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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与精品 发展民族文艺要关注民族性的特色优势，多出经典化的精品，努力占领与扩大文化市场。 这里说的特色，主要指文学的民族性特色，就是民族文艺之间的差异性，特殊个性，相比较而存在的相对属性。民族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民族文艺的民族性的特色，也是贯穿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始终。人类还以民族形态生活的今天，在民族差别尚未消失的现阶段，各民族的文艺“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这种特色，主要是由民族生活的民族性特色构成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文学中的民族性是什么？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标记。”(《别林斯基选集》第1集，第107页) 这种民族性的特色，是由许多元素构成的。这里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民族生活特色，民俗、心理、语言、精神的文化特色以及地域、环境等自然特色。例如，当代朝鲜族文艺在内的文化特色，可以包括来自传统文化资源的阿里郎文化，来自乡土生活资源的金达莱文化，来自边疆地区多民族团结奋斗的长白山文化。这是三大系统，每个系统又包括一系列的子系统。这就是说，民族性特色的概念，是一个复合体的、立体性的，包括很多学科的理论。 发展民族文化，要关注民族性这一特色。我认为各民族文艺的民族性的特色是各民族文艺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与资本，各民族文艺的魅力与香气的所在，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独到之处，在当今国际化的世界文化中能够进行平等对话、互相竞争求发展的亮点与优势。列宁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可见，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性特色是长期存在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东西。”(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民族特性，发展自己的特色文艺，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民族观的。但是有的人说什么“全球化潮水般席卷来的今天”、“民族性的旗帜还能飘多久”。这是目前存在的对民族文艺的存在与发展，产生的一种怀疑与悲观的论点。 民族文艺要发展，要多生产展现民族性特色的文艺精品。一个民族的成功的文艺精品，是它的特色的升华、回声和反射的标志性的经典作品。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关于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因此，创作这些民族特色的作家、艺术家作品，可以代表本民族的标志，能够说“每一个民族的主要光荣，从它的作家中升起”(约翰逊：《词典﹒序言》，《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217页)。这是因为，只有这种精品，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心理，能够扩大与占领国内外的文化市场。例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依靠这种文艺品牌，赢得了“歌舞之乡”的文化美誉。交响曲《长白之歌》，歌剧《阿里郎》，舞蹈诗《长白情》，音乐舞蹈诗《千年阿里郎》以及长诗《长白山，你说吧》、小说《亲戚之间》、诗歌《金达莱》等朝鲜族的特色精品都得到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化大奖。 传统与开放 发展民族文艺，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包括继承与创新本民族文艺传统的“内向”运动和学习与借鉴外民族文艺，把它融化于本民族文艺特色之中的开放性的“外向”运动。 一个民族的文艺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发掘、继承、研究、弘扬自己的民族传统资源的宝库。但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复杂的，这里有精华与糟粕，优秀的与落后的，有欣赏价值的与不利于新一代的等因素。因此，文艺评论、理论工作者，以恩格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以及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正确的区分能够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优秀的非物质文化)与落后的、不利于文化建设的部分。 “外向”运动，必须打破自闭性，增强包容性。特色不是自闭性，而是包容性、开放性的。如特色成为自闭性，就成为阻碍民族文艺发展的“墙壁”和“栅栏”。 要增强包容性，就要包容国内外先进理论、先进经验、先进方法。要依照马克思的“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4页)的说法，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对民族文艺的发展有利有益的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有选择、有批判地加以吸取与利用；同时也要抵制对我们有害无益的不健康的文化成分。当前，少数民族文艺要发展，必须加强主流文艺的汉族与其他民族文艺之间的学习与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最近获得国家级文化大奖的朝鲜族的音乐舞蹈诗《千年阿里郎》是继承民族传统，学习外民族文化的经典之作。她继承民族的传统民谣《阿里郎》、民俗舞《飘傩》《乐舞》《扇舞》《鼓舞》《折刀舞》等系列歌舞和背架、瓢、葫芦、扇、鼓等民俗道具的基础上，学习与借鉴外民族的芭蕾舞与现代舞的艺术语言与意象化、象征化、对象化的艺术手法，实现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吸收外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中华文明，铸造民族精神的时代要求。 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继承优秀传统是坚持民族文艺特色的连续性的基础；开放是能够克服传统的保守性与局限性，吸收新鲜的、优秀的文化血液，丰富与发展民族文艺的必要条件；要发展，应当这两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民族文艺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 民族化与世界化 在当前国际化的语境下，要发展民族文艺，必须正确的理解与处理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又涉及到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艺术辩证法。 民族化的“化”是动态结构，使作品体现民族性特色的动态过程。民族性是民族化的结果。民族文艺具有民族性的特色是作家艺术家通过民族化的创作过程而得到的。民族化是民族作家艺术家文艺创作中的必经之路。可是，有的说什么文艺民族化是落后民族的“一个防御性口号”，“对外部世界文化的怀疑、警惕的防御性的心理机制”，“吸引游客观光和研究历史的有限价值”的东西，这是对民族化的创造机制与审美价值的一种错误的说法。 应当指出，一个民族的文艺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的历史发展有不同阶段的时代特点。因此，文艺的民族性特点，不是一成不变，固步自封，总是与时俱进，丰富发展的。这就是说，文艺的民族性并不是超越一切历史时代的抽象不变的特色，它带有一定历史时代补充与发展的新的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因此，它具有一定时代的特色。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文艺的民族化是时代性、现代性、民族性结合在一起的，绝不是什么落后民族的防御性口号与心理机制。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中看到的少数民族文艺节目的《家乡美》、《超越梦想》都是以民族形式唱的是新时代的家乡美，跳的是新时代的主旋律，这是发展的、时代特色的民族性内容与形式。因此能够满足新时代观众的期待的审美心理，也能够实现新时代民族文艺的审美价值。 通过民族化工程，各民族的文艺可以发展成为国内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水平，而且创造条件逐步走向世界文化市场，为丰富与发展世界文化做出贡献。这就涉及到文艺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宣言》指出，“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成了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这就是说，民族文学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种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应该是首要的，但不是惟一的条件；除了民族的之外，还得同时是世界的、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民族性必须是人类思想之无形的精神世界底形式、骨干、肉体、面貌和个性。”(《别林斯基论文学》第93页)这就是说，民族文艺“民族的之外，还得同时是世界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面貌、形式和个性。文艺的民族性对世界性而言，是鲜明的个性、特殊性；而文艺的世界性对民族性来说，是共性、普遍性。没有离开民族性而存在的所谓抽象的世界性与世界文艺。因此，周恩来指出“民族化和国际化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周恩来论文学》，第181页)。有的把民族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民族化，对世界化不利，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现在，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各民族之间距离越来越近，各民族文化之间差异越来越缩小，共同性越来越增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民族文艺在面对世界化的潮流中提高民族化的水平，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应当具有自己特色的新的文艺创作来贡献于世界文化宝库。只有这样的文艺才能受到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516页) “三融合”与创新发展 上面已提出创作上的特色精品生产问题，批评与理论上的高扬民族文艺，走向世界文艺问题，现在要谈这些创作、批评同翻译做到“三融合”，实现民族文艺创新大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文艺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报刊上肯定与赞扬的多起来。但要肯定的时候，既要看到进步的一面，还要看到不足点与落后的一面，这样才能做到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实现民族文艺要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任务。就拿朝鲜族文艺来说，文艺事业有大发展，但其速度还是缓慢的；文艺作品数量多起来，但其经典化的精品还是少的；文艺批评跟着创作走，但其先导作用还是落后于时代；翻译文学开始引起重视，但远远跟不上创作发展的要求；民族文学的发展，还落后于民族艺术的发展。延边作家协会要改变这种局面，曾实行“雄鹰战略”(创作为头，评论与翻译为两翼的“三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文学的和谐发展。认为创作是评论与翻译的基础，评论是指导创作与翻译，翻译是对外交流的桥梁。没有翻译，少数民族文学不能进到其他民族文化市场，没有翻译很难读到其他民族的作品。因此，必须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学互译工作，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文学大发展。 要实现三种民族文学的“三融合”，而且推动“三融合”文学的和谐发展，靠的是能够高扬民族文学发展旗帜的现代性、知识性、创新性兼备的人才队伍。 为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在这里提出几种想法。一是要精心做好鲁迅文学奖、矛盾文学奖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工作，发挥其培养民族作家的影响力。现在的推介工作要调整。民族母语作品要像国家图书奖那样直接参与推介工作。如译成汉文才能参评，就长篇作品来说，时间、财力、人力上跟不上，实际上很难办到。因此，鲁迅、矛盾奖等国家级评奖就是参加不了。结果民族文学作家团队中的领军人物不能得奖。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像过去文学史一样仍然写不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二是有条件的民族院校，要学习鲁迅文学院，定期举办民族文学的创作班，批评班与翻译班，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三是要办好“三融合”的实践基地的文学报刊与文学图书。要更多的译介作品在这里得到发表与交流。这就需要政府的更多的财政投入与支持。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