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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阅2007年各家期刊杂志发表的外国文学翻译品时，有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我的注意：西班牙女作家玛约拉尔的短篇小说《亲爱的朋友》和尊敬的女士》以及美国女作家欧茨的短篇小说《表姐妹》。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它们的体裁——书信体，然后，当然还有它们的内容。因为对于当代读者来说，书信体小说实在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文学体裁了，追根溯源甚至可远溯到古罗马维德的“诗体书简”，不过在西方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的也许还得推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作家理查逊的长篇小《帕美拉》、法国作家卢梭的《新爱洛绮丝》以及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上世纪50－6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篇翻译过来的书信体短篇小说，一篇是出自前苏联家之手的《几封没有寄出的信》，另一篇是译自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五封信》，前者是讲一个被男演员无情欺骗、抛弃的女子，后者叙了一位新婚妻子对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丈夫的思念之情。这两篇作品当时在国内读者中间也流传甚广，女大学生读者为它们洒下了不少同情之泪。故印象中，书信体小说多以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书信的“书写者”也多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所以书信体小说往往写得情感细腻，情节缠绵悱恻，很能打动读者。然而这次我读到的这两位女作家笔下的作品却一反书信体小说的传统，并不以男女间的一往情深为主题。 西班牙女作家玛约拉尔小说实际上是由五篇相对独立的“书信”组成的短篇小说，发表时原标题为“西班牙女作家玛·玛约拉尔小说五篇”。其中《亲爱的朋友》假托一位女读者的来信，讲述了她如何被迫离心爱的恋人而另嫁了一名警官的故事。在这位女读者的笔下，那个警官非常有心计，设下圈套，所以最后她才不得嫁给了他。而与之呼的是五篇小说中的最后一篇《尊敬的女士》，它的“写信人”就是《亲爱的朋友》中女主人公不得不嫁给他的那个“警官”。这位警官丈夫从男性的角度提供了同一个故事、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那个令写信的女读者魂牵梦依的初恋恋人原来是个不肯负责任的纨绔子弟，而他自己才是个既有责任心、又有爱心的许多姑娘心目中“白马王子”。于是善恶颠倒，悲喜转换，一个在女性视野中呈现出来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在男性叙事中被彻底颠覆并消解了。孰是孰非，那就由读者自己去评判了。 如果说玛约拉尔的书信体小说多少还是与男女爱情沾上点关系的，那么被誉为当代心理现实主义力作的美国著名女作家欧茨的《表姐妹》则给书信体小说赋予了与男女爱情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沉重的政治题材：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的“大屠杀”。小说故事的起因是芝加哥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芙瑞达·摩根斯顿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死里逃生：少女时代》，这本书被一名自称“丽贝卡·施瓦特”的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妇女偶然读到。摩根斯顿教授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的亲身经历叙述中，丽贝卡推断对方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失散于二战期间的表姐，于是不断写信给对方追忆往事，并且执著地要求认亲，故事也就在“认亲”是否能最后成功这样的悬念中展开。然而，关于“认亲”的故事实际上当然只是小说的表面呈现，它的深层目标则是要反映发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屠杀”对个人、乃至两个家庭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这创伤经历在犹太民族个体的心理上所投下的巨大阴影。 读罢这两位女作家的书信体小说，我感触颇深：原来尽管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体裁，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所用啊。由此，我们中国的作家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就作品题材而言，我们的读者在阅读法国作家索莱尔斯的小说《恋之星》时也许会感到些许亲切感，因为尽管作品的人物、事件、地点等都是陌生的，但透过这些表面的故事情节，我们能从中隐隐窥见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事的影子。研究者甚至说，“小说的创作明显受到中国牛郎织女神州传说的启发，表现了他本人厌弃世俗，企图逃避人生的一种观念”。不过实际上小说着力表现的还是当代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思、逃离、乃至反叛：一对恋人远离尘世，来到一个孤岛开始他们纯净的新生活。他们仰望星空，面对“天堂”，感觉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冥冥空间，而是可以通过人类居住的星球等各种方式通达的地方。在孤岛上，他们通过五大感官，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另一种别类人生。他们可以重新设定认识世界的方式，彻底批评社会现实，尽情开拓诗意的境界。“酣睡醒来，乐声更为激昂，颜色更为浓郁，香气更为宜人。触感在延伸，交织着香气和味觉。宇宙万物在颤动中贴得更近。骨骼拥有了血脉无从感知的力量”。这就是索莱尔斯远离尘世后的新鲜感悟。研究者指出：“该小说文体夹叙夹议，现实和遐想交织，音乐、色彩、气味、味道和感觉通过优美的文字和简洁的语言表现得惟妙惟肖。” 然而，同是逃离的主题，如果说法国作家笔下的故事更多幻想色彩的话，那么在加拿大作家艾丽斯·门罗的笔下的小说《逃离》中则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成分：一位年轻的主妇总感到丈夫对自己不好，在邻居的怂恿下准备弃夫出走。然而，在已经搭乘上离家出走的汽车以后，她从半路上还是跳下了车，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表现平淡无奇的情节，底下却深藏着当代社会一个相当深刻的主题：人们往往总是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不满，而渴望外面的精彩世界，幻想到了那里以后可摆脱自己目前平庸的、甚至痛苦的日常生活，然而事实往往事与愿违。在这篇小说里，门罗正是以极其平常的笔触，通过极其平常、然而又是非常真实的细节刻画，再现了这些人物及其生活场境。 说到对现代社会生活，也许更确切地说，是对后现代社会生活的展示，英国作家阿莉·史密斯写的《快了》更发人深省和回味。小说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多少有点荒诞的情节：一个下班急着搭乘火车回家的女子在途中遇见了死神——一位面带“忧郁而文雅的微笑”、“利落而腼腆”地与她一起同行的男子。死神的降临意味着火车在中途出了死亡事故，可是这位女子在上车前刚与家里等着她回家的男子没讲上几句话，手机的电就没有了，只好在途中利用站台上的电话再与对方通了个电话，告诉对方她已经乘上了火车，很快就能到家了。不料不多一会儿火车就出了事故，想通知家里焦急地等待她回家的男子吧，她的手机已经没有电了。她想向她的邻座借用手机，一位邻座称她没有手机，而另一位邻座则称她自己的手机剩下的电也不多了，所以也不肯借给她。小说由两个部分组成，各有一个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从其中一个人的叙述中可以想见另一人的活动，两者互为补充，从而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情节：一对恋人或伴侣，其中一个乘车从伦敦回家，意外耽搁，另一个在家等待，内心焦急异常却佯装平静。作者运用了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手法，深入到主人公的意识，并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多层次感官印象来刻画外在的世界，以一次意外事故为背景，展示了一幅幅人生百态的图画。研究者说：这篇小说，尽管“全篇不见一个‘爱’字，却有如一首低沉的恋歌，某些地方令人产生无言的感动”。确实如此，小说展示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极其平凡，然而却能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强烈共鸣。 同样是描写当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但韩国新锐女作家韩江的中篇小说《蒙古斑》显然更关注现代人在心理、精神上的焦虑和迷失，面对性欲和情欲的诱惑而表现出来的迷惘和疯狂。作家通过一个颇具争议的伦理题材，探讨了现代人的自救之路。小说主人公“他”是个已届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有个贤慧的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孩子，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而，在工作了十年之后，他却突然“开始厌倦生活，难以忍受生活中的一切”。在听妻子说小姨子至今还在臀部留着一块蒙古斑，他先是沉溺在关于小姨子的性幻想之中，然后又以制作影像作品为名，在小姨子赤裸的胴体上画下鲜花，企图通过这样的画画和摄影满足他对性欲的幻想。最后，他更是粗暴地让自己和小姨子融为了一体。 这篇获得韩国第二十九届李箱文学奖的小说的写作手法相当西化，小说的结构，对某些细节的处理等，尤其是对人物心理活动展示，都让读者有一种似乎在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感觉。主人公“他”没有名字，是一个陷入心灵危机的现代人的符号。而小姨子在面对“他”冲动的欲望表演之时，却“静静地承受着一切”，让他“感觉她不像人，也不像野兽，像是介于动物和植物以及人类之间的陌生的造物”，从而反衬出“他”因疯狂追求性欲和情欲的满足而变得是人而非人。小说中的蒙古斑是原始和无为的象征，而小姨子则是竖立在现代人面前的一面镜子，她本性淳朴，简于思索，内心安宁，映照出现代人复杂、多思、内心焦灼的现实。 另一位韩国作家李万教的小说《表情管理公司》则是一篇辛辣讽刺的现代寓言：主人公西五官端正、长相出众，本来是个人见人爱的美男子，但是他太善良、太纯洁、太老实，更不会说谎，任何人通过他的表情就能看到他的内心，所以从学生时代起，他就被小伙伴们孤立，因为他们不愿意带一个不会掩饰自己表情的人一起玩，除非是为了耍弄他、欺负他。长大后，也因为这个原因，他还失去了女友。于是，他开始反省，并开始自我矫正，并进了一家有一定规模、设备也比较好的专门训练人如何操控自己表情的训练学院。终于他在管理自己的表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连他妹妹也猜不透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了。与此同时，他和周围人之间也形成了非常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现在，即使遇见了他心中暗恋多时的女友，他也只是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而决不会暴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随着他操控自己表情技术的提高，他成了一名表情模特儿，在镜头前，让他做高兴的表情，他就做高兴的表情，让他做严肃的表情，他就做严肃的表情。他的照片开始刊登在各种广告专刊、报刊杂志上，他成了名人。不仅如此，他还创建了颇具独创性的表情管理理论，提出表情与感情不仅可以分离，而且可以通过表情驾驭和抑制感情，甚至心理。他还进一步提出，感情和表情分离得有多么严格、周密，乃至它的成熟及自由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小说最后，西俨然成了一名成功的表情理论家，报纸上、杂志上，都是吹捧他的文字。只是这时，即使是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作家原登的获得2005年度川端康成文学奖的《棒球王》也是一篇带有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不过这篇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其新颖别致的叙述技巧吸引读者。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多重叙述方式：一种方式是叙述者讲述的故事是自己阅读的小说人物讲述的故事，即“我”讲述O小姐的故事是由《O小姐》的叙述者(纳博科夫)讲述的；另一种方式是“我”讲述的是别人讲述给我听的故事，即转述他人的叙述；再一种方式是叙述者直接叙述的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小说叙述的时间也并非按照线性的物理时间进行，而是通过叙述者的记忆与回想把现在与过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时空交替、变幻莫测的感觉。再加上小说一开篇就用了很长的篇幅引用纳博科夫的小说，叙述“我”与纳博科夫作品主人公O小姐邂逅的过程，但紧接着又转向了OTIS电梯的事，再接下来又去引用欧·亨利的小说了，把这篇纯文学作品写得如同推理小说，激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而实际上，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只是主人公回忆他一个绰号叫“棒球王”的同学，“我”因为恐惧“棒球王”的暴力，于是设法逃避，但最后“棒球王”却被火车夺去了生命。这篇小说写作技巧很高，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暴力的隐喻，人生的隐喻，以及时代的隐喻。而小说的主题甚至显得有些过于沉重：到底是谁实施了暴力？人类为什么离不开暴力？ 如果说《棒球王》带给读者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的话，那么阿根廷作家萨里那斯的小说《幽灵在等待》带给读者的就是轻快的阅读享受了，只是故事的结局多少还是有点沉重：著名言情女作家阿莱杭德拉来到了度假小镇本托斯角，这是十年前她与已故丈夫奥古斯托定情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里，奥古斯托为了保护她免受劫匪的枪击而倒下，失去了生命。此后她一直没有结婚，却写出了一本又一本充满激情和浪漫的爱情小说。五年前，她被查出患了绝症，最近她身体的情况更趋恶化，她感到自己大限已近，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与她同行的秘书莫妮卡，她想一人来这里静静地缅怀和凭吊已经逝去的值得回忆的岁月。出乎意料的是，她在小镇上邂逅了一位长相酷似奥古斯托的年轻人隆巴蒂，攀谈之下她才知道隆巴蒂正是奥古斯托在认识她之前生的儿子。从隆巴蒂的口中她进一步了解到奥古斯托生前对她挚热的爱。在当晚小镇狂欢节举行的假面舞会上，阿莱杭德拉穿了一套古代贵妇的服装，戴着一顶巨大的白色假发，与隆巴蒂尽情地舞蹈，似乎恢复了她的青春，以至莫妮卡根本不相信她也在舞会上，因为她看到隆巴蒂整个晚上只是与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跳舞。第二天早上，阿莱杭德拉一反常态没有早起，莫妮卡走进她房间，发现再也不会醒来的女作家尚余温热的手边有一张字条：“我知道你会很悲伤、很孤单。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然而我不希望你这样，因为尽管这和我写过的所有小说都截然相反，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最后，莫妮卡，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阿莱杭德拉的死固然令人扼腕，但我们也相信，她离开人世之前是带着幸福的感觉而走的。 散文翻译作品方面，我觉得有三篇作品特别值得一提：英国作家刘易斯的《论平等》以其犀利的辞锋、深邃的思想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而日本作家西村寿行的《光的鳞片》则以其舒缓的笔调、淡淡的哀愁，让读者与他一起沉浸到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中去。 然而散文作品也并不仅仅只是对思想的阐述、对事件的描述，它也同样可以塑造人物形象，美国作家施瓦茨的《翻乐谱的女子》便是这样一篇散文作品。通常在音乐会上，翻乐谱的女子是处在聚光灯外的、不被人注目的人物，掌声、荣耀，那都是属于演奏家的，与翻乐谱的女子是无关的。但施瓦茨却把目光投向了她，并把她描写得同样光彩夺目：“虽然翻乐谱女子可以尽力表现得谦恭，用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方式减弱自身的光芒，她却无法使自己完全不引人注目。她的突然登台与两位音乐家的登台一样令人兴奋，甚至令人惊喜。她肩披波浪般的金发，金发的光芒像火花四射，与舞台的灯光交相辉映。比起两位演奏家，她是那么年轻，颀长的身姿在台上亭亭玉立。——恰如童话中的公主。”作家关于翻乐谱女子的猜想也是饶有趣味：“她当然不是公主，也不是为舞台增色的职业美女，她很可能是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为钢琴家翻乐谱是对她的奖励。她或是被请来演示如何端坐并在最恰当的时刻翻过每一页乐谱，她或是自愿为了任何实际的需要而来：为挣钱付学费，为赢得经验。她可能并不称职，因为她有着太吸引人、与音乐争夺听众的外貌，但根据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原则，美丽外表的主人并不意味着比相貌平平者在专业技术上逊色。不论她有着怎样的台下人生，在她登台的这一刻，她的真实自我即被远远抛开，一如她那瀑布般的金发从高高的额头向中后梳去，像一件披风遮盖了她的后背。”然而作家描写这位美丽的翻乐谱女子当然并不只是为了欣赏她的美丽外表，他显然另有深意在：“任务的极端平凡恰恰赋予翻乐谱女子一种尊严，使她本已丰富的个人色彩更加丰富，因为真理从中得到体现：辉煌的音乐离不开平凡——任何辉煌都离不开平凡，正如钢琴家要将指甲很好地修剪，正如大提琴手要将松香涂于琴弦，虽然这样的平凡的小事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成就了辉煌。” 在2007年翻译发表的诗歌中，两位南美诗人——哥伦比亚的卡兰萨和巴西诗人金塔纳的诗，一如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热情奔放，却又深情绵绵。如卡兰萨的《你的蓝色》： 思念你，是蓝色的，就如中午 沿着一片金色的树林漫步： 花园在我的言语中诞生，我和我的云在你梦中行走。 一阵柔和的风，一段忧伤的距离， 把我们连接，把我们分开; 我举起我的诗歌的双臂， 痛苦和期待，你的蓝色。 思念你，有着蓝色性情的你， 有如一条小提琴似的地平线， 或者素方花的温和的苦酸。 我觉得世界变得透明晶莹， 我望着你，在三位一体的灯下， 在我思念的蓝色的星期天。 相比之下，美国诗人威廉·默温的诗，也许因为受他早年翻译过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的影响，似乎也有那么一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如他的《目击》： 夜带来了老鼠 让它出去到地板上， 墙壁上，窗帘上， 时钟上。你戴着手套站在门口。 谁叫你来观看？ 蝙蝠开花似的簇拥在缝隙中， 你和你的兄弟/举起刀来观看。 没有你月亮肯定能找着/去水井的路。溪流 也会找着祭台。 至于我们，闭着眼睛 进入了你的国度。 本年度戏剧作品的翻译有两篇译作很值得一读，一篇是德国作家海纳·米勒的《哈姆雷特机器》，另一篇是俄罗斯作家鲍·阿库宁的《海鸥》。两篇作品都与经典戏剧作品有关，前者一望而知是挪用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而后者则直接就把契诃夫的同名戏剧作为自己戏剧作品的名字，其剧中人物也都取自契诃夫戏剧。不过两者都不是通常以为的那种对经典剧作的改编或翻版，无论是主题、人物性格、剧情，它们都与原作无关。前者正如译者焦洱在其“译者注”里所指出的，“哈姆雷特机器”的两个组成词“Hamlet”与“Machine”的字头H和M刚好与作者本人的姓名“Heiner Mueller”中的两个字头一样，显然有其深刻寓意。也即是说，本剧中的“哈姆雷特”传递的是重写者米勒的思想。事实上，米勒也确实曾公开声称：“三十年来，我在思想上确实一直对哈姆雷特着迷，所以我想通过写一个短剧——《哈姆雷特机器》——来摧毁他。”本剧译者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他要通过他的改写本摧毁的，是贯穿在那个血腥故事背后‘承受命运打击——痛苦地延宕——勇于承担历史使命’这样一种启蒙人物的发展脉络，是隐藏在《哈姆雷特》背后的那种‘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历史叙事，他要从根本上颠覆哈姆雷特散发着理性主义光辉的人物形象，继而通过自己的哈姆雷特来讨论人类20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在《哈姆雷特机器》里，米勒强化了哈姆雷特在莎翁原剧中的心理特征，并把它放大，从而把一个逐渐丰富起来的艺术形象变成了一种状态，变成了一个符号，让哈姆雷特的精神疾患大爆发，始终停留在痛苦继而癫狂的阶段里，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个病例，成为一个恋母、窥视、癫狂、女性化、易装癖的“病人”。 无独有偶，俄罗斯当代作家阿库宁发表于2000年的《海鸥》竟然与写作于1977年的《哈姆雷特机器》在某种意义上有点不谋而合。取材于契诃夫同名戏剧的剧本《海鸥》同样带有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它借人们对契诃夫原作的熟悉而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契诃夫原剧的终点成了阿库宁笔下的新作《海鸥》的起点，不同的是重写者把原剧主人公的自杀变成了他杀，并对此人物的死亡作了种种想象，设计了八种可能性。这样，契诃夫原剧中的心理现实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消失了，代之以更加简单的人物性格标志和单向性的行动指向，在每个人物的行动中只有各自的屈辱、复仇和算计。 显然，从这两篇戏剧作品的中文译作中，我们读到的不光是两篇剧作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更富启迪意义的是恐怕还有外国作家同行从当代文化语境出发对经典名著所作的重新解读、以及他们赋予经典名著及相关人物形象的崭新内涵：一切都被分解、撕破、打碎，然后再重新拼装。 原载：《文景》2008/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