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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是《金瓶梅》里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画廊中具有崭新品格和内涵的艺术典型。过去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参见北大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近年来则有论者提出他是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参见卢兴基《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平心而论，说西门庆是“三位一体”，多少把握住了这个人物的某些特征，但把他最终归结为一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则未免抹煞了这个人物的崭新历史内涵，也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但把西门庆说成是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同样又夸大了这个人物的商人特质，特别是“新兴”二字尤其不合西门庆的身份，它掩盖了西门庆身上所深烙的封建印记。 确切地说，西门庆是一个集官、商、霸于一体的暴发户典型，是十六世纪后期我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而生的畸形儿。在他身上，既烙有深厚的封建印记，又表现出鲜明的商人特征，这是一个畸形的时代所铸就的畸形的人物，一个于世纪之交所诞生的世纪儿。 一 《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清河县，虽然由于套用《水浒传》的缘故而造成了地理概念上的混乱，但按照小说的描写，故事应是发生在运河边上的临清码头附近。 大家知道，临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我国南北往来和西向运输的交汇咽喉之地，至明代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所收商税每年达八万三千余两，超过京师所在的崇文门钞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临清城内更是店铺林立，其中尤以布店、缎店、典当最为兴盛。据统计，明万历年间临清城内有布店七十三家、锻店三十二家、杂货店六十五家，典当百余家(参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由此可见临清的繁荣和商品流通情况。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土著富商。他的祖业原只有多生药铺，但不久他就先后开设了解当铺、缎子铺、绸绢铺、绒线铺，并在外边江湖走标船，把设店经营与长途贩运结合起来，经商规模越来越大，商业资本越滚越巨。 作为一个商人，西门庆懂得钱动才能生钱的道理，所谓金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闲着”，因此他从来就贪财、聚财而不守财。他总是将得来的横财和赚来的钱财用作新的商业投资和扩大再经营。如他在骗娶了李瓶儿，得了一笔横财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打开门面二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开了个解当铺。不久，他又和亲家乔大户合开了一多缎子铺，起先投入的资金并不多，和乔亲家才各出五百两。但他靠了早掣取三万盐引赚得的钱，从杭州一次就买回了“十大车”、“一万两银子缎绢的货物”，又从南京装回了“二十大车”的货物。缎子铺开张第一天，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没有多久，便卖了“六千两银子”。而这六千两银子，他又马上用来扩大再经营:其中二千两“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四千两“与来保往松江贩本”。就这样本利越滚越大，到西门庆临死前夕，缎子铺已是“五万两银子本钱”，可见其资本增值之邃。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