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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封斯·都德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25岁时，发表短篇小说集《磨坊信札》。两年后出版了带有半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小东西》。普法战争爆发后，都德以这次战争为背景，创作了一组短篇小说。 巴黎《社会出版社》编纂的《法国文学史》里评论阿尔封斯·都德，指出：“他的荣耀里虚构多于真实，其作家面貌及作品都相当变形走样。”具体述及都德的生平创作时，这部文学辞典又提到：“再说，他年轻时就当了莫赫尼的私人秘书，始终趋附于帝国的皇权，性素倾向上流社会，绝不会从意识形态或文体上与之决裂，以至于无法确立作家的独立性。”言下之意，都德是一个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的御用文人。 的确，都德在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也妮的亲自推荐和庇护下，从一个外省小学监跻身巴黎贵族上层，受到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弟弟、内政大臣莫赫尼的宠爱，得以长期领取干薪，而这正决定了他惯常的社会立场，一生都忠于第二帝国皇室。他为拿破仑三世家族效犬马之劳，最卓著的业绩就是竭力支持路易·波拿巴发动普法战争，跟复仇主义者、诗人保尔·德鲁莱德串联结帮，二人成了这场非正义战争最狂热的一对孪生吹鼓手。 都德配合德鲁莱德为拿破仑三世在欧洲扩张势力的战争叫嚣，纠集德·拉瓦莱特侯爵和一伙外省的正统保皇派，还特别通过第二帝国大臣布罗格尔，让其兄当上了“政府公报”的主编，变为官方喉舌，为在“爱国”的旗帜下向普鲁士进军鼓噪。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继普奥战争后对德宣战，需要在国内制造舆论。当年8月15日，皇后欧也妮给都德授勋，受宠若惊的“小东西”激昂地宣称：“一种新的本能驱使着我，这就是爱国的天性。”此时，德鲁莱德已奔赴疆场，在巴塞依被普鲁士军俘获，后逃到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营避难。都德自然也不甘落伍，但在尚波洛塞一役腿部受伤，加上近视眼终被复员。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溃败，率十万大军向俾斯麦投降，第二帝国垮台。法国与普鲁士签订《法兰克福和约》，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战败的颓局下，德鲁莱德嗟叹：“我丧失了两个姊妹”，但称“法兰西犹生”，决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此君创立“爱国者同盟”，自诩为法国复仇的化身，誓要收回割让给敌国的领土。他摇动笔杆，写了“士兵之歌”系列，其中《军号手》被誉为“爱国主义”杰作，由甘必大提议正式收进了法国教科书，由官方规定为青少年长期必读的爱国名篇。但是，听听法国《罗伯尔人物辞典》对德氏“爱国主义”的针砭：这本是一种国家主义和复仇心理的表露。 作为德鲁莱德在普法战争中的难兄，都德也遵循了同样的轨迹。他根据自己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亲身经历，陆续写出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最后一课》跟德鲁莱德的《军号手》同样充满“爱国情愫”，是一双“并蒂莲”，也进入了法国教科书。 “月曜日故事”于1873年结集出版，由作者题献给其兄艾耐斯特，后者曾为第二帝国大臣鲁埃的心腹，后伙同奥尔良党人米切尔创办《新闻报》，旨在防止“庶民作乱”，是个劣迹昭彰的“秩序党”分子。然而，在都德的自传体小说《小东西》里 ，他竟被作者涂脂抹粉，写成一位憨厚仁慈的长兄“雅克”。都德一贯标榜“纪实”，其叙事的客观性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一课》属于《月曜日故事集》中的“普法战争”系列，写作背景自然跟当时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文学评论不应规避作者的精神烙印，离开社会历史因素奢谈“爱国主义”，想必不是尊重事实。 须知，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一场拿破仑三世与“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欧洲争霸的非正义战争，两国的统治者都以“爱国”煽动民族情绪，因而遭到法德两国广大民众的坚决抵制。这一立场鲜明地表露在尔后欧仁·鲍狄埃写的《国际歌》里：“吾侪和兮，战彼暴君！”1870年7月普法战争伊始，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就委任卡尔·马克思于7月23日起草了一份“反战宣言”。这之前，拥有25万会员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早于当月12日就发表“告德意志兄弟书”，号召两国民众罢战，拒不给帝国充当炮灰。与德鲁莱德和都德的“爱国”狂热相反，进步的法国民众掀起反战浪潮，汇涌成当年的时代主流。 在《国际歌》第五节里，作者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众反对列强争霸，驱民于战的意向： 如果这伙吃人生番， 硬逼我们充当英雄好汉， 他们不久就将知道， 士兵的枪口会向将军调转。 这恰是1871年3月18日在巴黎蒙马特尔高地发生的情景：转向起义群众的士兵在玫瑰巷枪毙了他们的两位将军克莱芒·托马和勒贡特，作为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先声。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这个人类历史上首次的人民主权政府，引起了德鲁莱德和都德之辈对敢于反叛他们的“法国同胞”的刻骨仇恨。一文一武，他俩又结成摧毁巴黎公社的“孪生屠夫”。德鲁莱德佩戴着凡尔赛匪帮授予他的军功章，于1871年5月21日听命梯也尔闯进巴黎，参与了对数万巴黎公社社员的大屠杀，让启蒙城淹没在血泊里。都德则唇枪舌剑，拿起笔当武器，凶猛讨伐巴黎公社。 早在巴黎公社成立之时，都德就挤进“自由逃亡者”的人流，从巴黎逃到他在外省尚普罗塞的居所，躲在乡下向巴黎放冷枪。他在凡尔赛分子的报纸上辟专栏“失踪者信札”，连续发表一系列征讨巴黎公社的“檄文”，谎言连篇，其狂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见证者吕西安说：“突然，人们面前出现一个不曾见识的都德，如此粗暴、尖刻、辛辣，简直都不敢认他了！” “失踪者信札”收进《月曜日故事集》，构成该集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巴黎公社系列”，包括《三限令》《阿赫杜尔》《起义场景》《公社兵痞》《小馅饼》《法国仙女》《舟上独白》《音乐会》《蘑菇房》和《拉雪兹神甫墓地的战斗》等。自公社开始到最后147名战士在拉雪兹公墓的夏洛纳白墙中弹倒下，作者竭尽丑化之能事，喷出仇恨的硝镪水。在《三限令》里，他诬蔑建立巴黎公社的民众有遗传的“犯罪癖”：“巴黎人喜欢骚乱，没什么能驱除这种癖好！这生来就在血液里，你有什么办法？让人开心的并不是政治，而是政治进展的方式。工厂关闭，群众集会，四处闲逛，还更有些我说不出来的什么。”在都德眼里，巴黎民众在普军围城形势下奋起建立自己当家做主的公社是邪恶本能的外泄，无异于乌合之众的罪戾。更有甚者，在《蘑菇房》一文中，巴黎公社成了“万恶之源”，“可憎之极”。他这样描述公社前夕革命者聚会的巴黎“马德里咖啡馆”：“竟然是这帮人一年来在引导法国。到这儿来喝咖啡的人除了最丑的，就是最蠢的，没一个像样的……可现今却都当上了公社委员！”都德无视巴黎公社委员全部通过普选产生这一事实，竟然在赞扬“爱国者”沙文后声称：“暴乱的日子，红旗摇动，巴黎由一群黑奴执政。”在《阿赫托尔》里，他诅咒工人阶级是“一伙笨蛋”，巴黎公社是“蠢举”，惊呼：“我们刚看到一个没有仙女的国度会成什么样子。”他以阿赫托尔为例，描绘工人一出工厂就径直到小酒店喝光一周的工资，深夜醉醺醺回到家里打老婆，翌日醒来又夸夸其谈，揭露资本的暴虐，要求工人的权利。他归结道：“在那类低级酒吧里，还有其他一大堆是小阿赫托尔；他们一到父辈的年纪，就会挥霍完自己的工资，挥拳头打老婆……而恰是这个族群在妄图统治世界呀！” 都德善于用诙谐的语调讲故事。他嘲讽巴黎“红色俱乐部”里的一次音乐会：“人们在唱歌，音乐爱好者轮流登到场内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披着戏装故作姿态，再现昔日的情节剧……我们先看到的是工人思想家，一位长胡子机械工来咏唱无产者的痛苦。他喉音忒重，把穷无产者唱成了‘可怜的普罗……罗……罗……’表达‘国际’在他心里激起的一腔忿懑。接着，又来一个睡眼朦胧的穷光蛋，给听众唱了不起的《贱民之歌》，声调缓慢、愁怅、无精打采，简直像一首催眠曲……台上四支蜡烛摇红，鼓动这伙群众的哗众取宠之心，使他们顿生虚火。” 作者丑化无产者，矛头直指卡尔·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诬蔑“国际”煽动“贱民”犯上，是作乱老巢。可见，都德针对的不是一两个工人个体，而是整个无产者的“族群”，尤其是他的革命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劳动者协会”，简称“国际”。 正是怀着这股对“贱民”的鄙夷和仇视，自诩为“幸福商”的都德在支持梯也尔血腥镇压巴黎公社时露出另一副狰狞面目。他在《拉雪兹神甫墓地的战斗》里描写凡尔赛分子将最后一批公社战士逼至夏洛纳墙角集体射杀时，歇斯底里地吼叫：“这是一帮曾在巴黎作恶多端的强盗！”在他眼里，敢于向旧制度挑战的公社社员是一群“匪帮”，罪不容诛，死有余辜。 正因为如此，既定秩序的卫道士们视《月曜日故事集》为都德的“代表作”，力促其版本广为流传，扩大影响。但是一些客观的评论者则感觉这部作品“有着其创作环境的深刻烙印”，认为：“读这本故事集，人们不免看到马克思笔下那个梯也尔的某些肖像特征”。至少，如果说第一帝国时有个叫沙文的士兵狂热拥护拿破仑的对外扩张政策，那么《最后一课》的作者则酷似拿破仑三世的沙文。不同的是，后者更为极端、固执，在《月曜日故事集》里不仅煽动民族对立，而且鼓噪阶级仇恨。用“文如其人”形容，再恰切不过了。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阿尔贝·迪波岱评论都德的作品说：“他缺乏创造者的气质，没有任何建树。”这与屠格涅夫在《日记》里承认都德“低能”如出一辙。另外，都德还陷入多起抄袭诉讼，他单独署名的《磨坊信札》里有《塞甘先生的山羊》《老者》等数篇就出自保罗·阿莱纳之手，《阿尔卑斯的达尔达兰》原本是于格·勒鲁写作的，也一概列在了他的名下。法国文论普遍认为他只擅长“简单的叙述和短暂的场景”，“很难入现实主义的大潮，甚至永远都不能确立自己作家的地位”。他在妻子朱莉·阿拉尔的督促下写了《小弗洛蒙与老里斯勒》《罗伯尔·埃勒孟》《纳巴布》《杰克》和《努马·鲁麦斯坦》等十来部小说，都没达到老婆望夫成龙的高标，无非都是围绕家庭和既定道德的说教，其中最典型的是1884年发表的《萨福》。关于这部书，保尔·拉法格在《文学评论集》里指出：“小说满足了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要求人用精心编造的刺激性报道供他们娱乐而又无损其偏见，以迎合彼辈的本能情感和性欲。这是落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肩上的任务，都德极好地最终完成了。很少有书能比《萨福》更充满资产阶级情趣。”另一位批评家则说：“都德通过几个荒唐无稽的人物，来维护既定的道德……他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忠实捍卫者。” 都德的父亲是一个正统保王派，仇恨一切革命运动。他无疑是继承了其父的衣钵，而他的儿子吕西安·都德和列昂·都德也不负先辈期望，是君主政体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热烈吹鼓手，前者撰写了《欧也妮皇后传》，后者奉行排犹主义，还和莫拉斯一起创建了二战时推动法西斯思潮，支持维希伪政权的极右翼组织“法兰西行动”，祖孙三代人可谓一丘之貉，共同为天真的人们上了生动的“最后一课”。 都德的《最后一课》在法国早已被从学校课本中删除淘汰。因为，普法战争结束时，阿尔萨斯150万居民中，说法语的只有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0，是绝对的少数。这一语言历史事实现今在法国得到了尊重。而且，都德父子的沙文主义和反犹太叫嚣已被归为当今欧洲法西斯和新纳粹思潮的先声。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