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可谓兴盛。《狼图腾》的销售量早已超过了50万册，“说狼”、“习狼”、“思考狼”成为文化盛宴的一道大餐。而《藏獒》则以绝对优势击败了《秦腔》、《空山》、《兄弟》等作品，赢得了“2005长篇小说年度最佳读者奖”，名列200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并获新浪2005年度优秀图书奖。其实，以动物叙事为模型进行民族文学创作并取得成功，上述作品并非先例：张承志的《黑骏马》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分获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8年，短篇小说《老人与鹿》又获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因此，在“全球化”肆意与文学市场冷清的当下，动物叙事型作品的成功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再次繁荣，也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新亮点，预示了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新契机。 一、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模式”的提出 何谓叙事，徐岱认为是“叙述+故事”[1]5，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言语表达方式讲述故事，而故事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构成。热奈特在《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中谈到了叙述的含义：1.叙述指陈述语句，口头的或书写的话语，用来联贯事件；2.叙述指构成这段话语主题的一连串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衔接、对比、重复等；3.叙述也指一个事件，但不再是所讲述的事件，而是指某人讲述某事这个事件，即叙述行为本身[2]188-189。因此，叙述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与它所叙述的故事的关系、自身所涉及的叙述活动来体现。 《七岔犄角的公鹿》叙述了“我”与一头七岔犄角的公鹿的故事，其中“我”是猎者，而公鹿是狩猎的对象，这是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继而发展成“我”是欣赏者、崇拜者，而公鹿是倾慕的对象。二者的关系也发展成友好。《黑骏马》讲述的是我(白音宝力格)与女主人公(索米娅)的爱情故事，其中黑骏马(钢嘎·哈拉)不仅是草原歌曲的名称，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连接者、见证者和中介者。在《狼图腾》中，“我”与狼的关系经历了从惧怕、有意接近到崇拜的发展过程，从而串连出飞狼吃羊、狼捕捉黄羊群、狼于风雪之夜奇袭战马；由“我”养狼，最后灭狼的一系列事件，在这里狼一直是叙述的对象、载体和叙述行为的发生者。而《藏獒》通过上阿妈草原与西结古草原的世仇，引出了冈日森格、那日、果日、獒王虎头雪獒、饮血王党项罗刹等与藏獒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小说自始至终都流淌着对藏獒的喜爱崇敬之情。 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来看，无论是公鹿、黑骏马，还是藏獒和狼，都具有一些叙事学意义上的共性：对于故事本身来说，这些动物都是作品所极力描绘刻画的对象，是情节的驱动者和情节展开的载体；从叙述话语和故事构成来谈，这些小说显在的叙述者都不是动物，而分别是文中的主人公“我”，只有《藏獒》是借父亲的口吻来叙述的，然而从故事隐在发生线索来看，动物又都起着事件之间的连贯作用，与显在的故事叙述者构成互补，共同维系着故事的圆融性；从叙述者与故事展开的关系来看，动物都起着衔接、对比等重要作用，如这四部小说都蕴含着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对比，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人之精神与动物之气质相互映衬、相互凸显形成了浑融而又对比的二元格局，如《黑骏马》中当白音宝力格成年之时迎来了钢嘎·哈拉，同时小说又以乐曲《黑骏马》开头，这些都与事件的展开构成了铺陈、衔接、象征的叙述关系，也使整个小说得以在一种全知型叙述模式下展开。从叙述行为本身来看，在《藏獒》中，动物(藏獒)常常人性化，具有自身的情感、智慧，从隐在的叙述者转变成显在的叙述者，叙述行为的发生在两者的交替中进行，协调了事件之间连接的逻辑性，使得事件(藏獒之间厮杀、人类世界里的仇恨演变等)、故事(藏獒如何中心护主)、叙述者(父亲与几只藏獒)、叙述行为成为一个有机的叙事系统。 因此，上述小说是一种动物型的叙事模式：小说的情节是由人和动物两种视角交替推动发展的，从人与动物的多维视角来展示动物的精神世界，并以此来隐喻或象征其对应的不同的民族精神，从而反观烛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亦实现民族精神对现代精神的改造与重铸。这种叙事模式的采用，构造的是个体的人、动物界、族群三维的多元关系，是以动物世界为观察人类世界、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切入点，再现了人类精神的复杂性，这也是此类小说成功的原因所在。 二、重弹：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作品的原生态写法 从横向的地域跨度来看，时代精神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取向；而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风俗即民族文化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底蕴，规定着作品的话语体系。重弹是指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以原生态的创作方法对这种风俗影响的回应与再书写，而原生态写法就是指回归动物与人类生活的本真世界，回归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以此来对抗当代小说媚俗与平板的写作趋势，抵抗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堕落。 首先，动物叙事中的动物都有着久远的神话传说和深厚的民间文学给养。《黑骏马》中所诗意讴歌的骏马就常常出现在蒙古史诗、神话中，如在史诗《阿尔泰孙本夫》中，英雄阿尔泰孙本夫来到未婚妻家乡后，姑娘的父亲巴德玛散布汉要求英雄给他们抓来腾格里的三匹金黄色骏马，英雄排除种种险难，终于抓回来那三匹骏马，才娶回了姑娘。乌热尔图所钟爱的鹿也不例外，段成式《酉阳杂俎·镜异》就记载了一则关于鹿的神话：“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而在鄂温克族中，鹿是他们的图腾，也是他们生活的帮手和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而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成的高原犬种，是犬类古老的活化石，六千多年前才被驯化，在青藏高原一直占据着神的位置。“在藏传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那些披坚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藏獒……二郎神的哮天犬，也是一只孔武有力的喜马拉雅藏獒。”(《藏獒·序》)狼的传说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算，狼一直就是游牧民族的崇拜对象，在《狼图腾》一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狼的故事传说，深刻地指出了狼在游牧民族心中的神圣地位。可见，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受哺于民族文化，又担负了繁衍、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 其次，动物叙事的拟母语言说方式。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作家的身份已经由单一走向复杂，张承志是回族，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而杨志军是汉族，姜戎不愿透露身份。身份的复杂导致了民族边界的模糊，民族不再是闭合的地域群体，而是开放的、不断相互渗透与相互糅合的文化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母语言说。二是全球化的进程要求社会的一体化，文学的生产也离不开时代要求的制约，文化消费的普泛化在客观化促进了母语文化的大众言说趋势。三是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如鄂温克族，这导致了纯粹的母语创作的艰难。因此，动物叙事只能在文化底蕴上寻找母族之根，在言说方式上呈现出拟母语的特点：从故事的发生语境来说，在空间上，动物叙事力求在动物生长栖居地展开，《黑骏马》、《狼图腾》都发生在碧草茵茵的草原上，《藏獒》发生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而《七岔犄角的公鹿》发生在丛木森森的林海里。在时间上，动物叙事不是盲目地跟随世俗走向，姜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显表示讨厌将《狼图腾》当作“趣味的故事”来对待(《新京报》，2004年4月27日)。他是在对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向后看，期望回到母族文化中去，维护、延续着与母族文化的血缘关系。这种拟母语的言说方式在语境上确保了叙事的原生与本真。从作品选取的语言来看，动物叙事尽可能多地采用母语的音译汉字，如《黑骏马》中的我称为“白音宝力格”，骏马称为“钢嘎·哈拉”；《藏獒》中几只狗的名字也都是极富有藏族母语意义，“冈日森格是雪山狮子的意思，果日是草原人对月亮为表征的勇健神母的称呼，那日是他们对以乌云为表征的狮面黑金护法的称呼，另外，果日还是圆蛋，那日还是黑蛋，都是藏民给最亲昵的孩子起乳名时常用的名字”(《藏獒·序》)。从故事所包含的事件来说，它们也是与民族生活、生长地域、民族文化指向息息相关的。《七岔犄角的公鹿》通过我去打猎、公鹿抗狼、解救公鹿等一系列事件来反映鄂温克族在莽莽林海中狩猎的生活习惯，人对鹿的依靠、敬仰和神化的崇拜等复杂感情，鹿富有人化的善良、纯朴、骁勇、坚毅等美好品质，是鄂温克族人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看法，寄寓着鄂温克族的文化精髓。因此，动物叙事不是纯粹的母语写作，而是采取仿拟母语的言说方式来回应民族神话和传说的文化传统，重视作家和生活的直接交感关系，维系着作家与民族的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从而营造了其作品的原生性氛围。 再次，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环境伦理学意义。《黑骏马》、《七岔犄角的公鹿》、《狼图腾》、《藏獒》都涉及了人类、动物界、自然界三者的多元关系，以人来凸显动物，以动物来反观人类是此类作品交替使用的手法。这在《狼图腾》中极为明显：狼一方面要吃家畜，威胁人类宁静的生活，与人类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的老师，草原生态平衡的维护者，蒙古族人灵魂升天的引导者，更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象征。相对来说，在《狼图腾》中人类不再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作品的价值取向也不再以人类的利益为唯一的、终极的判断尺度，这表达了作者的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理想，对人类世界的发展作了有别于经济价值原则的猜想和预测，同时，人类、动物界、自然界消泯了主从的地位差异，动物价值尺度和人类价值尺度成为对峙的二元并立体，又相互比照、相互谐调，同归于整个自然价值尺度。这不仅归复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参天地之化育”的传统思想，也从善待动物和自然界来反省自身，从伦理学上实现共存而互助、进步而协和、竞争而平等的合理社会。 因此，动物叙事的意义在于其原生性的实现：其一，确定作家与生活的、本真的、生命形态的联系；其二，确定了作品与母体民族受哺与传承的血缘关系；其三，提出了新的价值尺度，极大限度地摆脱了经济一体化控制，较大程度地实现了反现代性的“元叙事”话语权力，呈现出回归古典、民族本体的诗性言说。 三、复调：动物叙事的多层文化内涵 扎西达娃认为：“民族文化的融合是20世纪与下个世纪必然的产物和必然的趋势。作家可以在作品中表现单一和纯真的民族特性，但一个民族作品的产生必然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3]乌热尔图则认为其小说“只有一半是我熟悉和认可的，而另一半却变得陌生和疏远”[4]。民族作品的产生不再是单一民族文化灌溉的结果，而是多民族共同哺育的结晶。由于各民族对动物的认识、与动物的关系、与动物的感情不同，在后现代这个开放的语境里，各种文化碰撞、整合、交融的趋势也能在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里找寻。 在《黑骏马》中，黑骏马是白音宝力格的成人仪式、性格发展、爱情经历的见证者，交织着汉蒙两族复杂的文化碰撞，在对待索米娅遭黄毛希拉奸污而怀孕这件事上达到了高潮：奶奶的宽容、博爱、坚决的固守草原法则与“我”的偏执、复仇以及汉族人的立世处事标准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对话式的文化平台，蒙汉两族文化互为彰显。《狼图腾》从一开始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发掘了以狼为象征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和推动，其过分的偏爱虽然有失客观的立场，但对各民族文化本源上的关系、文化融合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与前景展望确实作了大胆的论证和颇有深度的思考。而《藏獒》则以汉人的身份介入藏族文化，序言部分讲述了“我”喝醉后与藏獒睡了一夜的故事，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化间的水乳关系。在藏獒故事的叙述过程中，藏民的勇敢、诚恳、淳朴和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以藏獒为中介，汉文化的很多思想也为藏民所认可和接受。 可见，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化复调特性是很明显的：第一，这些作品所选取的动物都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如藏獒对应的是青藏高原与藏族，黑骏马、狼对应的是草原与蒙古族，公鹿对应的是森林与鄂温克族，这些动物与特定民族的生活共处时间悠久，是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见证者、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民族灵魂的寄托处，而在后现代社会又是回归民族本我、母体认同的重要媒介和渠道。所以，这些动物是时空化的民族本体性的活表征。第二，由于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些动物的活动领域也逐渐扩大，动物演变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使者，成为文化交流的中介，这在无形中拓宽了此类文学作品的文化视阈，在回归古典、回归民族文化本源的同时又实现对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正如姜戎所说：“这本书(《狼图腾》)……进入理性探掘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为今天的中国人而写的。”[5]因此，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在钟情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凸显的是对后现代文化深刻反思之后的强烈焦虑。第三，此类文学作品还富含深厚的人类学思想。如《七岔犄角的公鹿》中象征民族的森林动物——公鹿，是鄂温克人有情有义、顽强不屈、昂扬斗志等气质的映照，它不仅与人类一起感受生活的生死伤痛、人世的冷暖沧桑，还是自然生态变化的感知者与受害者，是民族精神和灵魂铸造的勃勃生机的生命象征体、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但也只有鄂温克族人才能深刻而真切地体会这一点，因而，诠释鹿也就是理解鄂温克族，更是理解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如乌热尔图说：“千百年来，处于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的成员以不可遏制的述说的冲动，维系着部族的意志，传递着整个族群的生存经验，在他们中间自我阐释的愿望和自我阐释权利的运用已成为合理的存在。”[6]乌热尔图强调对动物的感知、认识和理解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的理解与阐释，更在于把对民族的理解放在整个的自然生态中，并从这个视角进一步拓展，呼吁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应享有不容侵犯的自主权、平等发展权和阐释自我的话语权，把文学关注视阈推广到整个人类学领域。 动物型民族文学的文化复调性实际是从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来反思人类世界，折射出了多民族文化共荣、共生、同发展的局面，在同一艺术文本中呈现多个民族的声音，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实现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趋势，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这铸就了小说艺术的多层文化内涵，解构了作家盲目的民族崇拜主义，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趋势塑造成一个开放的、融合式的动态系统，并在立足于民族间对话的同时，强调对人之本、我的民族身份的追寻与探讨，凸显了人类灵魂本真存在的多维性与多层性。 四、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所引发的当代反思 比较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动物叙述型民族文学作品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强调了作家与生活原生性的本真联系，维系着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缘关系，着眼于现代文化的合理重构，这都对当下的文化生活极具有启示意义。 1.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美国学者查尔斯·伽罗安和伊冯·高德留认为，“视觉文化通过电视、电影、因特网、广告和其他形式的公司生产业已全面主导我们的社会”[7]204。以高科技为手段的视觉文化是生活本真的再生品，也是商业利润的追逐者，这种视觉文化产品的泛滥压抑了人类的生存空间，阻隔了人对生命本真形态的了解，导致了作家对生活的了解不是原生的生命气息，而是商业生产的视觉幻象。文学亦是视觉文化的一种，但以资讯高速度运转的视觉文化体系异化了作家与生活的联系，文学基石不再是原生的生活形态，而是拟真实的视觉文化复制品，使得文学不得不放弃自主权而与媚俗合流。而骏马、藏獒、狼、公鹿等的生活有其特定的地域性和历史文化内涵，视觉文化难以进行机械的复制，关注这些动物使作家与生活本真形态的联系得以巩固，文学创作富于生命质感而回复到自主自律的发展轨道上来，这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2.文学创作的立足点是民族传统文化。张承志说过：“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母亲。”[8]84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一方面是对民间文学叙事技巧的借鉴，是对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回归；另一方面以动物为纽带，将特定的地域、民族紧密融合为一体。张承志笔下的骏马既是草原风貌的体现，更是人文精神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积淀，在文学中演变成地域文明与民族文化双向结合的艺术性形象表征。藏族诗人伊丹才让也在《我呼唤真诚的诗魂——关于诗的断想》一文中认为：“古老民族文化的神圣沉淀，才孕发了诸代诗歌有声有色的特性。”这也印证了动物叙事型创作模式的合理性：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能获得文学创作的生命源泉。 3.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强调文化的多民族共建性，即当代文化的重建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兼收并蓄他民族文化精粹，以一种世界性视野来对待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栗原小荻深刻指出：“事实上，作为东方文明的历代传播者们的后裔——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家，不仅没有游离于‘现代文明’建设的圈外，反而深沉地置身于‘现代文明’的内核之中，任何时期都在力主捍卫文明的神圣性和庄严感。”[9]乌热尔图就通过“公鹿”向世人传达鄂温克的民族文化积淀、民族精神内涵、生存特质和历史轨迹，也就以艺术的形式强调了各民族在世界文化中的合理地位，当代文化重建不是要尊崇单一的大民族文化体制，或是固守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而是呼吁各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在一个开放的、平等的对话平台上实现民族间文化精粹的互给互补、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大融合。 综上所述，动物叙事型民族文学扎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量借鉴了民间文学的经典叙事形式，着眼于当代文化的合理重构，关注人类协调的生存环境，突出地表现出了与流俗的强烈的不妥协精神。另外，此类作品力求重塑文学的自主性，重新结构人、自然界、民族传统、现代语境之间的关系，是对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反思，对当代文化的走向也起着导引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法〕热拉尔·热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扎西达娃，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答[J].南方文坛，1999(1). [4]乌热尔图.我属于森林[J].文学自由谈，1986(5). [5]吴菲.姜戎用半条命著《狼图腾》[N].北京青年报，2004-05-25. [6]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J].读书，1997(2). [7][美]查尔斯·伽罗安，伊冯·高德留.视觉文化的奇观//吴琼.视觉文化的奇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张承志，等.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9]栗原小荻.文明的承传于文学的建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家系列概评之一[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