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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无法贮存的，但记忆的水纹能把蒙尘的岁月展开…… 本来，应杨际岚先生和刘小新兄的催促，笔者构思了一个命名为“建构或整合——刘登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启示”的标题，拟从诸多视角切入来谈谈刘登翰先生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生与文学、生命与学术的别样理解，尤其是作为一代学者为我们对当下的语境和姿态所留下的深刻启示和意义，来进行一番描述和阐释。之后沉思良久，觉得不太妥当，这种特别的话题应该让那些更有资格和权威的学者们来言说，而我毕竟是一个“边缘人”，边缘的声音终究是没有任何力量或说服力的，况且笔者的写法在正统文人看来往往有失之疏野的症状，不太讨人喜欢，何必自个儿献丑呢。但无论如何总得说几句话，况且有这样美好的机会让笔者发言。只是正儿八经的话本人不太会说，想发表横空出世的高见或理论式的大块文章则唯恐学识浅薄，笔力不逮。怎么办呢？还是唠叨絮语碎片式的心里话吧。蓦然，想起时下国人嘴边常说的一个字——缘。 是的，怎一个“缘”字了得。想想笔者与刘登翰先生的缘分，应有三重：诗、书法、华文文学研究。 认真说来，这是前辈与后学之缘，也是一种师生缘。未知刘登翰先生以为然否？ 一 往事不堪回首，但回首又何妨。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难忘的大学时光，因为爱诗写诗的缘故，笔者有幸结识了当时部分在当代诗坛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诗评家和学者，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写作者，自然是莫大的荣幸。就在那时笔者认识了时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的著名诗人刘登翰先生，而我主持的当时在全国高校中颇具声势的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特别聘请他为首席顾问。之后我们常有往来，还时常携带着每期刚出版的诗报《南风》或诗歌习作，与其他诗友结伴登门拜访。他曾以文学讲座和具体指导等方式为诗社的顺利开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至今依然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我的心目中和印象里，刘登翰先生既是一位沉静而明智、文艺修养颇为深厚的长者，又是一位谦谦而恂恂的儒雅之士。他待人谦和诚恳，无论你的地位是高是低；他说话犹带鲜明的闽南乡音，判断问题力求公正客观，从不锋芒毕露，呈现出一种信达雅的气度。他首先应该是一位诗人、作家，然后才是一位学者、批评家。临出国留学前，笔者为配合参与主编的《名城诗报》所策划的“福建诗人散文诗人推介”专栏，曾撰写过一篇《我观福建诗坛》的诗歌评论，有一段描述这样写着： 令人惋惜的是，曾在学生时代就以诗歌而显露自己横溢才华的诗人孙绍振、刘登翰两位学者，由于近几年来皆致力文艺美学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创作，无暇于诗的创作，可他们依然认定诗是人生的一部分，是青春的艺术。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勇于跟自己挑战，他们一旦认定要做的都干得很出色，甚至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孙先生的诗歌评论、文艺美学，刘先生的台港诗歌研究和评介等，视野宏阔深邃、领异标新，各领风骚，无疑地给贫乏而脆弱的诗歌理论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且颇具权威性。他们挥写并留下许多华彩的篇章，他们所作出的努力和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推动了当代新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备受海内外瞩目！① 旧事重提，旧话重述，此中真意，不言而喻。众所周知，20世纪的中国，使许多富有才华和良知的、跟孙、刘二先生同一代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其曲折而坎坷的命运遭际：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战乱与艰难，青年时代的热血、激情和理想主义，中年时代灵魂的救赎与自救的煎熬，直至进入晚年之后，生命才呈现出一片秋高气爽的缤纷胜景。而今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和经营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一些前辈在生命追寻的历程里，保存着许多具有超前意识的、且又做到了忠实于心灵感受、忠实于文学本质的具有恒久价值和意义的篇章。沿着刘先生个人的心灵地图所指示的方向，我们或许多少能挖掘出其中潜在的精神价值和意义。 在纵横交错的际遇上，人生充满着波折。我庆幸迷上了诗，并获得许多前辈诗人和文朋诗友的帮助和鼓舞。因为诗能使心情得到最理想的释放，或者给人一种宁静而祥和的感觉，让人生活在这个处处需带面具且充满虚假的世界里找到一份真实。感谢缪斯女神，为远行的寻找者点亮孤灯，照亮里程，并给予生命的信任和暖意。就这样，我写过并发表了不少诗作，出版了几部诗集，至今虽未能写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称心的力作，但因为遭遇了诗歌，拥有了一份对诗歌的热爱和向往，我与许多良师益友结下了一份难得而珍贵的缘。尽管那些曾经焚烧过青春岁月的激情，现在已归于平静，或者归于不可言说的悲悯心境。此刻，我尤为珍惜命运赐予我的宽厚和感恩。 旁白之一：刘登翰最早痴迷于诗歌。他自我如是说：“诗曾经是我生命的一大部分。尽管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工作性质的改变，它渐渐变得轻淡和间接。但诗确实曾占有我很长一段人生，像一种魔，至死无法解脱。”（《瞬间》后记）这份特殊的情结，使他欲罢不能。于是，他语词中的瞬间世界，乃是由灵活的、易变的、在瞬间生成的词语所构成。它们是山海、土地、季节、梅雨、岁月、月色、故乡、妈祖、闽江、阳台、木棉等等意象生发的“纯粹或不纯粹”的歌，以及那些梦幻般的日常事物和气息，在“瞬间”体验的余温里呈示出各自孵化的含义、结晶和形式，又仿佛是词语通向经验之源的一种溶解。“所有丢失的春天／都在这一瞬间归来／所有花都盛开，果实熟落／所有大地都海潮澎湃∥生命曾是一盆温吞的炭火／突然喷发神异的光彩／每个日子都因这一瞬间充满意义／所有痛苦等待都不再难挨∥像云，携一个梦，款款走近／像星，凝两颗泪，灿灿绽开／生命在这一瞬间进入永恒／世界因这一瞬间真实存在”（《瞬间》）。 对于人们而言，瞬间似乎什么也不是。日常生活世界，总是表现为瞬间的枯竭，这与人的内心生活贫乏且枯竭有关。就生活、劳动、事件的长度来说，瞬间是难以构成什么可言说的内涵。与之相反，刘登翰诗歌却揭示了瞬间丰富的蕴藏。在他的笔下，“瞬息”的故土是在一种特殊回味气息中呈现的，“崚嶒起伏在一片苍茫里／以飞鸟的卧姿／一副瘦嶙嶙的肩胛／撑高远蓝的天／这个叫做诗山的／故乡呐∥海在很远的地方／蓝给母亲看／在母亲／飞出去就回不来的眼睛里／泪给儿子看／欲归的心无处停泊／才把故乡唤做／码头∥只有垂下眼睑的母亲才这样回答／你出产什么∥游子”。在不足20行的、长短错落、灵活变化的句式中，质朴的话语充满诗意的张力空间。诗人面对时间的现在与过去之间、空间的起伏（山）与遥远（海）之间无法逾越的苍茫的里程，让优美的动感画面在节奏自然流转中油然而生旋律的感染，让引发的想象与回忆闪现出冷隽抒情的辉光。“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和怀想，唯有从母亲垂下的眼睑获得了答案。诗人以敏感而通明的内心唤醒瞬间的感受，在瞬息颖悟中构成为诗歌走向心灵世界的一个丰润的感动。诚如诗人的自我表白：“人生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但凝定在历史里的瞬间也将永存。……面对逝去的瞬间，珍惜是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时代过渡的这一代人感情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则也相信，昨日是校正今天和明天的历史坐标。”（出处同上）笔者以为，这种通向无限的瞬间之“秘道”，如同一个可以辨认的标志，也可视为一个趋于成熟的诗人的气味或风格。 海德格尔说过,诗的建立是“在奉献与赞美的意义上设立。”而诗作为歌唱的仪式，在历史上就是一座由神秘的符号构筑的语言的神殿。为何需要一种奉献与赞美意义上的设立？诗所设立的应是什么？作为言语之“寺”的建立，诗其实就是敞开了一个世界，并使我们看到的都充满祝福。而赞美即是通过为万物赋名，语言将存在者引入世界，以奉献给它们的存在。“东方地平线上／凉飕飕的早春黎明／一个农民，一个／佝偻的身影／什么也不曾顾虑／就把种子，默默地／播进大地，播进／历史的进程里，一个／民族的坚韧”（《三月》），这首写于1980年的诗作，在今日读来依然意味隽永，盖其源在于诗人透过特定的历史语境表达了对于大地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存在于歌唱中的那个时代的灵魂，依旧凭着万物而存在。对于诗人而言，这种歌声既是一种感情的呼唤，又是一种心灵的声音，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回应。然而，在蒙尘的历史中，文化同样残缺不全，人很容易患上营养不良症或文化偏至症。诗人对此具有自我的清醒意识。继而，他曾在一段时间里调整“转型”，写散文写报告文学。通过散文，他修补了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的“裂痕”走向和谐，去“寻找生命的庄严”；通过报告文学，他寻找某种时代精神和社会信息的“输出”通道，去感受人生哲理与历史意蕴的生成。 或许因为自身在感知生活、传达情感等创作实践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考和经验，刘登翰把笔触逐渐伸向了对于诗歌的理论批评，而且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分析，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因素。早在1958年，即在北大中文系深造时，由于深受著名诗人、当时主持《诗刊》工作的徐迟先生的倡仪和鼓动，他便与如今在中国文坛诗苑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学者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等前后届学友一道，接受编写一部中国新诗史，尽管“难产”了。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初，面对新诗潮汹涌而至，他主动参与其中，热情地把舒婷等一批新锐青年诗人推上诗坛。之后，面对海峡对岸蓬勃生长的台湾现代诗率先予以大力推介、展开评论。无论是以新诗思潮和诗人个案研究相结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与洪子诚合著），还是另一部与人合作的《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都有其鲜明风格和研究特色。一部当代新诗史，作为具有拓荒式和建设性的著述，的确令人刮目。这是对20世纪50—90年代中国新诗状况的精心梳理和评述，既有就新诗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推动与制约下整体衍变轨迹的勾勒，又有对不同时期新诗在表现对象、表达方式、创作方法等艺术领域上的特征和嬗变的描述；既有对诗歌潮流、生成秩序及构成条件和方式的观察与思考，又有对具体诗人的写作和重要诗歌流派和群体的研究。尤为难得的创见是把台港澳与中国大陆即两岸三地的新诗采取带有“整合”视野的尝试处理和互动链接，尽管这是写作当代中国新诗史的一大“难度”，却明显地呈现了著作者的智慧、勇气和创新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在新诗的生长史、发展史、写作史和活动史乃至诗人心灵史的背后，是对一代学人精神历程的深度揭示，是对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下的真、善、美的重新发现与修复，是对被时间的尘埃所遮蔽的、任生活风雨侵袭的本真诗性的呼唤、寻求和擦拭，也是对一个渐渐远去的时代背景和诗歌真相的描画和再现。诚如哲人爱默生所言：“破译每个时代的谜语，总会发现它自己的谜底。” 二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在许多人的感觉里，可能如印象中的故乡一样，走在路上已渐行渐远，甚至觉得早已成为“已故”的梦乡，尤其是在电脑化时代，更多的从事写作的人甚至已脱离手中之笔。但我庆幸并且欣慰，即便以毛笔为工具的书写在日常和实用领域几乎已濒临绝迹的当下，书法的文化传统依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日趋多元的当代社会，书法显然已失去了固有的尊荣而走向边缘，只能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依愚浅见，这恰恰正是书法作为纯粹艺术的时代真正揭开序幕…… 还是回到本话题来吧。话说本人与刘登翰先生之间的书法缘，应该说，都是业余兴趣和爱好的默契使然。因为我与刘先生皆非专业书家，只能说是书法艺术的自由书写者，或称“票友”，这样说，洵非自谦。未知刘先生是否认同？ 出国留学（1990年）之前，本人曾在某大学任教，主讲的是书法与写作等课程；出国后，曾以书法谋生过，也在澳洲举办过个人大型书法艺术展引起较好的凡响。连年来，多次应邀参与澳洲、韩国、加拿大和国内各种国际性大型书法展，部分书法被海内外有关重要机构、团体和个人所收藏或拍卖，书法作品和书学论文也多次获过奖。目前任教的华侨大学同样开设书法艺术课程。但毕竟不是专门从事。 早就时有所闻，刘登翰先生能写一手好字，而且与圈子内的书家有所往来，向他索求墨迹者不少，有请题写书名的，有请求题词鼓励的，有作为艺术品悬挂于四壁的，当然也有为公司题写匾额的，等等，这可能是每个已经在书法艺术上颇有造诣和声名远扬的书家经常碰触的事情。 记得大学时代，刘先生曾为南方诗社题写过“诗歌永远属于青春”的条幅。那是我最早欣赏到的他的第一幅书法，平心而论，那是一种应酬，但他却喜形于色，平和贯注，走笔挥毫。他的书法，就我能看到的包括近年来所读到的大多以行书为主。印象深刻的是他痴迷书法的程度似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在他家居室的客厅里，最诱人眼球的莫过于四壁上巧妙而艺术地用书法名帖制作的装饰，给人一种新颖别致，高雅脱俗之感。记得首次映入眼帘时，因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所感染，让我在反复品味中留下了深刻而强烈的印象。 当记忆将我拉回到某种特定而难忘的情景中，我未尝忘记，那是在我首次从澳洲返国时，我们曾就书法艺术的有关话题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 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翰墨因缘。书法可以作证。时间可以作证。 旁白之二：走向书法，走向作为艺术的书法，只有智者，才能把犀利的目光投向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发掘与探索中，才会以鲜活灵动的意象凝定于铺开的宣纸，才会以抽象的艺术线条铸造美的造型，然后把那些属于古朴的灵魂和时代的精神气象，氤氲流淌在历史文化的河道中…… 书法犹如人在跳舞。文字，属于人的语言符号；书法，属于人的情感符号。如果说诗歌是生命的旋律，那么书法则是心灵的舞蹈。是故，诗与书，素来都是中国传统文人修心养性的最佳选择。因为，诗歌使人联想飘逸，直指艺术之内核；书法则让人情感清雅，追求平和与高尚。甚而可以说，书法艺术之于人生，无论是益智、健体、审美、养心和博学等都有着无法言喻的妙处。 纵观刘登翰的书法，文意清淳，流利多情；秀丽风雅如南方山水，飘逸自如中尤见法度。在当代诗人、作家和学者群体中，其书法庶几趋近于上乘，如此笔情墨趣，也是其书法一直让不少人心向往之的缘由。在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部分诗人、作家和学者拥有书法艺术的天赋，又以文学底蕴的支撑使书法变得更为丰富和立体。这种从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文化声音，是复合性的才艺体现，多重性的精神交响。刘登翰深谙其中三昧。从他切入书法艺术的领地加以观照，他似乎注定要走文人化之路，追求一种精致圆融又不乏神采性灵之气，玲珑清隽而不乏清刚爽健之格的风韵。我像读诗一样读他的字，从一撇一捺、一波一磔中去感受书者的心境。其书的苍与稚、立与依、逸与沉、润与枯，皆尽可让人心领意会。这种从心中涌流而出的线痕墨色，显露其真性情，似是能听能品，其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息也随之在书作中洋溢，这是一种人书合一的人文对应结构。由是可见，那种鼓翼振动式的逸致驱使他拨动了艺术的触须，那种“空梁落燕泥”式的清雅则使他获得了人生的天籁，既潇洒大方，又自然秀雅。 人之性情常常是先天之铸就，又凭后天之积累。一个艺术家总是要从自身出发，并在不断探求和历炼中加以修行。然而，文（诗）心绝非一日可以养成，需要一种沉潜和坚守。刘先生深悟到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一种传统文化的维护。失去了它的传统和源流，即失去了这门艺术。在这种意念的统摄下，他追踪先贤书家的墨迹神韵。二王、苏轼、鲜于枢、文征明诸大家及唐宋元明时代为我们留下的帖学经典固然是他心仪和竭力追摹的，但他只在于性相投契，即一切服从于他心目中与自己追寻的美学范式相关的逻辑。于是，他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作为一个非专业书家，他不仅逐渐形成了独具的书艺风貌，而且做到了丰盈而不杂驳，腾挪而不失序，仿佛是理性的歌声弥漫于他敞开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门艺术，书法内在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蕴，总是深藏于创作者的心中，而非刻意追求罗列的表层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源自于文心诗性的刘登翰书法，笔者更愿意看做是作者体验书法、品味艺术、感受人生和陶冶性情的一种生命方式和人文情怀。坦率地说，在书法与人生的理解和把握上发现自己、丰富自己、拓展自己、放松自己，叩启道道欲将逾越的人生之门，倾听阵阵通往远古传来的心灵回音，未必不是一件赏心悦目之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领略到书法艺术的真谛。 三 诚如书法也好、诗歌也罢，都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达，人生也有太多的东西必须加以面对，你别无选择。 本以为出国了也定居下来了，此身将经年漂泊海外；原以为自己读点什么想点什么写点什么聊当一种乐趣，未曾想到要坐冷板凳做学问，总以为应让别人来研究自己，不应去研究别人。然而，走在路上，人生如同舞台、也如同书法，需要激情、超越和无数个不同的存在，不然就难以构成为所谓复杂而多彩的繁重人生。 倘若说，从诗歌与书法呈现的世界里，可以让人寻找到安顿心灵的地方，那么，为何还要走向做学问这条既吃力又不讨好的不归路呢？前辈中如刘登翰先生者他们有自己的理想选择和人生追求。对于我——一个萍踪浪迹的游子，应如何调整和确定自己的航向呢？当我在特定时空转换了原有的身份，作为一名海外诗人踏浪归来，因为一个偶然机缘，又改变了既定的线路。命中注定要走的路，是否会在另一个季节铺展葱郁的景致呢？此中缘由因果，我曾在一篇题为《当博士随想录》的随笔中略有表述： 终于，在我归来参加一次国际性诗歌笔会（注：1998年3月。海南三亚）上，我有幸认识了当代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杨匡汉先生，承蒙其错爱、理解和鼓励，打通了我选择继续深造这条道路。 世间上许多事情常常是无法预料的，没有谁对下一程有个预知。我本无意插柳，却歪打正着，仿佛溟溟之中已规划安排好，我必须重新步入高校之门，去拓展我想拓展的，去拥有我该拥有的。恰逢于跨世纪的边缘，我这个边缘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之后又巧得很，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而著称的刘登翰老师，正在招收这方面的博士生，他对我倍加厚爱，希望我能回来攻读博士。带着对故乡和母校福建师范大学的深厚感情，北大完成访学任务后，我立即于2000年秋季正式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一名新世纪的“老”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