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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文学颇为热闹的一年，从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到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争论声不绝于耳。无论是唱盛还是唱衰，其中既不乏情真意切之辞，也有偏激之语。但在这热闹声中，其实隐含的是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因此，在接近年底时，“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就仿佛是给一年来的文学论争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一方面，研讨者承认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并不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中国文学的质量有问题，得排除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评价失当，因此研讨者认为应该推进当代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打开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我以为，世界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符号，镶嵌进了当代文学的叙事之中。关于世界性的话题，在2010年里有一项扎实而又低调的活动应该提出来，这就是由中国的《小说界》杂志、日本的《新潮》杂志和韩国的《字音母音》杂志共同举办的“中韩日三国作家作品联展”活动。这三家刊物分别是三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刊物，他们各自邀约了本国一些重要作家为联展创作，并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同时发表，还在年底组织三国作家和批评家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我从《小说界》上读到三国作家的小说，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逐渐把我们身上的异味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过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性。 谈到中韩日三国文学的差异，这大概是一个文化比较的话题。有一位中国人最有资格来谈这个话题了，这位中国人叫金文学，他属于中国的朝鲜族，中国的朝鲜族与韩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他后来又去了日本学习，受到日本文化的熏陶，拿到了日本的博士学位。这就是说，三个国家的文化都在他的身上打上了印记。大概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所以就专门来做三国的比较研究了。他出过好几本这方面的书，其中有一本就叫《东亚三国志》。在这本书中金文学有很多精彩的见解。比如他比较了三国女性的差异，还比较了三国所喜欢的花：“中国人喜欢牡丹，国色天香，象征荣华富贵；日本人喜欢樱花，刹那盛开，瞬间凋零，象征残酷之美；韩国人喜欢木槿，质朴无华，小家碧玉，却不屈不挠，顽强生存。”金文学的比较很形象，也很有说服力。 我想借用金文学的观点来比较中韩日三国文学的差异，但发现这仍然很困难。我甚至想，它们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吗？就我对文学的了解，文学所呈现出的国人性格远远要比花的象征性丰富得多。如果说日本人喜欢樱花是因为它象征了残酷之美，那么，日本文学就一定擅长表现残酷之美，事实也的确如此。日本文学中的残酷之美是很有震撼力的，现在他们年轻一代作家所写的青春小说竟然也是残酷青春小说，比如已在中国出版的金原瞳的《裂舌》。而中国的“80后”作家热衷于在青春书写中表现小资情调，他们似乎没有日本年轻作家的勇气，把美推向残酷的境地。尽管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中同样也不乏残酷之美的表现，如莫言、残雪的小说。又比如说，木槿象征了不屈不挠、顽强生存，在韩国文学中能够读到许多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人物形象，而这样的人物形象其实也是中国作家乐于塑造的。我们都是黑眼睛、黄皮肤，那些蓝眼睛的西方人能够一眼就分辨出来，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谁是日本人吗？两年多以前，在韩国举行了首届东亚文学论坛，有许多共同的社会问题横亘在三个国家的面前，有许多共同的精神困扰在折磨着三个国家的人民。因此三国的作家也许在思考着共同的问题，书写共同的人性。比如就在这一次的三国作家作品联展中，有一篇韩国作家金爱兰的小说《水中巨人》。这是一篇写小人物艰难处境的小说，母女俩在大雨滂沱时困守在家中，以她们弱小的躯体抗拒着建筑公司的强行拆迁。我读了这篇小说后大吃一惊，原来韩国也有强行拆迁的社会问题。金爱兰的这篇小说与中国这些年来流行的底层小说非常相似。中国的底层小说关注着弱势群体，从底层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博大的人文关怀呼唤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又比如同样是这次联展中的日本作家柴崎友香的小说《我不在喀土穆》，我读这篇小说时仿佛读的不是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位中国女作家的小说。因为像柴崎友香这样细腻的日常生活叙述正是中国女作家最乐意采用的叙述，她们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感觉去发现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所传达出的人性的深邃意蕴。 但是，中韩日三国的文学仍然存在着差异。比方说，中国文学强大的乡土叙述传统，渗透在中国作家的意识中，哪怕他写的是纯粹的都市生活，背后都会有一个乡村的影子。土地情结、乡愁、家庭伦理，则是从乡土叙述传统中过滤出来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像浓云一般笼罩在中国作家头上。这一点显然没有出现在韩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身上。乡土叙述既是中国作家的长处，也是中国作家的短处，因为强大的乡土叙述传统约束了中国作家对城市的叙述。而韩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特别是日本作家，对于城市的叙述就要圆熟得多。可以说，日本作家和韩国作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城市叙述传统，这正是中国作家需要好好学习的地方。在这次三国作家作品联展中，韩国作家朴范信的长篇小说《流苏树》就是一部关于城市书写的成功之作。小说写韩国西海岸的一座城市，市长雄心勃勃地进行着城市的经济开发，一个新城区横空出世。但与此同时，旧城区成为垃圾填埋场和设备废弃所，沦为“野兽村落”。这里生活着因为建设新城区而被剥夺了生活基础的人群。如“我”为了培养孩子不得不去卖身，在这样的社会中，梦想提高自己社会阶层的人们只能靠堕落或犯罪来取得满足。但“我”最终被善良的本性所打动，以无私的母爱施予一个自闭的儿童，并带着这个孩子离开了这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小说的故事与中国当下一些底层关怀的小说有相似之处，但我以为这位韩国作家对于城市的思考更为深刻，他不是以一种怜悯之心去发现底层的温暖，用韩国批评家的话说，这部小说写出了贱民资本主义的现实：“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他们被社会彻底排斥却又拥有某种神圣性，这让他们成为‘Homo Sacer’(神圣的人)。而只有在此种条件下，卑陋和神圣才能化为一体”。我在阅读《流苏树》时，同时会联想到曾经读过的一些国内作家书写城市的小说，这些小说止步的地方，其实正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写作的起点。 中韩日三国的作家应该达到资源共享的境界。大众文化在资源共享上走在了文学前面。现在三国的影视明星和流行歌手几乎没有国界的限制，成了跨国界的明星。韩国荧屏上刚出现野蛮女友的身影，中国男人们马上就感到心惊胆战。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建设来说，文学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加强三国间的文学交流和对话，从而为三国作家资源共享搭建起一个理想的平台。我以为，此次三个国家的纯文学出版社和刊物联合举办中韩日三国作家作品联展，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动，也是搭建这一理想平台的非常具体的行动。但是，文学交流是一条坎坷崎岖的路途。我在韩国首尔参加三国作家面对面的对话活动时，对此感触颇深。无论哪个国家的作家在发言时，必须先后翻译成另外两种语言，才能让在场的每一位参与者明白。于是我说道，我们必须在三种语言之间跳来跳去。这句话竟引起全场的欢笑。严格说来，场上的笑声是延宕式的笑声，因为这句话先后用了三种语言表达出来，一种语言的表达就只有相应的一群接受者发出笑声。或许，延宕正是文化交流的魅力所在，世界性则是在延宕中实现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