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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以结构主义为突破口，进而彻底摧毁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的话，那么，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则以不同的“解构”模式进行各自的创作实践，以“解构”和“重构”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文化对抗策略。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经历了地下期、公开期和鼎盛期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解构”和“重构”的内容均有差异和变化。从政治为主导的一元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因素的苏联官方文化到整个文化传统，从局部的生命个体到整体的国家、民族，“解构”和“重构”的理念发生着重要转换。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一边拒绝接受既往文化所提供的固定思想模式、语言风格、创作范本，以及拒绝接受任何意义和价值规范，怀疑传统人文精神、人文理想、人文秩序和道德价值，实施文化颠覆和消解，一边又表达在解构的废墟上重建人类和谐社会新文化理念的强烈愿望，力图在理想型文化和世俗型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多元的文化思维模式，建立融多民族、多语言、人文精神于一体的真正和谐的新文化世界。 地下期：“与混乱对话”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早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只能以 “地下”暗流的形式出现。人们发现了所谓的“乌托邦”社会完全是虚伪和谎言，一切都是“虚像”。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以“与混乱游戏”、“与混乱对话”为策略，重构人的个性价值。 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确立的“与混乱对话”哲学，被乔伊斯称为“混乱哲学”。“混乱”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不是否定范畴，而是表达的最大公开性，常表现为非固定意识、个人内心冲突以及与社会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混乱情绪。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试图在这种混乱情绪中，在生与死、低俗和崇高、嘲弄和激情、完整和片段之间进行妥协。他们运用矛盾修饰法、隐喻、转喻、怪诞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原则，试图建立“解构”和“重构”并重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原则。他们将各种文化语言符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同文化的对话，打破以往的叙事方式，叙述者继承了复调小说的传统，将主人公的形式和尺寸扩大，将其声音扩充为代表多种语言和文化的多声部，把一种文化模式变为混乱。 安·比托夫的小说《普希金之家》被视为早期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比托夫用戏仿的半讽刺半模拟的艺术手法，将车尔尼雪夫斯的《怎么办？》作为小说的序言，戏仿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等，通过“引文”，一边解构古典文化的神话，一边试图恢复与现代主义传统的联系，并揭示苏联现实是由一系列虚假符号构成的虚像体系，“虚像”成为理解整个苏联时代精神的重要武器。阿布拉姆·捷尔茨书信形式的小说《和普希金一起散步》当时被认为是“另类”，远离主流文学，80年代之后才被定为早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在作者的笔下，“虚空”是人类意识自由的最高境界，是人类智慧的闪光点，也是人性最丰富多彩的特性。在尼古拉·阿尔扎科的中篇小说《莫斯科之声》和《赎罪》中，作家将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汇集并进行编码，让他们看待统一的道德原则，从而做出不同的抉择，再次打开了文学“解冻”的大门。韦·叶罗费耶夫及萨沙·索科洛夫的小说等则用“虚像”、幻想、隐喻、引文等艺术手段表达“混乱”的主题，提出了“与混乱对话”的“间际文本”(互文性)的后现代文化模式。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另类”的作家大胆使用怪诞艺术，在假定的时间与空间里对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和相应的现实画面进行剪裁，其艺术手法蕴含后现代主义元素，显露出向后现代主义诗学过渡的明显特征。这批作家的作品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在俄罗斯由“地下”走向“地上”做了前期的铺垫，也推动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家瓦·阿克肖诺夫、尤·阿列什科夫斯基、弗·沃伊诺维奇、法·伊斯康德尔、瓦·卡塔耶夫等是其中的代表。 公开期：重建新审美 借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公开化”改革之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由“地下”公开出现在俄罗斯文坛上。许多俄罗斯后现代作家从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僵化模式到批评俄罗斯经典文学创作模式，再到批评现代大众文化的神话概念。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以各种文化对抗的方式，试图改变文学的政治或体制、文学的美学或批评观念，消解创作方式的惟一性和权威性，模糊文学经验和文学界限，并重建文学的价值观，重新获得文学的感性、知识、信心和判断力。同时，试图在被分解了的碎片上重新构建一个非等级的、非绝对的、游戏的新审美神话，逐步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顶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阿纳托利耶维奇·波波夫、弗·索罗金、塔季扬娜·托尔斯塔娅等作家，质疑传统文学中的真理观、审美理想观、理想人物，运用假定式的隐喻、幻想、虚拟、戏仿、混杂-引文、体裁种类间杂等艺术手法，戏仿文学经典、官方模式，颠倒高雅和低俗，将原有的文化秩序打乱，虚拟作者心目中的审美世界。这类作品语言晦涩难懂，作品主人公所处背景复杂，读后使人感到环境阴森可怕，感到所面对世界的虚无飘渺、无可奈何，对未来颇为悲观。表现出作家在思考历史、文化、个人和民族命运中对历史进程的沉闷、失望、绝望的情绪。 上世纪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文学彻底公开化和创作自由化。这一时期，瓦·斯捷潘采夫、德·贝科夫、安·多布雷宁、康·格里戈里耶夫、维·佩列尼亚戈莱等艳情作家加入到后现代主义文学行列，故弄玄虚的游戏、快乐、嘲笑成为其追求的“纯艺术”手段，成为其文学认识的最高形式和培养自我人性的最好手段，也成为解构惟一创作方法和真理的最恰当手段。随着1995年《侯爵夫人的红皮书》的出版，艳情文学逐渐受到冷遇。后来，艳情文学作家想通过游戏文字、文本之外的后现代活动重塑形象，但收效甚微。 鼎盛期：解构扩展至整个文化传统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进入鼎盛期。这时期文学体裁的革新、文坛的变化、民族宗教的复兴迫使人们从历史文化更广的范围思考和研究后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作家将解构的内容深入扩展，从文学、历史到大众文化，再到整个俄罗斯文化传统。他们以“反英雄”、“反乌托邦”、去圣化的“审丑”方式对文学和文化精英化特质中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以及社会道德价值观和伦理体系进行解构，以“主体死亡”、“历史终结”、“走向虚无”等手段重构以人的个性价值为主的新文化理念。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文坛彻底自由化。一批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公开在俄罗斯本土发表，一些声誉较高的杂志如《新世界》《大陆》成为其喉舌。1992年，俄罗斯布克奖获得者马克·哈里托诺夫的小说《命运之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3年维克托·佩列文发表的小说集，被认为是这时期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作品。济诺维·辛尼克、维·索斯诺拉、维·皮耶楚赫、伊·亚尔克维奇、瓦·斯捷潘采夫、康·格里戈里耶夫、安·多布雷宁、弗·德鲁克、德·加尔科夫斯基、叶·拉多夫、米·沃洛霍夫、维·叶罗费耶夫、弗·沙洛夫、米·希什金、叶·拉普京以及弗·索罗金等作家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表现出反传统、反文化以及反文学的通俗化特征。他们不满现状，不事逢迎，不屈从权威和专制，不赞同既定制度，不沿袭已有成规，采取比现代派更极端的形式对俄罗斯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解构，以自己的毁灭展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达到鼎盛。一批对历史现象进行重新阐释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在消解19世纪经典作家的创作模式和思维方式、20世纪苏联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强调重构以人的个性价值为主的新文化理念。其中以维·皮耶楚赫、维·叶罗费耶夫、米哈伊尔·库拉耶夫、弗拉基米尔·沙洛夫、瓦列里·扎洛图赫、德米特里·利普斯克罗夫、尤里·布伊达为代表，他们试图通过解构苏联历史，研究其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荒诞，以“历史终结”重构历史文化价值。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失去了客观光泽，是由不同文化语言和象征符号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文本。解构历史和重构新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他们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出的贡献。 21世纪初，后现代主义的大潮开始消退，以阿库宁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女作家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达利亚·东佐娃的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以及“女性小说”等又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大潮。尽管如此，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毕竟曾风光过、流行过，在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索罗金、佩列文、塔·托尔斯塔娅、尤里·布伊达、伊斯坎德尔、希什金等继续以后现代主义美学风格进行创作，同时更加注重从宗教、哲学、文化的多层、多元内涵上重构新文化世界，其作品也成为多种文化的符号系统。 总之，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在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解构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推崇本民族的美学思想，如巴赫金的狂欢化和对话理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既具有对世界文论的开放性，又具有对本土传统的继承性。在执著解构一元化意识形态、极权话语、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彰显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诗学特征。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