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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融资环境的改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在他参加的历次政协会上都有很多建设性的提案，也因此成为记者们追逐的焦点。今年，在他众多受关注的提案中，关于文化产业的提案尤其引人瞩目。 “文化产业融资环境的改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一位畅销书作家的书稿,他可能要一两百万稿酬，出版社如果给，万一赔了可受不了，但错过了又有可能失去一次机会。这说明我们的文化融资渠道不健全。因为如果我拿一部书稿说可以卖５００万，要求银行融资，没人可以帮我评估，实际上银行也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准备金，” 艾克拜尔·米吉提表示，现在一些国际出版业大鳄已经进入中国市场，通过一些文化公司高价购进书稿，目前国内单打独斗的出版社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不得不与个体资本合作。如果银行能有相关的融资优惠政策，可以使出版社规避风险，具有资本保障。因此，文化产业的评估体系不健全、融资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亟待改善。 说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艾克拜尔·米吉提认为成功的案例并不少，比如云南打造的“七彩云南”文化名片等，但他认为总体来说,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化还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实际上，整个少数民族文学也是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的。比如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已经将口传文学纳入保护范围，如《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等。” 对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变化，艾克拜尔·米吉提感受非常深：“记得当初有一个佤族作者，是佤族的第一代大学，被云南省作协推荐来参加１９８２年的笔会，最后三天要交稿了，结果她哭得像个小孩，说是不知道怎么写。后来一点点启发她，结果她两个小时就把稿子交上来了，一看就不是小说。我们再告诉她小说是细节的艺术，要塑造性格、形象、人物语言等等，一点一点地教。后来，这个作家还获得了骏马奖。” 回记起当年的情景，艾克拜尔·米吉提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以讲。 谈到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伟大成就，艾克拜尔·米吉提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新中国建立时，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是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虽然这些民族有民歌和口传文学，但要出现本民族的作家则需要教育的普及。教育的周期是３０年，也就是今天培养的人，３０年后才能成材。因此，从建国初期开始，这些民族开始获得教育的机会，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是教育开始出现成果的时间，加上改革开放时期政策方面的支持鼓励、各种文学刊物的创办，开始涌现出各少数民族的作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左右涌现的，这也正说明了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希望国家大力支持新疆城镇影院的建设和改造 全国政协委员、天山电影制片厂维吾尔族导演邬丽娅?司马义诺娃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就致力于拍摄新疆民族题材的电影作品，目前刚拍摄完故事片《木卡姆往事》，影片讲述十二木卡姆传承和抢救的过程。邬丽娅介绍，天山电影制片厂目前正在拍摄的《买买提的２００８》是一部轻松活泼的故事片，讲述一群少年足球队员参加奥运会的故事。 邬丽娅司马义诺娃为新疆电影这两年不错的创作势头高兴，因为不少电影获得了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电影奖项，许多影片的观众口碑非常不错。但她表示，虽然新疆观众对节目的需求量很高，但是目前新疆很多地方缺少电影院。“改革开放初期，乌鲁木齐有３０多家电影院，现在只有５个了；新疆喀什地区以前有８个电影院，现在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了。电影院数量的萎缩非常厉害”，邬丽娅说：“2000年左右，我们生产的电影到电影公司发行，对方５万元就买断了，而且感觉还是照顾我们才买下的。但我们调研发现，实际上老百姓是非常喜欢电影的，尤其是反映自己生活的本土电影。” 1998年，天山电影制片厂开始试着自带放映器材自己发行，来到院校、工厂、乡村等地方，效果非常好。“从１９９８年第一部电影《阿娜的生日》发行了２０多万，到现在一部影片我们已经发行到了６０万，《库尔班大叔到北京》《美丽家园》《吐鲁番情歌》到《风雪狼道》等等影片，都是我们自己发行的。我们发现根本不是没人看电影，而是我们没有场地”，邬丽娅?司马义诺娃表示，去年内地的电影收入达３３个亿，光国产影片就１８个亿，说明电影已经从低谷走出来了。她认为：“优秀的民族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的宣扬，让人们看到自己生活的美好，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拍的电影太浮夸太美化了，他们也会对我们说：‘哪有这样子的生活’。本土题材的电影是跟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观众会关注、会表态、会在与电影的比较中思考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创作人员的确肩负着创作优秀作品的使命，但我们也希望国家能解决电影院等硬件配套问题，才能更好地培养市场、形成文化产业规模，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 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是关键 作为国家一级作家，鄂温克族作家杜梅从第一本书《鄂温克民间故事》开始，先后出版过许多本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获得过很多奖项，包括“骏马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杜梅对鄂温克民族的关注和关怀愈加强烈,对自己作为委员所肩负的使命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她觉得，每次参加会议都有惊喜，“这个惊喜来自于方针政策越来越多地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命运”。 去年的政协会上，杜梅的提案是“关于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语言保护的建议”，她认为“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是一种急需保护的文化，语言消失了，文化含量也消失了。很多孩子已经不愿意说鄂温克语了”。也因此，杜梅非常赞赏内蒙古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因为这个成立仅一年就登上春晚舞台的合唱团，演唱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歌曲。 今年杜梅的关注点在沙地治理和文化教育方面。“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一个好的契机，我想，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开发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创造力和培养自己的少数民族人才是关键”，杜梅说，自己曾经一段时间也跟着潮流写电视剧，现在觉得，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是迫不及待的事，所以她放下了其他的事，专心来做这件事。《我的先人是萨满》（暂定名）是她最近几年的新作，计划今年出版，书中用妈妈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民族真实的故事，这本书寄托了杜梅对鄂温克民族深深的眷恋之情。 应该举全国之力来保护活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纳西族作家杨一奔的另一个身分是丽江市副市长，这位高大漂亮的女市长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她常常身穿纳西族的传统服饰，更是她不遗余力地宣扬纳西文化的热情。 杨一奔从事民族文化工作20多年，参加过纳西东巴经翻译、中国民间文学艺术集成、《丽江古城保护与发展》的调研和撰写、“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等等，积累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在她看来，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放弃，因此她努力用行动来带动周围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挚爱——在各种重要场合身着民族服装，甚至在名片上也加印了纳西文字。 八年前，杨一奔随“潘德明环球足迹考察寻访团”车队历时180多天，寻访了20个国家，环绕地球一圈，记下了47万字的日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完成了著作《在路上——一个纳西女人的环球游记》。 不管在穿戴上、名片上还是书名上都标明纳西族的身分，足以说明杨一奔对纳西文化的重视：“大家喜欢丽江就是因为喜欢丽江独特的民族文化。丽江市古城区拥有三项世界遗产:：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东巴典籍文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化被称为纳西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人类文字的活化石，我们下了很大的力量来保护它，但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加大投入。比如１９８３年在丽江召开的‘东巴达巴座谈会’，当时有８０多位很有学问的大东巴，我们叫东巴王。现在这些老东巴在世的也就十位左右了。像东巴文化这些活态的文化很多是口授心传的，如果再不培养传承人，以后再进行保护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觉得需要举全国之力来保护活态文化。其实不光是文化的保护，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前一段丽江发布了《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丽江宣言》。丽江有数目庞大的珍稀动植物，这些人类共同的生物宝库也需要人们更多的关注。” 原载：《文艺报》2008-3-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