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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的50年，是广西民族作家队伍建构的50年。中国是诗的国度，素以“诗言志”。儒家就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壮族的古代诗人，是书院、州学、府学里面按儒家路径训练出来的，所以也只写律诗，造成壮族很长的历史没有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壮族的作家队伍偏小而残缺不全。直到1922年韦杰三才写了几个短篇，30年代陆地在远离家乡的前线单打独斗，40年代才有一个伙伴华山。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民族身份。这就是过去的壮族作家状况，也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状况。直到壮族得到承认，特别是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个问题才得到改变，有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民间文艺家、戏剧家、词作家、影视艺术家、歌唱家、文学评论家，广西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由大批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组成的大军，这支队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有的走向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是有发展空间的，有向高端冲击的才华，但要达到全国层面定位，还要处理好四个问题。第一是充实民族文化的底蕴，这是一个民族作家成功的根基；第二是善于攫取有时代闪光点的题材，闪光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正面，我指的是文学上的“闪光点”——能冲击人们心灵，产生震撼，让人回味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第三是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现在我国每年出版上千部长篇小说，能活在人们心里的太少，大多急功近利，浪费感情。第四是突破语言关。对于出生于民族村寨的作家，汉语文写作总是比较吃亏。汉语文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汉文化的载体，不是生活在汉民族文化氛围中，只能是借汉文来编故事，怎能编得过汉族？因此民族作家必须在文字上下大功夫，功到自然成。 我想对民族文化底蕴多说几句。用荣格的话讲，民族文化属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是人格和生命之根。一个民族孕育了一位作家，他就无法摆脱民族文化这根脐带。为什么广西作家只能写《天上的爱情》，不能写《草原的爱情》，因为这是稻作文化孕育的，不是奶酪养育的。你如果不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了解民族的心理积淀，不了解特定时代一个民族不同层次群体的思维定势，那么你塑造的艺术形象就会苍白，概念化，很难有血有肉，很难立得起来，很难在读者的心灵中产生冲击力和震撼力。 拿壮族来讲，壮族是我国乃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现在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大米饭为主食，这个贡献是很大的。水稻是一种比较娇柔的作物，20多个耕作过程必须耐心细致，早晚查看。所以壮族俗语说：“爱米勤查田，爱妻勤看（丈母）娘。”（天长日久，磨砺了壮人的性格：吃苦耐劳，耐心细致，温和内向，委曲求全 ，忠于职守，兼容并包，安土重迁，重农轻商。这是整个民族的性格。但壮族是由若干层次和群体构成的，不同层次和群体又有不同的表现。稻作农耕的正面培育了壮人忠于职守的优点，其负面惰性也影响了壮族不同层次人们的意识，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想跟上时代而躁动不安的人是有的，但在民族中还没有形成劲流。作家在建构作品的人物时，既要考虑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更要考虑不同层次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具体的情节和言行来展示人物的特殊性格，演绎人物的命运。况且壮族文化是一种三层结构，由表层、中层、深层构成，主要表现为物化劳动的表层特别活跃，已经很少有民族特征。中层即精神文化如家庭、社会组织、语言、风俗、文艺、宗教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民族特征，但也比一般民族活跃，易于游移，使人不容易感受到壮族的特点。深层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核心，是比较保守的部分，是壮族文化的灵魂，表现为语言观念、宗教情绪、审美情趣、价值观、民族性格等，但很隐蔽，不容易捉摸。这就使得壮族作家不容易掌握到壮族文化的特征，容易一般化。但壮族作家必须全力去解构壮族的深层文化，否则塑造不出真正的壮人形象。正如美国美学家布洛克所说的，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不是一种复制的关系，而是从一种特定的人类观点、立场或角度和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对现实作的再现和解释。”是 “内在情感的外化”，这种“内在心理状态的情感，常常是艺术品的源泉”，这种情感受民族文化的制约，作家的任务是“使它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变成一种艺术的理解”。由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体化，我们的民族作家不得不对民族文化进行补课。这个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值得的，补课的结果将是水涨船高。只有这样，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才能越过五岭，走向全国，在中华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文艺报》2008-12-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