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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内义雄在《日本的儒教》一书中指出,相对于中国的儒学,日本的近世儒学思想的特点是:重视“诚”。“在中国产生了重视‘敬’,以‘敬’为中心的朱子学,也产生了以‘致良知’为中心的阳明学,却没有产生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然而在日本,伊藤仁斋开辟了伦理的根本在于诚,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之道;中井履轩提供了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的文献学基础,重视‘诚’的倾向得以抬头,‘诚’的重视是日本儒学的特点”。(古川、石田1976)本文拟就以“敬”为中心的中国新儒家及以“诚”为中心的日本近世儒学作一简单阐述。 一、中国新儒家 首先需要明确本文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种哲学思想。“宗教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冯1998)。儒家不是宗教。所谓新儒家,是指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发展到唐代的后半叶,以韩愈、李翱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学》、《中庸》为开端的。然而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11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最繁荣的年代了。 最早的新儒家主要的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主要人物有周敦颐、邵雍、张载。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学派。这两个学派由号称“二程”的兄弟二人开创。弟弟程颐开创的学派,由朱熹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开创的另一学派,由陆九渊继续,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 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这里的“敬”讲的是精神修养的方法。在孔子、孟子的传统里,为了成己,必须行忠、恕,即行仁。周敦颐讲的是“主静”,也就是“无欲”状态。 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是万物一体,在他们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程颐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就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 朱熹的精神修养方法和程颐的一样分两方面:一是“致知”;一是“用敬”。按程朱的看法,“格物”的目的是“致”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而之所以“用敬”,是因为“若不用敬,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一智能练习,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在格物的时候,我们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是为了擦净珍珠,重放光彩。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一朝大悟。这就是用敬的功用。”(冯1998) 根据王守仁的“心学”,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致知”就是“致良知”。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务的日常经验。新儒家认为修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按照陆王学派所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敬存之。“先立乎其大者”即是,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 二、日本近世儒学 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公元5世纪初儒学随着汉字一起传入日本,作为伦理和政治思想而被接受。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早期儒学,主要受到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影响。镰仓时代(1192~1333年),中国的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到了近世,17世纪后半叶江户时代(1603~1867年)前期,当时江户幕府为了扶植维护其等级社会结构的思想意识及镇压其他威胁到这种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把朱子学定为“正学”。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日本的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造成了日本儒学的全盛期。 江户时代日本的儒学,是从对以“敬”为中心的程朱理学的认同而开始的,而在这样的倾向下产生以“诚”为中心的倾向,是以伊藤仁斋批判以“敬”为中心的论调开始的。伊藤仁斋在《童子问》中说道,举手投足都遵循理,努力致力于谨慎、持敬的时候,虽然外表看上去是一位庄重的儒者,然而内心的道德性却没有随之具备。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严于律他,变得残忍刻薄,过分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各种弊端就是从这持敬的姿态上产生的。(古川、石田1976)山鹿素行也有此类批判。在他们看来,一律重视敬的时候,就会导致只拘谨于外在而忽视了内在,内心就被束缚着,失去了活力、自由和阔达,没有了宽容,又自恃矜持而失去了与人为和。 江户时代初期的一些日本儒学者不大谈“诚”。如林罗山和山崎黯斋接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敬”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但是,不久后,他们的主张就受到其他日本儒学者的批评。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开始提出“圣人所立之道皆以人无息之诚而致”,(《谪居童向》)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是“诚”而不是“敬”。他说:“所谓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谓也。”(《谪居童向》)即认为人的自然情感就是“诚”。 另一个古学派伊滕仁斋认为“忠信”是道德的根本。在伊藤仁斋看来,德的根本在于仁,仁是指诚的仁,要做到诚,从而达到真实的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具体的实践形式即是要做到忠信,行忠信就会得到诚的仁德的结果。而所谓的忠信,指的是“待人接物,不欺不诈,十二分的真实”(《童子问》)仁斋认为实践伦理的根本不在于持敬,也不在于致良知,而在于做事情时对别人的诚实。 仁斋和素行对诚的理解合二为一就形成了后来的诚的伦理,即所谓诚实地生活,就是不掩饰内心自然的情感并把它贯彻到待人接物中。仁斋和素行之后的荻生徂徕认为,先王圣人制定的礼乐则是道。我们应该做的只是遵循这些礼乐,强调自己内心的想法是违背圣人的教的。徂徕所理解的诚,是内外一致,外在的礼乐和自我成为一体时的状态。 到了近世后期的中井履轩和细井平洲则认为,所谓诚,是指既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他人,换言之,即“内外无间”又或者叫“内外一致”。但徂徕学派所说的内外一致是指作为外在规范的礼乐和内心的一致。而中井履轩和细井平洲所说的内外一致是指在和他人关系上的表里如一。 幕末志士在这样的影响下接受了内外一致的诚的伦理,但是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把先前所说的内要和外一致,转变为外要和内一致。即是说,近世后期强调的是诚要在内面确立,而幕末志士认为的内外一致强调的是,内面所想的不能只停留在内面,要通过实践去履行它,外必须要和内一致。“吉田松阴认为‘诚’应兼备‘实’、‘一’、‘久’三个因素。‘实’就是以实心去实行自己的理想。这就使‘诚’的伦理观进而具有了能动地改造社会的实践性质。”(王1988)吉田松阴等幕末志士正是怀着这样的观念,积极参加明治维新并为之万死不辞的。 三、结 语 儒学,自孔子奠基以来,历经孟子、荀子,汉唐、宋明的发展,成为一个主导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学说。宋朝的新儒学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为:产生了重视“敬”,以“敬”为中心的朱子学,也产生了以“致良知”为中心的阳明学。 近世的日本人在学习四书五经的时候,把其立足于自身生活,突出强调了其中的“诚”。“在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与以“敬”为中心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它较少禁欲主义色彩,表现了对情欲的宽容。”(王1988)明显地富于感情色彩。这和日本人较之理性原则,更为重视内心感情的传统是相承的。从儒学的传入、流行及其日本化,我们也可从中窥见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文化并将它们互相融合的文化特性。儒学思想,既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蕴,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儒学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当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仍然渗透着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 [参考文献] [1] (日)古川哲史,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讲座4近世的思想[M].日本:雄山阁,1976.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王家骅.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J].日本问题,1988. [作者简介] 林秋雯(1978~ ),女,汉族,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化。(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26043) 原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