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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草叶集》逐渐被视为美国史诗，惠特曼被尊为美国思想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就惠特曼的创作与美国对他的接受而言，他得益于两位缪斯：爱默生与庞德。从爱默生到惠特曼，再到庞德，诸位缪斯相互之间的精神对话、启迪、扬弃与发展，构成了美国文学经典构建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叶，美国文学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蓬蓬勃勃的发展并逐渐进入成熟的发展时期之后，美国文学界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局面，即如何对待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本土作家的创作，如何解读和评价他们的创作遗产，以及能否以其创作成就为基础来构建美国文学的经典，进而在教育界和学术研究界确立美国文学应有的身份和地位。 20世纪初叶，庞德率先对惠特曼进行反思，转变了对惠特曼的认识，从贬低甚至否定惠特曼的创作，转为接受和认同他的思想与艺术，由此在美国文学艺术领域、学术界与教育界产生了重要而长久的影响，有助于改变惠特曼及其诗歌长期被边缘化的境遇，并最终使其成为公认的美国文学经典作家。换言之，如果将庞德与惠特曼两位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诗人比作希腊神话中司掌艺术的“缪斯”，他们之间对话与契约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确立了惠特曼在美国文学史上的至尊之位，还在于为20世纪上半叶构建美国文学经典的进程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 回溯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伴随着19世纪中叶爱默生、梭罗、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斯托夫人、朗费罗、惠特曼、狄金森以及稍后出现的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一大批美国文学家的崛起，美国文学逐步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相继出版了《自然》《瓦尔登湖》《红字》《白鲸》《草叶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以及《贵妇人的肖像》等一大批杰作，使得历史只有短短百余年的美国文学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发展景象。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美国文学延续了19世纪中叶以来强劲发展的趋势，以亨利·詹姆斯、庞德、T·S·艾略特、伊迪斯·沃顿、斯蒂文·克莱恩、西奥多·德莱赛以及尤金·奥尼尔为代表的庞大而富有创作力和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分别以欧洲和美国为创作基地进行文学创作与试验，在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美国文学如火如荼的发展，也在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和认同，进而逐步为主流社会舆论所认同。作为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认同美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1917年设立的普利策奖包括了专门褒奖美国文学创作的三个分奖项，即普利策小说奖(Pulitzer Prize for the Novel，1948年之后改称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普利策诗歌奖(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1922年之前称为Pulitzer Prize Special Citations and Awards)和普利策传记奖(Pulitzer Prize for Biography or Autobiography)。对于上述三个奖项，评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只有身份为美国公民的作家才有资格参评，参评的作品也必须是当代杰出的美国文学作品。上述评奖规定显示出，对美国文学的认同与构建美国文学经典的进程由此拉开了序幕。同样重要的是，在欧洲学术界和教育界，美国文学家的创作成就也逐渐得到关注和认同。1907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马克·吐温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承认并奖掖其在美国文学创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马克·吐温由此成为牛津大学授予该项殊荣的第一位美国文学家，此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欧洲学术界和教育界对美国文学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然而美国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到了20世纪初叶，尽管亨利·詹姆斯、庞德、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F·S·菲茨杰拉德、海明威、西奥多·德莱塞、伊迪斯·沃顿、尤金·奥尼尔等作家已经蜚声国际文坛，其小说、诗歌和戏剧创作为美国文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为美国文学初步树立了国际形象，美国社会对自身民族文学的认同与美国文学经典的构建仍旧积重难返，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内经历一个充满矛盾与痛苦的过程。与普利策奖等上述局部发生的积极影响相比，美国文学在美国社会各界远远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18世纪以来崇尚欧洲文学的意识形态、美学观念以及阅读情趣仍旧根深蒂固，美国作家及其作品仍未摆脱被边缘化的状况。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庞德开始反思19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学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重新解读惠特曼的创作思想和诗歌。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庞德对惠特曼的重新解读是一个较为漫长和痛苦的经历，前后持续了大约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期间也正是庞德作为诗人最为活跃的创作时期。在他1908年前往伦敦之前，庞德对惠特曼的认识和态度都是负面的。像他同时代的许多美国学者一样，庞德虽然几乎没有系统地阅读过惠特曼的诗歌，但对他却持有强烈偏见。庞德恃才傲物，不仅蔑视惠特曼，而且敌视其诗歌，认为他的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诗体形式都粗俗低劣。在到达伦敦之后，庞德逐渐摆脱了美国文学界的影响，接触到了W·B·叶芝、A·L·丁尼生、T·E·休姆、R·吉卜林等当时在英国乃至欧洲文坛叱咤风云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学术视野旋即大为开阔，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与20世纪初叶实用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美国相比，庞德认为伦敦是文学创作的天堂，他也由此拉开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作时期的序幕。正是在这一时期，庞德在接触并接受了F·S·福林特所提出的意象派诗歌的创作纲领之后，发现福林特的创作思想与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体现的创作思想颇为近似，因此启发他重新审视惠特曼的诗歌创作，最为直接的结果是他和R·奥尔丁顿以及H·杜利特尔等人一道为意象派诗歌理论增添了三条新的原则：即在诗歌创作中不论是对于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诗人都应当予以直截了当的处理，直接论述；凡是无助于增加表现力的词绝对不使用；在节奏方面，创作应当以诗歌内在的音乐节拍为序，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音步的机械规则。对此，庞德在《回顾》一文中予以概括和进一步的论述。 促使庞德接受并认同惠特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伦敦较为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了中国古诗和哲学经典以及日本古典诗歌。至今在英美文学史和翻译文学上仍旧被视为名篇佳作的《神州行》和《诗经》中的作品，都是庞德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和日本的经典作品不仅使庞德领略到了与他所熟知的西方思想、文学艺术和心理性格大为不同的东方智慧与艺术以及情感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他者”的中国经典和日本经典使得庞德对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予以重新认识，并赋予文学中的民族性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他对惠特曼的反思中尤为重要，他审视和评论惠特曼的一个关键点是把惠特曼视为具有美国民族个性的诗人。 大体而言，庞德对惠特曼的反思和认同前后持续了近十年，结果更多地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艺术思想，不仅包括诗体的形式、意象与情感模式，还包括主题、视野和民族价值观念等。1916年，庞德已是当时美国乃至西方诗坛的领袖，他发表了《契约》(A Pact)一诗，推心置腹地倾诉了他与早已作古的惠特曼的对话，犹如两位缪斯跨越时空倾心而谈，文字质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该诗的感人之处，是庞德塑造了惠特曼作为“父亲”的形象，而自己则恭敬地从晚辈的视角仰视这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父辈，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坦荡、博大的胸怀与民族意识。庞德坦承，他出于思想和艺术上的幼稚而曾经长时间厌恶惠特曼，然而时过境迁，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惠特曼的误读，领悟到其伟大功绩在于他犹如在蛮荒中劈荆斩棘的伐木人，为美国诗歌的发展独辟蹊径，使后来的诗人可以因此展示才华，在他采伐的树木上精雕细刻，创造艺术佳作。此外，作为美国诗人，庞德还意识到他与惠特曼同根同源，共同拥有美国民族身份与诗歌创作的志向。正是基于民族的同一性，庞德主动打破精神上的隔膜与壁垒，与惠特曼建立彼此之间的“交往”。庞德对惠特曼的认识发生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并引领惠特曼的思想和艺术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历史也证明，惠特曼由此改变了长期被边缘化的境遇，成为具有持久影响的美国文学经典作家。 20世纪以后陆续出版的史料显示，大约在1908年至1909年间，即庞德年方23岁，在伦敦一年之后才逐渐摆脱了美国文学界狭隘思想的影响，得以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土地上第一次阅读和研究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对他进行了痛苦而充满心理纠葛的反思，因为一方面是随着自己逐渐成熟，再也无法回避惠特曼的深邃以及诗人体现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创作思想和别具一格、生机勃勃的诗歌对他的启迪和吸引，另一方面他当时也难以从前人对惠特曼的偏见中完全解脱。他对于惠特曼的认识之所以充满矛盾，因为他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尚未做出抉择，缪斯的灵魂仍旧游弋于两者之间。1909年，庞德将这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记载于《我心目中的沃尔特·惠特曼》(What I Feel About Walt Whitman)，但一直没有发表，手稿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直到1955年才收入其作品集发表问世。 《我心目中的沃尔特·惠特曼》较少为人关注，但实际上它的内容比《契约》一诗更为丰富和重要，犹如一幅自画像，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庞德反思惠特曼的复杂思想和心理，以及他作为文坛新秀举步维艰、迎合时尚但谋求发展的城府。在文中，庞德首先将自己定位于立足欧洲的“世界公民”，以便拉开与惠特曼的距离，以客观的视角和态度解读他的思想和艺术。在此基础上，庞德就像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把自己等同于美国一样，也将惠特曼等同于美国，不仅认为他是惟一值得阅读的美国诗人，而且将他尊奉为美国的化身。庞德对惠特曼的真知灼见还在于，他认为惠特曼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他对传统的继承和富于个性的创新，在于他的真实、博大、民族个性、信念以及他所关注和颂扬民主、个人自由等美国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此外，文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内容之一是庞德把惠特曼称为自己的精神父亲(“my spiritual father”)，坦白出他在心灵深处也是一个惠特曼，具有难以遏制的创新冲动，但因为他希冀能够跻身于欧洲文坛，所以不得不刻意掩盖他与“精神父亲”之间的密切联系，只能公开赞美但丁、莎士比亚、里奥克利特斯、F·维永等传统欧洲文学巨擘对他的启蒙以及他对他们的顶礼膜拜与继承。 总而言之，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草叶集》逐渐被视为美国史诗，惠特曼被尊为美国思想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就惠特曼的创作与美国对他的接受而言，他得益于两位缪斯：爱默生与庞德。惠特曼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美国诗人”(the American Bard)，并创作出美国史诗，在其创作的起步阶段有赖于爱默生的启迪、认同与鼎力支持。对于惠特曼而言，爱默生宛如照耀其灵魂的灯塔，他尊称其为“大师”。进入20世纪之后，惠特曼的思想与艺术逐渐为美国文学界、教育界、学术界等其他社会领域所认同与尊崇，拥有了美国文学历史上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庞德。从爱默生到惠特曼，再到庞德，诸位缪斯相互之间的精神对话、启迪、扬弃与发展，构成了美国文学经典构建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