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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当一个作家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政治这颗地雷，不是把你炸得血肉横飞，至少也炸得你心惊胆战。所谓“言论自由”、“写作自由”还是许多作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刑法第301条像悬在作家头上的一柄利剑，随时都可能使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们遭到起诉，身陷囹圄。今年1月19日，土耳其著名的亚美尼亚族记者赫兰特·丁克在伊斯坦布尔他工作的报社门口被激进民族主义者杀害。丁克生前多次倡议政府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屠杀罪行，为此遭到土耳其右翼分子的仇视，甚至一度被判罪入狱。 1985年3月，英国剧作家、20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和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受国际笔会及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的委托，一起访问伊斯坦布尔，调查了解“当时土耳其对言论自由所设置的残忍的限制以及身陷囹圄，形容憔悴的许多作家们”的状况。负责接待他们的就是帕慕克。两位戏剧大师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坐在法庭里，宪兵们分列两旁，这些人脑袋剃得光光的，随着审判的进行，他们眉头紧锁……他们当中有许多是作家。” 因此，帕慕克大声疾呼:“无论是什么国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普遍的人权。现代人渴望这些自由，就像是渴望面包和水一样，这些自由永远也不应该通过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道德敏感性，或者——最糟糕的是——利用商业利益或军事利益，加以限制。”(帕慕克:《写作的自由》) 帕慕克本来是不关心政治的，但他和土耳其的许多作家一样，不期然地就陷入了政治的漩涡。前不久他被迫取消了德国之行。取消的原因是帕慕克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威胁。无独有偶，土耳其著名女作家，帕慕克和丁克的好友埃丽芙·莎法克(Elif Shafak)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伊斯坦布尔杂种》(The Bastard of Istanbul)(本书将另文介绍)出版后，在土耳其成了超级畅销书，已发行了.12万册。她本来计划在美国的六个城市包括芝加哥和洛杉矶进行巡回售书活动，但在丁克遇害之后，她被迫取消了这一计划。 她现在出门必带保镖，在土耳其她也受到警方的保护。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斯坦布尔省长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自打丁克被害以后，包括帕慕克在内，已有18个作家都配备了保镖。 莎法克前不久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不愿意谈论她的安全问题，担心已经危险的情况会更加恶化。她谈到在美国和在土耳其当作家意味着什么，在土耳其，文学和政治几乎是难以分开的，而她的小说把她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她对记者说:“土耳其远不像美国，作家往往并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我们并不讨论写作，我们讨论作家本人。最后，每一个作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你准备做一个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吗？” 莎法克由于在小说里通过作品里的人物提到数百万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族人“屠杀”，她去年秋天曾受到审判，罪名是“侮辱了土耳其的国格”。起诉她的是土耳其律师凯末尔·克林辛兹，这家伙是个民族主义分子，他所在的右翼组织曾起诉过包括帕慕克在内的十几个作家。 《伊斯坦布尔杂种》是用英语写的，这是她用英语写的第二部作品，前四部都是用土耳其文写的。这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有人指责她是“文化的背叛”。她说:“他们认为我抛弃了我的母语，因而也抛弃了他们。但是那是个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是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他们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她说:用英语写作迫使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学声音。英语天生是精确的，使作家能够用准确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土耳其语是一种感情化的、多愁善感的语言，更适合于描写忧伤和过去。她说:“正像我在国家之间旅行一样，我也在语言之间旅行。而我认为，在各种文化之间旅行是很重要的。” 《伊斯坦布尔杂种》讲述的是分别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和伊斯坦布尔两座城市里的两个家庭的故事，这两个家庭又是两种身份，一个是土耳其族，一个是亚美尼亚族。这部作品尽管好评不断，但在美国仅售出了三千册，和在土耳其狂销的盛况形成巨大反差。 莎法克1971年出生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少女时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度过，后在土耳其定居。她目前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近东研究系的教授，自从去年秋天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她发现很难回到写作的状态中来了。她说:“小说是很自私的东西，而小说家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和你所塑造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你要抚养孩子，就再也不能那么自私了。”她的下一部小说刚刚开了个头，但会是不同的套路。她说:“这部作品将不牵涉政治。我想，从某个角度讲，是龟缩到蚕茧里去。这正是我目前心境的真实写照。” 原载：《文学报》2007-06-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