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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因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蜚声俄罗斯文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部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作家的创作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 这部作品发表的经过是不同寻常的。创作初期，由于受到长达十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的影响，索尔仁尼琴谨小慎微，他把所有的手稿拍成微缩胶片以防不测。随着苏联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索尔仁尼琴决定从地下浮出水面，将自己的作品交给读者去检验。于是，他以自己1952年在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当瓦工的生活体验和亲眼目睹的种种现象为素材而写成的小说《854号囚犯》进行多次修改后，委托朋友转交给了著名诗人和文学活动家、《新世界》杂志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读过作品后，立刻意识到，一个新的伟大的作家出现在俄罗斯文坛了；此后他将这部作品的手稿推荐给一些知名作家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新世界》杂志社的编辑们都阅读了这部作品。后来由特瓦尔多夫斯基建议，《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们与作者协商，把作品的名字改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次年7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文稿直接呈送给了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这部小说十分赞赏，说这部作品是从党的立场上反映了那些年代的真实情况。在不久后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出了允许该书出版的决定。小说在《新世界》杂志1962年11期上发表。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部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而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1)。小说刚一面世，立刻轰动了苏联文坛。刊登这部作品的那期杂志被抢购一空，小说的单行本发行了80多万册，并且成了参加苏共中央全会代表们人手一册的材料。《消息报》、《文学报》、《星火》等报刊、杂志也分别发表了康·西蒙诺夫、格·巴克兰诺夫等文学界知名人士的评论文章，对小说推崇备至。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积极争取下，1964年索尔仁尼琴被推荐为列宁奖金候选人，但未被正式入选。小小的一部中篇小说为什么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呢？关键在于这部作品首次突破禁区，开掘出了劳改营主题文学，揭示了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未敢触及的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而最主要的还是索尔仁尼琴继承了伊·屠格涅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国经典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克服了苏联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公式化的概念，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张扬了生存的尊严，刻画了普通人的爱、怜悯、痛苦、自尊、希望等情感世界，丰富和拓展了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内涵。 在作品中，索尔仁尼琴以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记述了一个普通犯人在劳改营里度过的漫长而乏味的一天，同时把犯人们的活生生的劳改营生活以及他们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但是仅仅从描写犯人们的劳改营生活的角度去阅读、评价《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显然是不够的，作品的题材、作家的意图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从对时间、空间的描写和故事情节的布局，到对主人公的选择，索尔仁尼琴都作了精心的安排，这一切都是为了挖掘和领悟人生的真谛。作家对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一天”的描写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给这个“一天”以特殊的含义。小说的第一句话“像平时一样，五点钟便响起了起床的号令……”点出了一天生活开始的准确时间，同时故事也在此时开始了。故事情节的最后一句“一天过去了，没遇上什么扫兴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这在时间上与小说的开头是对称呼应的；这句话是故事情节本身的最后一句，但完全不是小说的最后一句。当空了两行文字以后，才出现了小说的结尾段，并且重现了小说一开始就提出的时间形象。结尾段仅有两句话，但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他的刑期内从头到尾这样的日子要有3653天”。在这里，作者把“十年”期限这一抽象的时间概念以“一天”为单位予以具体化，用1比3653的强烈对比差震撼读者的心灵和思绪，让读者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劳改营生活感到更为漫长和不幸。短短的一句话足以使小说的内容在读者的脑海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引起和促使人们对人生尊严的深沉思考；第二部分，“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额外还得加上3天……”，在此，作者有根有据地把与几千天相比如此微不足道的3天划分出来，意在进一步揭示在人的生命中“一天”与一年、十年甚至人的一生的关系。同时寓意深刻地告诉人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极为宝贵的，人不仅要有尊严地活着，而且人人都应该尊重人的生存的尊严。 作品中的空间是以同心圆的形式构建的：先描写工棚，然后写生活区，往后是荒地上的道路，建筑工地，之后空间再转到工棚。小说的艺术空间中封闭的圆圈获得了象征性意义。劳改营是与世隔绝的，一个新的建筑工地就是一座劳改营，“在动工前要挖坑，埋柱子，围上铁蒺藜，为的是把犯人们自己圈起来，防止逃跑”(2)(第3页)。犯人的视线就局限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空间内。劳改营的空间令犯人们厌恶，他们最怕的是没有遮拦的地方，最想待的是拥挤的工棚。他们把回工棚称作“回家”，把工棚作为挡风遮雨和躲避危险的港湾。在小说中，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劳改营里表面上的、物质上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在这种“封闭的圆圈”中，人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生存空间非常有限，生活没有最基本的保障，人的尊严更无从谈起。尽管生活在非人的环境中，犯人们的人性良知并没有泯灭，在作者的笔下，他们仍然存在着内在的、精神上的开放的空间，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人生尊严的崇敬；既有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也有相互之间的关照。在他们内心的、记忆的空间当中有自己经常思念的亲人好友，有自己熟悉和热爱的村庄、家园，有自己曾经辛勤耕耘过的土地，这些都是人的根。人的故土和人的发祥地，是每个人的俄罗斯。作家的描写让人深思：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想有个家，都需要有个家，这是人生存的需要。 生存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索尔仁尼琴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的笔墨，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犯人们怎样为了生存而抗争。在劳改营里，犯人们的口粮是每人每天300克面包加一勺烂菜汤或一碗稀粥，他们天天为了领得这份口粮而拥挤。伊万·杰尼索维奇吃饭时总是把粥碗舔得干干净净，把早晨领取的留作中午吃的那半份口粮——一小块面包揣在呢子上衣和棉袄底下左胸前心窝处的贴身小口袋里，让体温一直给它保着暖。他像爱惜生命那样爱惜这块小面包，是因为这块小小的面包是他赖以生存下来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为了生存，伊万·杰尼索维奇千方百计、甚至耍花招骗过看守的耳目，弄来油毡，钉在窗户上挡风避寒，以保护自己和营友们的健康。由于作家把这些生活细节放在生与死的范畴内来描写，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存这两个层面便交织在了一起。因此，这些对生活琐事的细腻描写并没有使故事情节显得累赘，也没有让读者的心灵感到疲倦，反而深深地感染了读者，使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去思考人生的艰难与困苦，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珍惜与追求。 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勤劳、朴实的普通俄罗斯农民作为作品的主要主人公，并让他叫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这个名字就像中国的张三李四那样常见而普通。他的家住在典型的俄罗斯村庄——捷姆格那涅沃，他像千百万普通俄罗斯农民那样平凡，但又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离别家庭上了前线，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负伤后还没痊愈，就又返回前线英勇杀敌。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同一些战友被俘后又拼死逃了出来，但他却没想到死里逃生后却进了自己国家的劳改营，其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德国人充当间谍。如何背叛祖国、怎样当德国间谍不仅他自己搞不清楚，感到莫名其妙，连审判员也没弄明白。主人公本来是一位勤劳朴实的俄罗斯农民，一位为祖国、为人民而英勇杀敌的英雄，由于某种误会却成了一名劳改犯，不仅不能享受出生入死换来的胜利成果反而成了劳改犯。作者对主人公的这种人生安排本身，就向人们发出了无声的呼吁：尊重事实吧！尊重人的尊严吧！ 伊万·杰尼索维奇是作者从众多人物中提炼而成的，他是俄罗斯人民的优秀代表，体现着俄罗斯人民的道德和民族精神。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生存哲学：活下去，要有尊严地活下去。尊严，是人类良知的体现，是索尔仁尼琴的灵魂，也是他心爱的主人公的灵魂。作者通过自己的这一作品划定了一条做人的道德界线——既不能像告密者那样，为保全自己而出卖别人，也不能背叛自己——要有做人的尊严。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劳改营里度过了8年，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内心里仍然保持着俄罗斯人的自尊。他为人正直，见了别人的东西从不眼红，从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不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告密，也不为香烟或伙食定量而向别人低三下四。他总是靠一双勤劳的双手，靠诚实的劳动争取额外的报酬。他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而且具有做人的责任感，不愿意给别人造成不便。所以他不忍心让妻子到处求亲告友为他借钱，并制止妻子往劳改营里寄邮包。他还把营友采扎尔送给他的一块宝贵的饼干给了什么也弄不到的、可怜的阿廖什卡。他为人诚实，从不装病，向来不到医务所去泡病假条，这一点连医生们都知道。有一天他浑身不舒服，到了医务所后他又感到很不好意思，说起话来都口齿不清，断断续续，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在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他仍然持守着一个人的道德尊严！ 作家把心爱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描写成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他既是石匠，又是砌炉匠，还是皮鞋匠，半根锯条在他手里也能变成一把靴刀。在劳改营里，他非常爱惜瓦刀和抹灰板等劳动工具，为的是干起活来得心应手，同时也不造成浪费。他一干起活来，身上就感到舒服，有一次竟把要去医务所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由于干这种活他跟队长平起平坐了”，因为“谁要是活干得好，对周围的人来说，仿佛他就成了队长”。有一天太阳落山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劳动兴致不减，忘记了劳累、寒冷和饥饿。队长吩咐，“别舍不得灰浆，把它甩过墙去赶快收工”(2)(第87页)，可是杰尼索维奇还是冒着归队迟到会遭受惩罚的危险，不肯从工地上离开，为的是不浪费掉那些水泥灰浆。这是一种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劳动是神圣的，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精神在劳动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囚犯们才能开玩笑，甚至嬉戏。不管他是属于哪个民族，不管他来自哪个地区，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团结、协作精神。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篇并不算长的中篇小说中，作家竟用十几页的篇幅，来描写伊万·杰尼索维奇跟队长比赛砌墙的场面。这部分写得非常精彩，甚至打动了很少读小说的赫鲁晓夫。在劳改营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在看守和警犬的监视下，囚犯们还表现出了那么强烈的劳动热情，这确实让人感动。在此让人想到了李大钊的名言：人的永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可由劳动得，一切苦恼都由劳动解脱。是的，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一切。伊万·杰尼索维奇与他的营友们正是通过拼命的劳动，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同时又在劳动中领悟、品尝真正的人生乐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劳动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在小说中强调，生活是不可毁灭的，生活中最可贵的是劳动，是劳动的人，是劳动人民，人人应该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不尊重劳动，不尊重劳动人民就是不尊重人的生存的尊严。为了突现自己的这一观点，作者在小说中抨击了几个不尊重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喜欢夸夸其谈，空发议论，而且他们的议论和意见越来越让人读不懂、听不懂。他们与劳动人民在思想上、行为上、感情上、甚至语言上格格不入。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即电影导演采扎尔与X-123号犯人两个文化人之间有一段关于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理论家爱森斯坦的谈话。他们争论得很激烈，都对前来给采扎尔送粥的伊万·杰尼索维奇视而不见。在一页的篇幅中作家三次提到采扎尔和X-123号犯人没有发现伊万·杰尼索维奇。“采扎尔坐在桌旁，背对着舒霍夫，所以没看见”；“他伸手接过粥，对舒霍夫连看都没看一眼，似乎粥是自己从空中飘来的”；“采扎尔根本不记得他还站在背后”，而X-123号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三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记忆上”。(2)(第31页)显而易见，作家在此影射了艺术家对养活他们的衣食父母——人民的态度，对人的劳动果实的态度，指责了某些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人格的蔑视。 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中企图向人们说明一个普通的、但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道理：人不仅仅是为了吃喝而生存，犯人也不例外。人人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有自己的信仰，而且靠自己的信仰而活着。人们的生存是有信仰的生存。作者塑造了一个基督徒的形象阿廖沙。阿廖沙因信仰基督教而被判25年徒刑，但他对于蹲劳改营毫不在乎，反而认为，“要是作为基督徒而受难，就不要感到羞耻，而要为那种命运而赞美上帝”(2)(第111页)，因为在这里阿廖沙会有充分的时间思考灵魂。所以，当他看到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仿佛从晦暗中升起来时，嘴角露出了甜甜的微笑。作家在此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蹲监狱是苦难，但是受苦受难也会从道德上净化人的灵魂，会使人追求更高尚的道德存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同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一样，认为天国就在他们心中，自由也在他们心中。对他们来说，内心的自由比形式上的、肉体上的自由更重要，心灵无法被禁锢，内心的自由无法被剥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纯洁而善良的心灵就不会有生存的尊严。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对人性和心灵的深层开掘，是对人生沧桑的哲理演绎，是人的生存的尊严对不公正的现实和强权的抗争，是“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是“对其时代的发人深思的启示”。(3)(第621页)人的个性、人的内在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历史责任感都在小说中得到升华。作者尊重的是人的生命与人性，崇尚的是神圣的劳动与高尚的人格。索尔仁尼琴以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感，以浓缩时空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达了对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深思考。[1] 参考注释： [1]参见周文斑《是政治状子还是呼唤人性的文本——兼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参考文献： (1)特瓦尔多夫斯基.代序[J].新世界杂志， 1962， (11). (2)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M].姜明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 (3)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Z].载索尔仁尼琴.癌症楼[M]，姜明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