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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悲剧人们总是把“打破人团圆模式”的《红楼梦》作为我国悲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认为《红楼梦》的出现，才使我国拥有了置于世界名著之林亦无愧色的伟大悲剧作品。然而，早在《红楼梦》产生几个世纪前的14世纪初，我国文坛就出现了一部可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相媲美的悲剧杰作，这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一 罗贯中是元、明间人，是写通俗演义的小说家和词曲家，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有密切关系，是个“有志图王者”。他的“乐府隐语极为清新”虽然作者不能不受封建历史观的影响，但他比较接近下层人民，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容易接受人民的观点。封建时代的人们信奉的是“天子有道奉为君主，天子无道弃为独夫”，同样作者“拥刘反曹”，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失败的刘蜀集团一边，关键不在于刘备身为“正统”的汉室宗亲，而是由于刘蜀集团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要求，即人们所向个1_的“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人格作者一再写道:“人卜者非一人之人卜乃人卜人之人卜惟有德者居之”这其实就是作者观点的表露《三国演义》反映的蜀汉集团的悲剧实际上就是人们心目中所向往的仁君、贤臣、义友这一道德理想遭到毁灭的悲剧。 罗贯中是封建时代与人民有一定联系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创作这部历史小说，借三国时代的历史题材来反映人民的某此思想、愿望，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斗争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我国自宋代以来，长期各受异族统治者的侵略、蹂躏和残酷统治，人民蒙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各种无以复加的痛苦，作为既通晓历史又关心现实斗争的通俗演义小说家，对这一切不能没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在作品中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斗争的思想感情。正如明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李贽在评论《水浒传》的创作时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人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的民族斗争和时代精神对罗贯中的创作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他在《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对刘蜀集团大加赞颂肯定，其“复兴汉室”天下“北定中原”的行为，正是曲折地反映了恢复汉族政权，反对元蒙暴虐统治的政治态度。 《三国演义》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的政治、道德和历史观，表达了人民在水深火热中产生的拥护仁君、憎恨奸臣、向往仁政、反对暴政、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理想和愿望。这也正是《三国演义》主题的核心和积极意义之所在。 假如罗贯中选择曹魏而不是刘蜀来着力表现的话，故事也许会同样的精彩，但结局肯定不会如现实中的那样惊心动魄，那样富有悲剧性，那样令人深思和叹惜!如前所述，作者生活的时代及他的经历、个性，决定了他只能选择蜀汉集团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尽管在三国中，蜀国的国力最弱、历时最短、疆域也最小，在刘备集团的身上寄托了作者无限的理想和希望。本来魏、蜀、吴三人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从历史观点来看，并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如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火”。其实两者都是中国境内处于分裂时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本无所谓正与伪的问题，其后宋、辽、金间亦复如此。但由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并非纯客观地“演义”三国历史，而是以它为题材注入自己的政治、道德、美学的观点，在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体系中，刘备、诸葛亮、关羽等理想的“史诗英雄”，他们“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分别体现了仁君、贤臣、义友的人格理想.，并组成了一个理想的人格系统。他们体现了作者一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凝聚了作者全部热情。在罗贯中的总体构思中，作为理想人格系统的对立面，毫无疑问是以曹操为代表，他对上不忠、对下不仁、对友不义，是恶德的化身，如果说他幼年时诈病欺父的插曲就已透露出“奸雄”本色的话，那么杀吕伯奢则为之添上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笔，他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屠徐州为父报仇，斩苟、诛杨修、害弥衡，处处表现了狡诈凶狠的品质。刘备集团和曹魏集团的对立斗争，象征着理想与现实、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尖锐冲突，刘备集团虽主观上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客观上又有“占人和、得民心”的有利条件，并且为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统一全国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最终却仍逃避不了失败的命运。而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却成了胜利者，这就展现了一幅严酷的历史图画，仁君贤相败于奸臣权相，邪恶淹没了道德，权诈欺骗了正义，暴政代替了仁政，光明的政治与满腔的热情在黑暗现实面前被彻底粉碎了。这就是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悲剧。《三国演义》写出了一个悲剧时代，表现了由布衣出身的刘备集团的理想和事业归于失败的悲剧。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寄予最大热情者，恰恰是注定要毁灭的:作者所大力颂扬的，也恰恰是注定要招致可怕灾难的。虽然作者能够把中华民族许多的优秀传统美德及无限的智慧集中在自己所着力赞扬的形象系统身上，但他毕竟是历史小说家，他不能歪曲历史，对残酷的历史现实，他只能去委婉地加以表现，并寄托了自己的深深悲痛和无限的惋惜之情。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这也就是《三国演义》悲剧实质之所在，也是它那追魂摄魄的艺术魅力的根源之所在。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