判。仿佛末代儿女情成了多余的情。多余的情是历史的累赘，社会的包袱，于是丢弃吧。呜呼！果真如此的话，不仅地下的冤魂要哀哭，世间有良知者也要哀哭了。末代儿女情应有她的价值，即反抗性与进步性，反抗性针对着末世，进步性则可由现世反观。 宝黛爱情自是末代儿女情的代表，但宝钗与宝玉的爱情，亦是末代儿女情不可或缺的构成。从悲剧性来讲，反而是后者更大一些。黛玉的失败只是婚姻的失败，宝钗的失败则是爱情婚姻的双重失败。宝钗的人生悲剧是巨大的，而悲剧的制造者是谁呢？人们乐意从社会方面找，封建思想的毒害、对人的压抑等等，自可列上一大串，但如此而已。自身的因素未始没有，若不重视感情、热衷于教条与权力。但我以为，宝玉对其人生悲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制造者。对于末世的反叛者，人们是不愿苛求的，这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我们必须注意基本的事实。所以在论述中，我一般让宝玉背黑锅，即金钏、睛雯的死及宝钗的人生悲剧，他都是有责任的。宝玉是深于情者，自不待言。不仅和姐妹们玩的好，而且和秦钟、蒋玉函也挺知心的。至于是不是同性恋，难说得紧，纵使是同性恋，也决不同于薛蟠之于柳湘莲。深于情者，有一个不好，即真情成空后，往往表现出冷漠，成为毒于情者，用文雅的话讲就是“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任多少深情，独向寂寞”。而薛宝钗即是这种冷漠的受害者。问题在于宝玉之冷漠在那个时代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细揣摩，他也只能那么做。“人生得一知已足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如果对知已黛玉之情移到宝钗那里，也就可以看作薄于情者了。对于宝钗的人生悲剧，谁也没有错，但只是造成了那个事实，或许，这正折射出了那个社会的没落。 社会之没落与人类命运之抉择 社会的没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失败，一是理想的幻灭。我以为现实的失败是主要的。如果理想破灭了，我们还可以在现实中苟延残喘；如果现实失败了，我们还能干什么？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者薛宝钗，在现实和理想两个方面都是失败者。所以真正反映封建末世命运的，不是林黛玉的悲剧，而是薛宝钗的悲剧。因为薛宝钗是那个时代的模范，连统治者认为好的东西都被毁灭，那个社会不是真正完蛋了么？ 由此不免想到了人类社会的命运与抉择。先引《红楼梦》第一一八回一段： 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宝钗从里间走出，见他看得是得意忘言，便走过了一看，见是这个，心里着实烦闷。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做一件正经事，终久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身边，怔怔的坐着。宝玉见她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宝钗道：“我想你我即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欲之私。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宝玉也没听言，把那书搁在旁边，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别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第一步的！”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世济民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 出世与入世，我们无法确定哪个好，哪个不好。道不同，不相谋，是其一；时世环境不同，是其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理想的追求，也是中庸。私以为，世间的真理只有三套,可以是“左中右”，可以是“上中下”。“左”与“上”大抵偏激，搞极端化，人的热情很高，可以扭成一股绳，如果运用得宜，历史大发展，社会大进步；如果运用不适当，历史停滞抑或倒退，社会亦难进步。“右”与“下”大抵消沉，虽表面中庸，实则走得另一个极端，人的思想比较自由，向心力差一些，这大抵产生于和平年代，人们不满意的地方颇多，实则量的积累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世间的正理却是“中庸”，很有可能被美化为“辩证”。其实，“中庸”之道自有人世以来，从未真正的实践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中庸”是被“左”“上”与“右”“下”两种偏激利用的工具，所以最可恨。具体到出世与入世，亦难说得紧。从宝钗与宝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宝钗的那套思想在逻辑上取得了胜利，而宝玉的“仰头微笑”却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胜利，即“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从内涵上讲当然宝玉的思想包含的内容更多，所达到的层次更高。这是不是说儒家那一套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思想不中用了？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写道：“在文艺领域，则自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而艺术’，到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为革命而艺术’，到四十年代的抗战文艺，儒学正统‘文以载道’似乎以一种新的形式占据了中心，形成为主流。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艺创作和理论始终未有多大的影响。这一切都非偶然。有意思的倒是，在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这种经世致用、关怀国事民瘼的儒学传统却仍然可以是新文艺的基本精神。这既说明不可低估儒学传统的生命力，也说明人们难以或免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继承性质。于是，重男女个性情欲的近代倾向又被倒转，重新转换为重现实社会生活的思潮。” 想来经世致用、关怀民瘼的儒学传统总是好的；而现实的重男女个性情欲，也反映了社会的伟大进步。有人讲，我们这个时代是精英崩溃的时代。不过，私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崩溃的只是虚假的精英。由“假、大、空”的幻想，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个性，感性和偶然，带来了我们时代的骄傲，即个性与感性的充分张扬，同时中国文化中的阴柔体系占据了主导。或许，人类社会要在个人与社会、出世与入世、真实与虚假之间做出不断的调整，表面上是一种循环，实则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的进步。那么，对于现世的反差，以及来世与现世的反差，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我记起了刘长卿的一句诗：“飞鸟不知陵谷变，朝来暮去弋阳溪”。 辛若水 二000年六月四日于冷月斋(原载《中国艺术批评》） 原载：惠稿 原载：惠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