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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如何面对火塘文化变成电视文化 云南省怒江州政协副主席彭兆清是一位怒族作家，这位看上去略有些腼腆的作家开创了怒族文学创作的“四个第一”——第一个用汉文创作小说、散文的怒族作家、第一个出版散文集、小说集的怒族作家、怒族中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一个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怒族作家，他的小说《女岩神祭》是怒族入选全国性文学选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小说卷》的惟一的作品。 今年第二期的《民族文学》发表了彭兆清的小说《最后的神井》，里面写到了改革开放给怒族带来的变化。对于改革开放30年，他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国家强盛了，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彭兆清认为，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交通问题，所以今年的政协会上他曾提了很多这方面的提案，希望国家加大投入。 但渴望大力发展交通加强外部联系的彭兆清，同时也对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影响有些担忧：“以前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封闭，封闭客观上带来了保护，虽然包括怒族在内的一些民族没有文字，但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民族文化世代流传下来了。现在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选择面增多了，一些传统就面临着冲击。比如怒族以前是火塘文化，遇上节日或休闲的日子，人们都是坐在火塘边，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把本民族的文化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到农村，一家人不再围着火塘，而是围着电视了，火塘文化、歌舞文化变成了电视文化。这些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东西都是作家需要关注的。” 在彭兆康的作品里，始终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的变迁，因为这些都是他创作的丰富源泉。彭兆清说，怒族民间流传着很多创世纪的传说，以前还有一些老人都会唱，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录了很多这样的传唱，但前一段时间想整理的时候，发现磁带上的声音都消失了。他说：“个人的记录保护行为是不长久的，还是需要国家的力量。这些年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比如建立博物馆、保护民间艺人，但最好是能把一些民间艺人和民族文化活态地保存下来，比如建立传习馆等等。” 让档案馆也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基地 布朗族政协委员玉帕新是一位80后政协委员，这位可爱的小妹妹如今已经是勐海县档案局局长了。业余时间，她创作了一些反映布朗族生活的作品，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布朗族。 布朗族共有八九万人，主要居住在西双版纳密林中的勐海县的布朗山、巴达、西定和打洛等地，以农耕为主，并以种茶和普洱茶文化闻名于世。作为布朗族人民参政议政的代表，玉帕新感到了自己身上的重任。能否利用自己从事档案工作的优势保护本民族的文化，是她这些年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我是从事档案工作的，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希望能让档案馆成为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地”，玉帕新说，她所在的地区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像“布朗弹唱”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传统的民间文学、民间体育项目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但很多民族文化资源都散落在民间。“档案馆本身就有收藏保护和抢救文化资料的业务，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而且比起一些文化部门，我们更专业，因为我们有库房、有专业的保护条件，某个资料需要达到什么温度、湿度都是专业的。比如很多布朗族服饰已经不正宗了，我们可以收集传统服饰或者其他的实物，作为一种档案资料保存。我想，尤其在没有博物馆的地方，应该采取多种方式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 玉帕新表示，这几年她一直在申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档案”的项目，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建立民间文学资料、民间艺人的档案、风俗习惯的录音录像等。目前最让她着急的还是布朗族的传统建筑没有图纸，建造工艺全凭手工艺人掌握，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些传统建筑的需求越来越少，所以她想找人画下这些建筑的图纸，让后人知道这些传统的建筑到底是怎么建造的。“如果我们不来做，老人们离开后，这些文化可能会消失。档案就是记录历史保存历史，我希望可以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多作一些贡献。” 少数民族语言是极有开采价值的文学富矿 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研究员、景颇族全国政协委员祁德川，为了更加准确、真实地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状况，专程深入农村进行了调研，15天走访了6个村委会、15个自然村、100余位村民，写成了1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希望国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 谈到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祁德川表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是一座极有开采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富矿，是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耕耘的天堂。人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开采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每个民族、每个地区可以从语言这个人类活化石中发现它负载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哲学的信息，透过这些信息更深切、更全面地了解各少数民族，进而更真挚更执著地热爱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祖国，应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同时也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他认为，正如云南作协一位领导所言，汉语、各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双语对照的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其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语言的，更是思维的、文化的，它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进步，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得以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云南各级文学组织部门注重从民族语言和民族思维的源头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整理、整合、保护和开发，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得以生生不息、果实累累、源远流长。 “比如以云南为例，全省５０００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彝、白、哈尼、傣、傈僳、拉祜、佤、普米、阿昌、怒、基诺、德昂、水、独龙等２５个，除回、满、水三个民族通用汉语外，其余２２个少数民族共操２６种语言，其中怒族３种（怒苏语、阿侬语、柔若语），景颇２种（景颇语），瑶族２种（勉语、布怒语）。除此而外，云南还有尚未识别民族的语言，如居住在红河州金平县的芒人语言、普标人语言，德宏州盈江县仙鸟人语言等９种。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融合，像布朗、阿昌等７个不足１０万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一些尚未识别民族的语言，应该赶紧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保护。因为语言学者发现，通过未被认识的人口较少民族和尚未识别民族的语言，可以窥见他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和传统思维模式，洞悉他们的语言各要素的个性特征及其变化更新换代的原因，启发人们通过语言这扇窗子，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关系深层次地思考。但是，现在人口较少的个别民族和尚未识别民族的语言，随着老人们的去世面临消失”，祁德川希望国家能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对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尚未识别民族的语言进行全面普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并且制定出基本能够涵盖全国各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的专项法规。 原载：《文艺报》2008-4-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