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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专著《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等。 早听说《文艺报》要设“外国文艺专刊”，我起初以为是心血来潮，接到编辑稿约，方知此事非虚，竟一时无从下笔。 首先，世界文学是个老话题、大话题，谁都能就此说上几句，但惟其如此，也才不易说得清楚。迄今所知，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是歌德。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远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文学和谐共存、互相交流。而这个概念恰恰是在歌德阅读了《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清代小说或印度古典剧作《沙恭达罗》后才萌生的。当时，年逾古稀的老歌德大受鼓舞，认为人类感情的相同之情远远超过了异国之理。然而，马克思不以为然，他老人家不相信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愿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是基于资本国际垄断的一种言说，也就是说当国际资本将其逻辑强加给各民族及其文学时，世界文学才会无如现身。如今，事实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化。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70年代以降，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其中的泡沫显而易见，利益流向也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失去发展机会；顺之，则可能被“化”。 可见，“全球化”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平等。而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和狂欢景象也不仅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倾向实际上已在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多元发散的表象。“全球化”和“多元化”说穿了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论。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世界文学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这就回到了哲学的千古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不过哲学的这个根本问题原本是指向集体经验的，而今却愈来愈局限于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了。 其次，中国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流已是既成事实，而且这事实从潜在到显在，正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才格外发人深省、急人所难：对正在形成的文学“一体化”实行背反，以保护文学生态、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因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创作界，高扬民族主旋律、孜孜拥抱乡土、拥抱传统的仍大有人在。历尽解构风潮，从认知到方法的重构也愈来愈为世界各国的文学界、思想界所期待。比尔·盖茨们才不管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呢，尽管这些理论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帮了他们的忙：消解传统认知(包括经典)及其蕴涵的民族性与区域或民族价值与审美认同。 无论初衷如何，形形色色的“后主义”理论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模糊意识形态，颠覆传统认知，消解民族性。这些思潮首先于上世纪80年代对苏联东欧产生了影响。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虚拟文化又对上述“后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美国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多少包含着对于世界发展态势的估量。像“人权高于主权”以及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等等，也只有在资本完成了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并实行国际垄断的情况下才可能提出。 于是，在目下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中，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在“去精英化”的大众消费时代，在人类从自然繁衍向克隆实验、从自然需求向制造需求(包括文学时尚、文化时尚)转化的时代，文学及所有人文工作者是听之顺之、随波逐流呢，还是厚古薄今地逆历史潮流而动？面对两难选择，马克思深谙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环节，却并不因此而放弃站在代表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这应该是人文学者一个起码的共识，也是经典重构、学术重构、价值重构的基本前提。然而，“后主义”的喧嚷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变成了众声喧哗的自慰式狂欢。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模糊蒙蔽了不少人的视阈。 同时，文学不是用单纯的社会学方法便可以一览无余的，就像心灵不能用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的一孔之见来一概而论。譬如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等，一方面虽非亘古不变，另一方面却又不一定因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血缘对于亲情、互助对于友情、忠贞对于爱情、思念对于乡情几乎千年不变，尽管其形式在游离，一如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稳定。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地向我们逼近。然而，但凡有亲情、友情、爱情，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在，上述情感将依然是人类的美好诉求。而所谓的自然伦理也不外乎天伦之乐的延伸。如此推演，探究经验与超验、已然与或然、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以及生命的意义和无如、情感的诚挚与怪诞、审美的个性与共性、历史的真实与虚妄以至语言、阅读、写作、想象本身和人性的类似与迥异、简单与复杂、此岸的困顿与留恋、彼岸的玄想与可能，等等，依然并将继续是文学艺术的使命。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它也是心灵的最佳投影，比历史更悠远、更真切，比哲学更丰富、更具体。人心微似纤尘，大于宇宙。鲁迅谓人心很古，但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惟其如此，文学才是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重要介质；惟其如此，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 再次，从林纾、王国维、梁启超等开始，我们接触世界文学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而且，起初基本上只是欧美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逐步将视野拓展开来，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文学进入视阈，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西方现代派、稍后的后现代派文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拉美文学等等，我们才逐渐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概念。19世纪末就连我们自己的文学史也必得由老外来撰写的可悲局面被迅速改写，而今我们终于有了三千多部文学史，其中不少是“世界文学史”。虽然这林林总总里有重复、有垃圾，但交流和并存业已成为事实，并正在不可逆转地发散和发展。 无论如何，外国文学已经并将进一步撞击和影响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则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环并将愈来愈与之融为一体。然而，不论“全球化”或“世界化”或“一体化”如何“化”人，千人一面总是枯燥、乏味的；天光云影般丰富多彩才是人文正道。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