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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汉族读者，有幸参加了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工作，那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少数民族朋友的豪爽、幽默，他们对于文学的独到追求与直言无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奖活动本身便具有欢聚、探讨、切磋，以及在绚丽多彩中寻找新的颜色的意思。不同民族的创作尤其如此。除了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依托的当然都是本民族的生活、历史与文化。从一种民族文化的内部观察，发现它的特殊性；然后从一种文化的外部去观察，寻找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再从内部与外部来观察，寻求我们共同的人性和普遍的艺术追求，这恐怕是符合于文学发展的规律的。我在读了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长篇创作后，写下一些读书札记，因为我觉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虽然各有特色，但还是有“迹”可循，无论是生活在崇山峻岭、雪域草原、边疆地区或新兴都市，“骏马”的奔驰仍还是有着自己的方向。 历史：不仅仅是传奇 历史创作无疑是长篇小说的优势领域，它的线性长度与历史纵深的要求相一致，作为时间的艺术，综合性与宏观把握又与长篇的丰富及复杂性要求相一致。由于它要形成一种对世界、人生的成体系性的看法，所以在我看来，即使是描写当下生活的长篇，也应该包含着一种“历史感”。它发掘不同的可能性，启发想像力，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才认为其比实际发生的事（历史）更具哲学意义。我所读到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中也有许多属历史创作，多半是历史传奇。有写一个灶户王氏家族几代人兴起衰落过程的，亦指当地井盐发达的历史，如彝族作家李学智的《大户》；有写明末清初的传奇故事、土匪、马帮、武馆、碉楼的，有江湖侠义气，亦有儿女情长，最后还有泯灭恩仇，和谐的世外桃源“百花谷”，如彝族作家卡罗的《白井》；有表现家族仇杀的，再引入军阀侵掠，一次“生存与掠夺的血腥之战”，引发“六月雪”，因为彝人近雪，雪乃彝族生命之源，这便是回族作家马方久、彝族作家勒乌伍列创作的《杉烧雪葬》。藏族作家赵敏的《康定情人》从三四十年代的康定锅庄铺衍至解放，写美丽的格桑麦朵和银匠儿子尼玛、富商公子扎西多吉的爱情传奇，追求诗性的历史传达，行云流水，但毕竟有流水而无行云，略显单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藏族作家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它描写的是康巴藏区从远古白狼部落演变至康巴大土司家族由兴而衰的一个曲折生动、撼人心魄的故事，其中也包含着豪门恩怨，康巴汉子的传奇与爱恨情仇，却更有着藏民族性格、宗教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它描写的多吉旺登土司的两个女儿：姐姐萨都措邪恶与妹妹沃措玛善良，同时爱上了坚赞，使人想起《呼啸山庄》，那邪恶而不渝的爱和恨，写出了如同一个硬币的人性的两面。“布隆德”乃地名，藏语“山水美妙之所”，另一意思是“吉祥峪的男儿”。 我的看法是，历史一旦进入了文学领域，便不能仅仅是描写帝王将相的轶闻趣事，家族的恩怨情仇，或转化为英雄传奇、爱情传奇，它必然要指向某种精神价值，可能性中包含着必然性和规律性，并引出反省的内容。下面的创作进一步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在这方面的特色与成果。藏族作家尕藏才旦的《首席金座活佛》大体是一部历史人物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学者小说”。围绕着吉祥右旋寺总法台吉塘仓的生平事迹，融入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与宗教知识。吉塘仓在一个混乱的军阀割据的世界宣传佛学、推广佛事，具有历史的特征；而代表四世坚贝央寻找“转世灵童”的故事则在俗世利益与清净佛地交叉中反映了家族矛盾而意味深长。“活佛世界也是一个不安宁的世界”，折射出了历史与社会的基本面。同样，布依族作家潘灵的《翡暖翠寒》似乎也是根据真实原型所加工的传奇小说。常敬斋，一个辛亥起义时的侍卫、逃亡者、苦役和冒险家，一个特殊的“情人”，又是著名的玉石商人，翡翠雕刻艺人，还是令侵略者心惊胆寒的侠客，腾越的抗日英雄。人物的多面性，反映出历史多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最终落到了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上，便接通了历史精神。为了避免历史叙事单纯地坠入传奇化的窠臼，一些创作甚至以纪实性予以补充。蒙古族作家冯飞的《大清血地》记录了清末一段真实的历史，塑造了赵国澍、田兴恕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语言俭省简约，采用白描和富有韵致的笔法，抒写“咸同苗乱”中震惊世界的“贵阳教案”。历史是多种人物活动的舞台，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促成了人物的命运。这中间已能看出那久已有之的文化冲突。 “命运”的三个坐标 记得有位作家说：短篇的切入点是某个场景，中篇应是人物故事，长篇则要表现人生命运。深以为然。少数民族作家的长篇创作也普遍地包含着命运的含义。命运可以作一种消极的理解，如《醒世恒言》中写到：“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也可以是一种对抗形态，如所谓“西绪弗斯情结”；还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追求，如我所看到的作品。在我看来，历史时代、文化传统，人性欲望构成了我们人生命运的三个坐标。虽有西谚说“性格即命运”，但当回族作家讴阳北方的小说中写到了三代女性不幸命运的时候，便不可能仅用性格的冲动来解释。“对于命运/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比一块石头更多……”这是讴阳北方的《无人处落下泪雨》题记中写的，可它仍然能从上述的三个向度寻求解答。讴阳北方的创作实际上是紧密地联系着社会生活的，所以祖母、母亲至江小凡铺展开的从海边渔村、小镇到当代都市，近百年的女性生存的描写，才显得哀婉动人，细腻透彻让人难忘。与西方的女权主义抗议的左翼思潮不同，除了悲悯泪水，它还表现出了修复爱情的努力和失落的追求。 回族作家王树理的《黄河咒》也有其特色。那是草根阶层的创业史诗，又融入了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以往的民族史都可以视为是家族史。与大多数家族小说不一样的是，王树理笔下的家族文化并不都是负面的，家族文化中既有扼杀人性的一面，也有凝聚人心的一面。黄河入海口的金家庄历经磨难，而依然保持着“忠厚传家、诗书继业或稼穑立业、艰苦创业”的传统，直至进入现代社会。于是，从文化传统出发，《黄河咒》便形成了一种大命运的概念。 在纷乱与难以把握的当代生活中，命运的差异性自然也引起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讴阳北方是“70后”作家，《紫茗红菱》的作者蒙古族作家鲍尔金娜更是“80后”作家。《紫茗红菱》被誉为年度“最吸引人的青春小说”，具有80后创作直率有力、犀利幽默的特点，语言生动有趣，富有想像力，随处伴随着机智的联想。这种“联想”可能也是青少年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校园姐妹花唐紫茗和阮红菱踏上了迥异的人生，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命运曲线。我认为构成这命运背后源泉的是人性中普遍的欲望与欲望的冲突，它们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阻挡地表现了出来。是人性堕落还是坚持着一种人性的光辉，可能是我们在努力改变命运时不能不省察的一个问题。所以，鲍尔金娜才说：“写作是她灵魂成长的过程”。 人生意识的强化 读本届少数民族骏马奖的长篇作品，有时候会觉得许多小说与汉民族长篇小说在创作内容、创作水平和创作追求上并无二致。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面临着同样的时代课题；或许这又是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相互交融中的发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及其一致的精神需求。人生意识的强化是当代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普遍的倾向，而这又是新时期以来形成文学主要成果的一方面。满族作家关仁山的《白纸门》依然关注现实人生，与以往不同的是将着重点移向了物欲世界中存在着的精神的危机，并意图从久远的民俗、文化中寻找一种健康的力量予以矫正，充满寓言和象征的意味。《首席金座活佛》虽然写的是活佛，但活佛也是人。活佛是藏民族一种不间断的文化标识，尽管如此活佛吉塘仓同时又是一个诗人、散文家和社会活动家，并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爱情经历。《紫茗红菱》中紫茗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而红菱出身于下岗工人的家庭，由此产生了向上和向下不同的人生曲线。阮红菱的问题可能是她在“竞争”中太迫切地想改变自己感觉到的弱势地位，而事实上又不可能。“80后”的小说创作大抵上都是“自然流”，有始无终，无结构即无成熟的思想构思。但这部小说两条圆孤还是在结尾处重逢了，她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自然是进步。鲍尔金娜说：“存在就是合理”。错了，恰恰是这一命题的反面，才是人生价值的源泉，文学追求的动力。 侗族作家袁仁琮的《梦城》，描写了一个山区女孩从小想离开大山进城的梦想。袁仁琮是一位上世纪50年代即发表作品的老作家。瑶族作家纪尘的《美丽世界的孤儿》乃是少数民族长篇中的先锋新潮叙事，作者以情绪、感觉、情感为叙事动力，引出语言的色彩及变化。作品讲述了父母亲爱情婚姻的曲折，又引入自己的情史、性史、成长史。不幸仿佛也有着某种遗传性。那是一种被社会的文化态势规约或束缚着的人生成长。“孤儿”则指精神、情感没有归宿。在体现人生意识并表达得最为生动、最富艺术感染力的，应该是仫佬族作家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鬼子小说所写的乡村爱情，有人曾拿它与《长恨歌》做比较，在忠贞与痴情、幼稚与冷酷的现实之间游走。水做的绳子是情做的绳子。而一旦回归古典，细节的力量便最能见出创作的艺术意蕴与艺术功底。《一根水做的绳子》便是借助这种细节的力量，在从容淡定的笔致中，完成了一次让人难忘的人生叙述。同样比较优秀的作品是回族作家查舜的《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它所描述的“乡村爱情”有了现代化与城市的背景：那是一个大学生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指向过去或指向现实，引出道德与感情的种种冲突。其中也有一些精彩的细节，如去收购站卖所挖甘草，借鞋相亲，洞房夜往坑洞里放油灯时的意外等。对于现实主义日常生活的描绘，与凡夫俗子视角的创作而言，人生需要细节的证明。 民族性格与民族特征 在少数民族骏马奖的评奖讨论中，有关少数民族创作是否需要突出其民族性特征曾有争议。这种民族性当然并不限于神话传说、宗教仪式、奇风异俗、异域风光等等的差异，应指向民族生活和心理；反过来则认为，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特征的强调，有可能意味着对于一定题材、语言和风格的强调和限制，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自然形成，并不需要强求实践的问题。《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就它所拥有的广阔社会生活内容而言，与汉族创作的主流叙事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主人公上代阿訇的背景与它所表达的“男人是在女人脚尖上活人的”，使它拥有了少数民族的色彩。藏族作家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与《首席金座活佛》一样，都写到了活佛，却有不同的精神指向。那是对近代、现代藏族女性命运的展现与思考，爱的寻觅及其在红尘中的“复活”。小说写的是一个西藏贵族庄园希微家族的故事，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家族叙事，母亲与女儿的故事线索交叉，时间跳跃，叙述语言如明灭不定的光斑，可我们仍能从中理出一个世俗的头序。除了烈火般燃烧的爱情，它也带动起了西藏上层眼中从解放前后，历经平反、文革至当今的历史流程。 民族生活特色与民族性格、追求的表现，总是联系着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发现和开掘。譬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作者说，在科尔沁草原、沙漠和草地上只有两个神奇的东西令他向往，一个是银狐的传说，一个是萨满教·孛师的故事。“银狐是神奇的，遇见它，不要惹它，也不要说出去，它是荒漠的主宰”。而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则表现出了一种大自然崇拜。小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浪漫而又奇幻迷离的世界，那是郭雪波的世界，天、地、人、万物融为一体，有着神奇的感应。生命的秘密进而映衬着历史的秘密和文明演进的断裂。它也补充、折射、矫正着现实世界，提供一种对于新的文化精神的思索和期望，所以王蒙说“越现代化越需要郭雪波的世界”。蒙古族作家黑鹤的动物小说，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也很有影响，《黑焰》曾获冰心文学奖，其艺术辐射区域却远远超出儿童文学范围。动物视角及动物心理的表现，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的视角，人的眼光、态度和感情，它建立在动物和人的关系基础之上，赋予动物性和人性双重的观察。《黑焰》的独到之处并不仅在于它在当今“藏獒热”中写了一头勇敢的牧羊犬格桑，还在于它联系起了广泛的社会生活，而其中最动人处仍是一些民族元素。藏獒格桑从藏北草原到拉萨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传奇经历，处处体现出它对于草原气息的追求和强烈的自由天性。这种自由天性的追求，也正是少数民族文化性格留给当代最为宝贵的财富。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处在一个重要的文明转折时期。历史的整合，文明的冲突，情感的矛盾与要求，将会使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一种新的文学发展契机。或许，它理应比汉文学在这方面作出更为突出和独到的贡献。 创新的路径 创新是文学发展的路标，但并不等于推倒重来，否定以往的作品、经验与成果。发展一步最直观的方法，便是把某一类题材、现象、矛盾写到极致或极端，那是最简单的、最易产生轰动影响的，又是最难持久保持下去的一种创作。因为很快便有人会超越你。仅仅“超前”一步，或许只是在某种创作追求刚兴起的时候才有效，却很难真正地体现出作家的才华、把握生活的能力、对世界复杂化的眼光和独特的情感贡献。当前创新发展的路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艺术的综合，在多样化的深入中，见出艺术的创新。少数民族在精神上跨越不同时代与面临着不同文化参照的文学创作本身便充满着矛盾性：一面是要努力保持民族的特色，一面又必须要承载着文明的进化乃至先进文化的同化作用；一边是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张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实践的成果、独特的精神遗产；一边又面临着无民族特色的现代化物欲的大潮。这使“少数”民族、“少数”地位、“少数”观点和情感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白纸门》的艺术世界便具有在丰富的联系中发展一步的特征，把以往关仁山所创作的海洋系列、土地系列、改革开放系列、民族风情系列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综合地表达了出来，体现了对生活的一种复杂化的眼光。它从一种内容形态转向另一种内容形态，一种联系发展到另一种联系，“突破”与“创新”的含义恰恰就是在这种转化联系之中。“白纸门”作为喻象，当然并不仅仅是作家对于北方的门文化、符咒文化的开掘，或是仅要求回到民间道德的美好传统，而是通向了民族观念和信仰的深层。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人对于城市文明的向往，同时也看到了一种文明的迷失，过程压倒了目标或看不到“目标”。就此，关仁山表现出了并非单向的文化态度和自己独到的文化立场。仡佬族作家王华的《雪豆》也具有与以往乡土文学不同的特点。这部小说无叙事主人公，无叙述线索，却在琐细中让人感觉到一种生活的质感。它竟然又转化为一种寓言的品格，同时体现出作者对于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某种人性关怀。满族作家雪静的《旗袍》也表现出了某种在综合把握中开辟新的艺术途径的追求。它把历史拉向了当代，围绕着当年慰安妇李蔓姝的屈辱故事和当前八角楼拆迁的经济利益，展开了多声部的叙事。国际与国内，历史反思与现实关怀，私人情感和人类价值，均通过不同的人及不同的立场表达了出来：商人、政客、获利者与受害者，在商场、官场、情场中交织成了一幅有历史纵深感的画面。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体约而不芜。小说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批判精神，同时也显示出这是一个价值冲突的时代。 创新是多种多样的。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困豹》似乎是在以短篇的方式写长篇，却造成了多观点、多视角、多线索的丰富而独特的效果。把“疙疤老山”（豹子）的遭际和几个不同人物（如中学生木青青、乡村教师令狐荣与三个“失踪”的女子）的人生经历有机地结合起来，“困豹”象征着主人公要走出山区的困境，诗性的单纯与现实人生的复杂，构成作家并行不悖的叙事动力。回族作家马笑泉的《民间档案》也是一部比较出色的作品。它由一个个人物小传连缀而成，虽云长篇，实乃短制，每个人物均可独立成篇，似乎没有形成长篇总的故事性源泉或冲突结构，然而读来依然有滋有味。重要的是它人物背后的阴影，反映了特定社会关系、文化人格以及民族的心理特征；整体上构成了对于人生的意义世界的追问。多视角的创作并非个例，历史、现实、神话、传说、动物、人类，各种叙事都进入了长篇领域，可能是反映了长篇对于人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的多样性。动物小说和“80后”创作使我们所习惯的儿童文学的概念也受到了冲击，譬如《黑焰》《紫茗红菱》。我想这也证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儿童文学与成人创作之间的同一性要大于其差异性，它们在审美本质上是相通的。满族老作家陈玉谦、曲晓平的作品《蛙鸣》，作者把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主题赋予了儿童文学，且写得生动感人。还有许多70后、80后年轻作家的创作，进一步显示了他们的创作潜力和发展希望。 写到这儿，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评选已经结束。我注意到入围的24部作品中有五部属少数民族生活题材，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但又都是汉族作家的创作。汉族作家从一个民族文化的外部观察其发展、变化，写出了历史的要求与精神的冲突；而少数民族作家则能从本民族文化的内部表达一种文明的变异，更具动感地写出了那种时代矛盾和文化冲突，尤其在心理体验和描写上具有优势。这自然更使我们充满期待。 原载：《文艺报》2008-1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