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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指导美国文学批评方法和批评实践的思维模式，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批评领域中。族裔文学批评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族裔作品，透过族裔文学作品所涉及的族裔性和族裔问题，来看待当代政治文化现象，或解剖与族裔相关的当代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现象。但是，族裔文学批评在经历了成功的同时，却无法解决自身的矛盾和无出路性，成为后现代现象，与后现代理论的结合的确使族裔文学批评拓展了批评的深度与广度，但后现代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后现代性，亦使族裔文学批评更深地陷人后现代的矛盾之中。与非裔、拉丁美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相比，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因历史短暂，其后现代性更加明显。本文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与后现代、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分析，使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和后现代理论相互体现对方的优缺点，体现后现代性，以期使我们能够站在后现代之外思考后现代，为我国后现代理论研究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走自己的路提供一点间接的参考意见。 导 论 美国后现代理论家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认为，当代理论界对后现代的关注始于1968年[1]，当年的政治运动，为理论界重新思考文化政治提供了契机，因此，1968年之于后现代主义，就像1848年之于现代主义。的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见证了后现代中坚理论家的崛起，见证了具有开拓性的后现代理论作品的问世，例如，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最早的后现代论著《物体系》( The Object System)出版于1968年，让一弗朗索瓦· 利奥塔(Jean一Francois Lyotard)的《利比多经济学》( Libidinal Economy)出版于1974年，由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著的美国最早详尽论述后现代的专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出版于1976年。正因为有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理论基础，后现代理论才得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渗人几乎所有学科研究领域[2]。道切蒂把1968年称为创造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3]，的确毫无夸张，因为，没有1968年的运动，就没有后现代理论的蓬勃发展，更没有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革命。1968年使在这之后兴起的美国文学批评流派与后现代理论具有了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反叛性。后现代理论从理论深度和高度上深刻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思维的霸权性，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则通过建立新的美国文学体系，反叛歧视亚裔美国人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后现代理论的角度看，美国制度化、知识化和法规化了的歧视意识，其实就是一种现代主义式的思维模式，因此，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所反叛的，亦是现代主义思维模式。尽管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并没有直接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但反叛这一特性，使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后现代主义性，当时还较稚嫩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所彰显出来的成就与缺陷，可以说最直接预示或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成就与缺陷。但是，因为当时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后现代理论，很少有学者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探究，因此，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对于后现代理论的预示和体现有着相当的隐蔽性。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相比，美国非裔文学批评有着更丰厚的历史积累，更深厚的文化根基，更绵长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历史，更成熟的社会理论可以依托，20世纪印年代以后，可以相对容易地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和批评经验，其批评体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而作为后现代时期的产儿，无多少历史根基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则表现出十足的后现代性，之后又被后现代理论全面侵蚀，便不足为奇了。可以说，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浓缩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一旦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从后现代理论的框架中完全剥离出来，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还剩下什么。 一 后现代理论并没有统一的体系，但是，正如伊哈布·哈桑(Ihah Hassan)在解析后现代主义时指出，后现代主义也许难于定义，但所有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美学、知识观点都在多元性这一点上交汇。多元主义不仅适用于剖析文化现象，也适用于分析阶级、政治、性别、性认同等问题，适用于解析经济模式、解读文学文本，多元性既体现了后现代理论的犀利性和进步性，也暴露了现代主义的偏狭性和落后性。多元性更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即后现代理论的主要论点都是以反现代主义理论而行之，以反现代主义的霸权行为为出发点的。例如，利奥塔等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和历史叙述的多元性和多极性论证，就是要推翻现代理论的大一统历史叙述，即元叙述，反叛现代以及之前所有关于人类历史单一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后现代理论认为，历史元叙述的误区就在于其试图囊括一切，否定差异，为维护一方利益而贬低、藐视、忽略或排除他方利益的整体思维模式，在于其强化种族歧视、推进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霸权行为[4]。现代启蒙运动将人类各种文化、政治、经济形式、生存方式、甚至人类本身划分为“先进”与“落后”两大阵营，从而使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成为传播“先进”的合理行为。针对历史线性发展的论点，后现代理论提出，历史是一个涵盖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速度、不同人群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网状结构。 但是，后现代理论的误区，恰恰是在分析历史现象时，无可避免地重复了现代主义的思维逻辑。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的多国资本主义概念和利奥塔的非理性资本主义概念所引发的与此相关的国际主义或跨国界主义概念，在两位理论家看来，都包含了导致政治体制消亡的积极因素，属后现代思想意识体系，值得提倡。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强化政治体制和一元思想，是落后的现代主义思想意识体系，尽管后现代理论对于后现代资本主义褒贬不一，但是，詹姆逊提议，我们应该用马克思看待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辩证方法认识多国资本主义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后现代现象[5]，摒弃落后的民族主义思想。照此逻辑，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事业自然属于落后的现代主义思想意识范畴，成为先进的国际主义的敌人，不值得追求。 显而易见，在反叛线性历史发展模式时，后现代理论默认了多元历史观点是继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宗教叙述、非宗教但同样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元叙述之后，更为先进的历史叙述，将后现代历史观点置于线性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之上，因而也默认了历史叙述有低级和高级之别的线性区分模式，从而站在了自身所反叛的立场上，陷人了现代主义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及普遍论的思维模式中。同样，利奥塔欲用“小叙述(little narrative)”替代元叙述，米歇尔·福柯欲用“区域和个别知识代替现代主义的普遍知识”[6]的思想无不在重复同样的逻辑。 后现代理论的矛盾性并非源于后现代观点本身，而是源于后现代理论的后现代性，詹姆逊把后现代看成是由多国资本主义造成的一种文化主导(cultural dominant)，在詹姆逊看来，多国资本主义和文化主导都具有整体覆盖性(totality)，即多国资本主义无所不在，当代所有的文化现象无不是后现代的，照此推理，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行为也必定被包含在后现代的文化现象，甚至是多国资本主义整体性之中，无法以超越后现代的视角探究后现代，无法避免哈桑所总结的后现代“无所不在的非确定性”(indetennanences)特征，亦即矛盾和无条理的表象特征：断裂性(fiagmentation) ，反正典化(decanonization)、不可表述性(the unpresentable/unrepresentable )、构建性(constructionism)等等[7]。詹姆逊本人对后现代理论其实也有同样的反思，他指出，“当代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理论话语，其本身就恰恰是一种后现代现象”；由此他认为，“当真理已经成为被后结构主义试图甩掉的形而上学包袱时，维护后现代理论见解的真理性就显得自相矛盾”[8]。 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无论是否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性，正因为如此，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后现代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后现代理论的全面影响，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一方面表现出后现代文化生活中自我意识不断加强的进步特征，体现后现代风格或后现代意识，倡扬后现代价值，但同时又表现出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后现代性与矛盾性。 二 表面看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并没有直接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但是，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兴起的思想和政治根源，与后现代理论关于美学与政治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与主张艺术和文学作品的美学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现代主义文艺理论不同，后现代理论强调文学艺术与政治和社会的必然关系，强调作品的复杂性、多面性、偶然性与关联性。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是在民权运动所创造的政治契机上兴起的，作为民权思想的延伸，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当作获取人权和美国民族身份的手段，通过亚裔美国文学揭露美国歧视亚裔的恶行，因而，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动因关系，是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此外，无论民权运动背后的左倾思想是否与后现代理论相关，其被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所继承了的解放目标，既传承了现代启蒙主义的解放理念，又毫无疑问地具有了后现代主义性，亦即具有了破坏一元思想意识体系的动机，这是因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通过为亚裔美国文学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自身争取合法的文学和学术地位，挑战了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权威性。 但是，这一时期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典型的现代主义二分法分析思维方式，确实使其后现代性受到质疑。当时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认为，亚洲与美国、同化与抵抗、女性与男性、神话与事实，均是互不相容的对立面，因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把亚洲移民和亚洲作家排斥在亚裔美国文学的概念之外，把亚洲文化排斥在亚裔美国认同的概念之外。当时，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内部冲突不断，引人注目，至今仍有亚裔美国文学学者论及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则必提及其早期的内部争端，尤其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派(如赵健秀等)与温和的包容派(如金惠经等)、亚裔美国民族主义派与美国民族主义派(如汤亭亭)之间的观点冲突等。但是，稍作探究便会发现，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共性思维模式与共识，远比冲突更加引人深思。首先，无论哪种观点，都以二元思维模式评判和取舍作品与作家。建立亚裔美国文学正典，都将进步与落后截然分开，在对立的二元中，接受一方，排斥另一方。其次，无论哪种观点，都强调亚裔美国认同和美国认同之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强调坚持这种关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就当时条件而言，这种坚持，有利于亚裔美国群体在美国国内争取政治权益，具有进步意义。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坚持是以排斥亚洲文化和亚洲移民为前提的。后现代理论家安德里斯·胡森(Andreas Huyssen)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现代主义通过有意识的排斥战略使自己合法化”[9]，那么，排斥理念就使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成为典型的现代主义行为。同时，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既然坚持以排斥为前提的美国认同观念，它就从根本上巩固了美国民族主义。在批判美国将种族歧视制度化的政治行为的同时，又从根本上维护了美国制度的特殊性和排他性。越南裔亚裔美国文学学者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就曾尖锐地指出，美国式多元主义(pluralism)“常被亚裔美国学者奉为美国民族和文化的标志，因为它是一种政治构造形式，代表了单一认同之下一个庞大的选民群体石而实际上，这个单一认同根本无法囊括美国人口的文化、政治和阶级多样性”[10]。就以上特点而言，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所参与和演示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认同逻辑和言辞，一种权利政治(politics of mastery)。但是，就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认同政治在亚裔美国人乃至美国白人的思想意识上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我们也许更应该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认同政治作为后现代政治的开始，正如南希·麦考斯基(Nancy McKoski)所言，认同政治唤醒个人的政治意识，帮助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他者地位，因而应被视为是后现代政治的开始[11]。 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移民的不断增多，美国与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加，美国亚裔人口群体和背景也日益庞大和复杂化，前期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局限性亦日益凸现。与此同时，后现代理论对于新形势下美国族裔问题研究的适用性也彰显出来。鉴于族裔文学既以族裔认同和族裔性为创作契机和动机，又反映族裔认同的本质和事实，鉴于族裔文学批评通过文学族裔性来透视政治和文化现象，并以此而区别于其他文学批评这些特点，后现代理论作为美国族裔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其作用几乎无法为其它理论所替代。因此，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被后现代理论全面影响，在所难免。 多数学者认为，迈克尔·费舍(Michael M. J. Fischer )1986年发表的(族裔性与后现代记忆艺术》(“Ethnicity and the Post一Modern Arts of Memory”)一文，是较早运用后现代理论总结族裔文学特征的成功尝试。费舍对于族裔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族裔性特征的论述，在近20年后的今天看来，不仅不为过时，而且变成了族裔文学批评的基本套路[12]。费舍分析了汤亭亭的《女勇士》等五部不同族裔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指出，族裔文学作品有意识地运用心理转移(transference)、梦境转译(dream一translation)、讲故事(talk一story)、多重声音和多重视角(multiple voices and perspectives)、反向幽默(humorous inversions)、多种认同/传统/文化的辩证并置(the dialectical juxtaposition)等技巧，构建个性化的、非同一的族裔认同，从而反映了后现代自我个体的“多元性、多维性或多面性”特征，反映了族裔性并非代代相传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不断变化着的”，“通过抗争才能使之浮现出来的”，“构成认同的根深蒂固的情感成分”[13]。族裔性的这种后现代特征，颠覆了霸权话语体系，也说明了“后现代知识的互文性、互相参照性和语际语言特征”[14]。作为文学学者，尽管费舍并不是以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见长，但是，他对《女勇士》以梦境转译方式构建后现代族裔认同的详尽解析，超前于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方法，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走出前期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打开了局面[15]。费舍所演绎的后现代族裔观点，在之后20年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中得以深化，并逐渐成为思维定势。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所体现的后现代观点，看似庞杂，但归纳起来，无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从理论上不再排斥亚洲移民作家，开始认同亚洲在亚裔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认同亚洲在解决美国族裔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从排斥到包容的转变，代表着其思维模式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全面转变。第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政治理念，也不再是简单的美国认同政治或民主政治理念，而变成了后现代跨国界主义或国际主义政治理念，即将政治渗透到所有领域的后现代理念[16]。与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政治理念相一致，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将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族裔问题，同其中的阶级、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剖析，通过解析文学作品，验证个人族裔认同和经历与其阶级、性别、性认同和经历并无一致性的观点，并从这种不一致性出发，论证个人认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第三，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沿用后现代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将所有东西商品化的观点，暴露族裔、阶级、性别和性压迫的隐性手段，暴露大众文化的政治压迫性，从而使族裔文学批评与大的文化环境相关联。第五，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后现代理论拒绝将差异归类和将差异必然化的差异逻辑为依据，不再把抵抗作为亚裔美国文学唯一的合格主题。对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而言，抵抗与同化不再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体，同化甚至可以是抵抗的方式之一[17]，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主题和体裁研究因此得以拓展。总之，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确试图从各方面体现美国学者艾丽斯·玛丽昂·扬(Iris Marion Young)所总结的后现代的“特殊性、变化性和多样性”特征[18]。亚裔美国学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学者丽莎·洛维(Lisa I.owe )1991年以《多样性、杂和性和多元性》( Heterogen妙，Hybridity， Multiplicity)为题，发表文章，该文章在之后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中被高频率引用，成为后现代亚裔美国学和亚裔美国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标志着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与后现代理论的全面结合[19]。 这种结合大大促进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得以使首部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论集《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在1991年成功问世，该书的前言和引言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金惠经在该书前言中坦承，自己的态度已由“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文化多元主义”[20]，并以此作为对当前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态势的点评。林玉玲(Shirley Geok一lin Um)和林英敏(Amy Ling)则在该书的引言中指出，文集中的论文表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不再追求简单的“表达自己，引起关注”这一目标，不再认为族裔认同是“清晰的和同质的”，而是“多样的、多元的、有差异的、多声音的和多特点的”，总之，这些全新的论文既“跨越了族裔和性别界限”，又跨越了“民族界限”，定义了族裔、性别、民族界限的非确定性[21]。文集中的部分论文并没有直接沿用后现代理论，但他们所用的批评术语和概念，显而易见，主要来源于后现代理论。 该文集出版4年之后，大卫·帕隆博·刘(David Palumbo一Liu)发表文章，批评该文集中的某些论文在运用后现代理论的过程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而导致这些论文在“建构后现代”时，忽略了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后资本主义”的动态环境，忽略了后资本主义“对时空的影响”，忽略了“高度现代主义的美学以及道德假定的消亡”，忽略了“民族主义的危机”，单纯地将亚裔美国文学创作看成是“出现在后现代美学体系中的‘静态’话语”[22]。刘对于该文集的评论，的确击中了当时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要害，提出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该如何与后现代理论结合的关键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将问题追溯到如何结合才能避免后现代理论缺陷这一深度。刘所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几年和21世纪初的批评行为中有所改进，例如，阮越清在专著《种族与抵抗》(Race and Resis-tance)中，把亚裔美国作品中的族裔、性别、阶级和性问题联系起来，放到流动的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环境中来考察，反映亚裔美国作家如何在作品中灵活地选择斗争、生存和同化等多种方式来应对以上问题。但被刘所忽略的如何结合的问题，已成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逐渐成熟，并不表明它已经避免了前期思维与方法上的缺陷，只是这种缺陷已不再是原来较易识别的简单的二元法缺陷，而是源自后现代理论本身的相对论误区，源自后现代理论只提出问题无解决方法的误区，往往是一种较隐蔽的自相矛盾性。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归纳如下： 亚裔美国文学批评问题之一：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所追求的跨国界多元性，往往是以文集中收录了多少不同背景的作家为标志，再没有别的指导性原则。苏珊·考西(Susan Koshy)精确地把这种多元称为“递加”[23]。问题之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否定了美国主流文学正典，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亦建立起了自己的具有排斥性的文学正典，至今为止，鲜有当代亚裔移民作家如大陆移民作家能够进人该正典。问题之三：作品主题分析陷人以认同多元性和多变性为根本、以政治为中心的一元框架之中。这种批评行为本身，远远不能代表批评观点的多元性，相反导致了新的一元或霸权批评体系的生成，导致了批评观点缺乏创新性，而当批评观点真正具有了原创性时，它往往又因为超出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时尚常规，而无法被认可。问题之四：与以上问题相关，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本身亦愈来愈商品化，既然亚裔美国文学学术写作必须进人约定俗成的范畴，方可被认可，那么，批评也成为追求所谓的“形象”标准的自我否定行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通过对“形象”的追求得以进人大学学术领域，不能不说体现了典型的商品行为，出版和写作成为寻找学术职位和晋升职称的需要，更说明了批评的商品化特征。为此，阮越清指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在运用后现代理论的同时，亦参与了将族裔性、亚裔美国文化概念、甚至亚裔美国个体商品化的后资本主义行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其实已经变成一种企业行为。问题之五：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同后现代理论一样，在剖析和透视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时，表现出相当的深人性和尖锐性，但与此同时，由于后现代理论否定现代主义，只承认后现代的整体覆盖性，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亦不能超越后现代理论的局限性，为以上现象中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这种无出路性使一部分亚裔美国文学学者如黄秀玲(Sau一Ling C. Wong)等大呼回归美国[24]，重新以美国为立足点，重新接受部分现代主义批评思想[25]。这种回归的呼声，部分建立在否定亚洲或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是回归美国还是团结亚洲的观点都包含了欧美的现代主义普遍论思想。 结 语 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自身的多元性似乎就是后现代与现代这两种观点的不断交锋，也许，对于现代的回归，并不完全是对后现代的脱离或超越，就像一些理论家(如哈桑等)所说，后现代和现代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还是对现代艺术和文学思潮中诸如先锋派极端等的一种回归[26]。在哈桑看来，利奥塔等所论述的后现代性也可以被理解成是对现代的更新，而不是超越，因为利奥塔说，后现代“并不处于现代主义的终端，而是处于现代主义的新兴状态中”[27]。仔细琢磨，也许现代和后现代不可分的观点，或者说不轻易或绝对否定现代的后现代观点才更客观。其实，后现代理论对于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之间相关性的强调，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和更新。洛维的跨国界理论，提倡以解放亚裔美国人和亚洲人民为目的，建立批评和理论阵线联盟，从理论上看是后现代的，而就目的而言，就该理论将这种联盟视为进步这一思想内涵而言，它又是现代的。就连哈桑对后现代理论所倡扬的多元主义充满优患时，也不知除重新唤起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价值、传统、期望以及目标等”外，还有何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多元主义演化成“一元论和相对论”[28]。也许，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要逃脱重复后现代理论重重矛盾和问题的命运，是否也应该回归传统，找回现实创新的自我，因为，后现代和现代也许根本无法完全分离。 注释： [1]Thomas Dodterty， “Postmodenism： An Inhtroduction”， Postmodenism，Ed.，Thomas Dodter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p.4 [2]D. R. Griffin， the Reendwntment of Science： Postmoderm Proposals，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Harvey Cox， Religion in the seadar City： Toward a Postmodern Thenlogy， New York： Simon&Schuster， 1988； David Harvey， The Gonolition of Posdnodemity，Oxford： Blackwell， 1989； Edward Soja， Postmodern Ceographies，London： Verso， 1990； David Platten， "Posimodem Engineering"， Civil Engineering， 56(6)，1986； David Widgery， "Postmodern Medicin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98， 1989； J. H. Wikstrom， "Moving into the Postmodem World"， Journal of Forestry， 85（1）， 1987. [3]Thomas Docherty， "Postnndemism： An Introduction"， Pasunodernism， Ed. ， Thomas Docherty， p.4. [4]Lyotard， Jean一Francois， The Pasanadem Cordition， Trans， Geoff Bam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P. 11 [5]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ostmodernism， Ed.，Thomas Docherty，p.88. [6]Huyssen， Andreas，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Pastn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6， p.220. [7]“Indetesmanences”是Ihab Hassan创造的新词，Hassan对这一词的解释是“indeterminacy lodged in immanence”.见Hamen， Ihab，“Pluralism in Postmodern Perspective”， Critical Inquiry，12 (Spring)，1986， p.504. [8]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ostmodernimn， Ed.，Thomas Docherty， p.70. [9]Huyssen，Andreas，After the Great Divide：Modernism，Mass Culture，Postmodernism，p.7. [10]Nguyen， Viet Thanh， Race and 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es in Asian America，Oxford： Oxford UP， 2002， p.12[11]McKoski， Nancy， “A Postmodern Critique of the Modem Projects of Fredric Jameson and Patricia Bizzell”，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13， 1933。 [12]David Palumbo一Liu认为族裔文学批评运用后现代理论描述族裔文学基本特征的批评潮流，应始于Fischer的文章。见Palumbo一Liu， David， “The Ethnic as ‘Poet一’：Reading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7(1一2)， 1995. [13]Fischer， Michael M. J. ， “Ethnicity and the Post一Modem Arts of Memary”，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s.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196， p.195. [14]Fischer， Michael M. J.，“Ethnicity and the post modem Arts of memory”，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p.197. [15]Patricia Lin认为，她本人1979年的文章“The Icicle in the Desert”中关于《女勇士)通过非约定俗成的创作手法表现动态的自我个体的观点，与后现代作家的创作视角和创作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与20世纪即年代中期以后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学者所不同的是，Lin对于汤亭亭的批评分析，并没有以后现代理论为依据，亦没有运用后现代术语。Lin于1979年的观点是，汤亭亭既运用多种体裁又超越这些体裁的界定，从而有意识地造成“体裁的拼贴，"(the collage of genres)，从而反映了与外界界定不一致的、由多种因素塑造成的个体自我。见Iin， Patricia， “Clashing Constructs of Reality： Reading Maxine Hong Kingston’s Tripmester Mordcey： His Fake Book as Indigenous Ethnography”， Reading the Literturns of Asian America， Eds. Shirley Ceok一lin Iim and Amy Ling， Phils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2. [16]见Ross， Andrew， Introduction，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asanodanism，Ed.Andrew Ros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1988， pp. 7一18. [17]如Viet lhanh Nguyen在Race and 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es in Asian Amen”一书中的观点。 [18]Young， Iris Mario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ference， Prim： Princeton UP， 1990， p.171. [19]Lowe， Lisa， "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 Making Asian American Differences"， Diaspora， 1 (1)，1991. [20]Kim， Elaine， "Foreword"， Reading the Literolwcs of Asian America， Fds. Shirley Geok一lin I，im and Amy 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 p.15.-- [21]Lim， Shirley Geok一lin， and Amy Ling， "Introduction"， Reading the litaatwes of Asian America， Eds. Shirley Geok一lin lim and AmyLing， p.9， p.7， p.8 [22]Palumbo一Liu， David， “The Ethnic as ‘Poet一’：Reading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American luerary History， 7(1一2)， 1995 [23]Koehy， Susan， “The Fiction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9， 1996. [24]Wong认为，跨国界主义将使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失去政治根基，因而，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仍然应该以“认同美国”(claim America)为主。Wong， Sau一 Ling， “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the Theoretical Crossroads”， ArnerasiaJournal， 21(1&2)， 1995. [25]如Keith Osajima在论述亚裔美国学的发展方向时，指出后现代理论的指导作用必不可少，但同时要防止因此而可能发生的“分裂(fragmentation) ”，为此，亚裔美学研究同时还应该接受现代主义的解放观点，建立可以共享的视角。Keith Osajima，“Postmoder Possibilities：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Directions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merasia Journal， 21(1&2)，1995. [26]见Hassan的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dnodern Theory and Culbve，1987. [27]Lyotard， Jean一Francoi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hnodemism？”Postmodernism， Ed.，lhamas Doch'rty， p.44 [28]Hassan， Ihab， “Pluralism in Posh Perspective”， Critical Inquiry， 12 (Spring)，1986.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