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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纵观中国小说史，小说出现也晚，其先不是“独处则诵”供阅读的小说，而倒是说话人“有众则讲”的说话。受说话形式的制约，说话人站在书场的书案之前，无法隐去，且也无须隐去。他们没有退路，反而时时直接介入。说话人并不回避，公然亮相，并申明;这是在讲故事。显露着的诚实，缩短了授者与受者本来就有的(只能缩短而不能消灭的)距离。这导因于说话是祖始于讲故事(民间称为讲“瞎话”)。几数人围坐听讲，听众并不全然被动地听，而是参与创造，与说话人对话交流;听者质疑问难，说者解惑析疑。这种讲中有众，沉淀到说话的《词话》之中，试举例以为证: 潘金莲初进西门庆家，把吴月娘、李娇儿等人“一抹儿都看在心里”，如果说外貌美丑或体态行状，对长于察人者能看在“心”里;那么有些情事是难于为初来之人目察心识的。吴月娘“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因故小字叫月娘”;李娇儿“在人前多咳嗽一声，上床懒追陪解数”;“风月多不及金莲也”。生日以及命名的缘由，床上的解数与金莲比并风月等等，都不可能是金莲所能看出的。其实，这是说话人心里装着听众，为听众排除疑障。顺便点出，月娘生辰及命名，说话人乘间又比并风月甲乙。用今天小说观念审视，似不合乎事理;然而，听众对于人物眼中揉进说话人评语，却予以认同。此等情形，若不细加审辨，还真难于发现于人物看之中尚且有着说话人在旁边的指点，这是较为隐晦的。 《词话》常常毫无顾忌地直面听众，与听众交流。前所谓这种交流，导源干讲故事。其实，“讲故事”更植根于实生活。实生活中讲述闻见，必是摹拟其人、评断其事。听众遇有不明之处，自然洁问质询.讲者边讲边答。这便形成了说话人时而超然物外，时而化身入内;轮替地拟不同人物或还原为说话人。这种介入成就了说话人“自由人”的特殊身份。说话人的介入常取多种形式，如继“看官听说”之后，对人对事进行褒贬:道德的甚或政治的劝惩和讽喻。大焉者，抨击时弊:“徽宗失政，奸臣当道”;“卖官膏爵，贿赂公行”。小焉者.直接指斥书中人物是非曲直。艺人称大焉者为“敷陈大义”;称小焉者为“开口叫破”。说话人对“看官”议短流长，《词话》中十分之多，大都被崇祯本所删除，证明着俗文化与文人文化的异向分化。文人主张:“不加断语，是非自见”。“看官听说”的说话形式，制约着说话人不能不直接介入。这是由于说听与阅看质的不同所规定。于读者，书中是非曲直，可以掩卷深察、思而得之。书场听书，留给听众思索的时间颇少，是非曲直皆须当堂公断。《词话》84回“仁明虽为师兄徒弟，实为师父大小老婆。更有一件不可说，脱了裤子每人小幅(腹)里夹着一条手巾。看官听说:但凡人家好儿好女，切记休要……。有诗为证:……可惜人家娇养子，送与师父做老婆〕。”《词话》中津津乐道的〔〕号句，被崇祯本悉行删除，表明俗人与文人对模式的选择。契合的自然认同，不合的于以拒斥，两种不同审美习惯是积久形成的，并在崇祯本的删定中呈现出对立的冲突与不能相容的态势。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