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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日本古典小说尤其是近世小说中，荒诞诡异的怪异小说占很大比重。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如《聊斋志异》中还曾出现善良美丽的狐仙鬼魅，那么日本怪谈中出场的妖怪怨灵，则大都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色彩。这种怪异性在日本现代的电影、推理小说以及演剧中仍在延续，成为日本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日本学者侧重对怪异小说中的中国文学典据进行考证，但对其深层的思想和文学理论背景少有涉及。中国学者对日本崇尚怪异小说的观念也缺少整体把握，只是常以怪异来泛泛地概括近世小说的特质，亦未充分发掘出日本小说怪异性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本文将从宗教信仰、文学思想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重点考察日本近世小说怪异性的形成渊源。
1.清怪异小说与日本民间怪谈的融合
勃兴于六朝、兴盛于中唐的志怪传奇小说，经过宋、元两朝的沉寂之后，到明初又重新焕发生机。日本早在奈良平安时代就开始阅读六朝至唐宋的志怪传奇，江户时代明清小说更是搭乘贸易之船大量流传到日本，其中《剪灯新话》对近世怪异小说的流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剪灯新话》是明代瞿佑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内容为烟粉和灵怪类，曾屡遭明政府查禁。《剪灯新话》流传到日本后出人意料地备受欢迎，日本读者不仅欣赏其高超的传奇性，而且沉醉于其浓郁的异国情调。一些日本小说家还以此为契机，从《剪灯新话》、《警世通言》、《古今小说》、《五杂俎》等中国小说中汲取素材，同时又将日本古典或传说天衣无缝地融入其中，使其既有异国小说奇幻的魅力，又因适合本民族的风土人情而更易为读者所接受，这种改编手法在日本文学史上称为“翻案”。 “怪异性”是江户时代翻案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江户前期假名草子作者浅井了意(？——1691)被称为日本“怪异小说之祖”。他以《剪灯新话》为蓝本翻案出充满怪异色彩的短篇小说集《伽婢子》，引发了近世怪异小说的流行。“伽婢子”是日本民间流行的具有驱邪除魔作用的布偶人，通常放置在幼儿枕边。浅井了意后来又完成了具有补遗性质的小说集《狗张子》，“狗张子”是纸糊的为偶人守夜的狗。这两部小说集的命名含有为儿童教化启蒙的意味，但由于伽婢子和狗张子将作为女孩的陪嫁，日后还将随同主人一同入葬，所以这样的命名又有了一丝怪谈的意味。 在《伽婢子》的《牡丹灯笼》一篇中，为美貌女鬼手持灯笼的女童，就是当年作为陪葬的伽婢子。《牡丹灯笼》翻改自《剪灯新话》的《牡丹灯记》，描写主人公荻原在七月十五之夜结识了一位貌美婀娜的女子，女子夜夜前来与荻原欢会。邻居老翁感觉异常，从墙缝中向里探望时，却发现女子的轻声细语竟发自一颗摇头晃脑的骷髅。后来，荻原听从了老翁的告诫，在门板上贴上书符不再与女鬼往来。但偶尔路过女子坟墓时荻原忍不住上前张望，这时女子现身责备荻原的薄情，并将他拉入门内。当众人惊慌失措地赶来时，荻原已被强行拽入墓内，与骷髅抱在一起俯仰而亡。以后每逢阴雨之夜，荻原都会携该女出来散步，为其手持灯笼的女童无疑就是一同入葬的伽婢子。 明清小说中丰富曲折的怪异情节与江户时代盛行怪谈的风俗不谋而合。原来江户时代流行一种名为“百物语”的怪谈会，人们相信讲完一百个怪异故事后定会有妖怪出现。浅井了意的本意也是要写完一百个怪异故事再结册出版，只是由于缺乏素材以及出版商的催促等原因，所以只收录了六十八则故事。百物语有一定的形式要求，人们在月黑之夜点上青纸糊的行灯，插上一百根灯芯点燃，然后轮番讲述可怕的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就拔掉一根灯芯。当灯芯拔完的时候，房间变得阴森恐怖，人们静静地等待妖怪的出现。不仅如此，大家还想尽办法来烘托怪异的氛围，例如都穿上青色的窄袖和服，或者将大拇指捆在一起动弹不得，或者每熄灭一盏灯时便举起镜子照自己的脸等。尽管人们营造的氛围很恐怖，不过当然不会真的有妖怪出现，所以后来的百物语逐渐演变成一种游戏。江户时代的很多怪谈小说都取材于百物语，很多就直接以百物语来命名，如《诸国百物语》、《御伽百物语》、《怪谈百物语》等，百物语对推动怪谈在民间的流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户后期著名小说家曲亭马琴(1767——1848)也非常热衷于荒诞怪异的描写，他的章回体长篇读本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就糅合了众多来自《水浒传》、《搜神记》等中国典籍的怪异情节。不仅如此，日本小说家还仿照中国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在小说序跋中为怪异描写的正当性做辩护。曲亭马琴从“劝善惩恶”和“隐微”的角度，强调了怪谈的必要性：“后多涉及怪谈无非是为劝惩之意。……对怪谈有雅俗之分，余虽不才，所撰之怪谈无不寓劝惩者。”(1992：110)马琴常因虚幻怪诞的描写而遭到颇多非议。例如，有读者指出《南总里见八犬传》“事事物物无非是怪谈鬼话。……不喜欢怪谈者必感到厌倦。”对此，马琴予以据理力争：“问此言当乎。否，非也。可据唐山之稗史大作推之。鬼话怪谈之多者非独《西游记》，譬如《水浒传》也是以怪谈安排情节。……此乃该书之主要情节，作者之隐微即在于此。……后多涉及怪谈无非是为劝惩之意。”(1992：110)马琴以中国的《西游记》、《水浒传》为例，认为鬼话怪谈中蕴涵着作者的“隐微”之意。马琴苦心编排情节的目的是对普通的妇人孺子进行劝惩教化，使其能辨析忠奸善恶。之所以多采取怪异描写，一是可以超越生活常识方便安排情节，二是因鬼话怪谈更能吸引普通观众的兴趣，从而更容易达到教化的目的。
2.借“生魂作祟”以“解闷发愤”
上田秋成(1734——1809)的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被誉为日本近世怪异文学的登峰造极之作，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凄厉恐怖的叙事氛围，主人公借助化身魂魄等形式倾吐的愤激之情，更加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在《雨月物语》的9则短篇中，《白峰》和《佛法僧》抒发了人类内心深处永难消释的怨恨之情；《吉津备之釜》、《蛇性之淫》和《青头巾》表现了对爱的执著以及遭背叛后所爆发出来的嫉妒、愤恨、复仇等本性；《梦应鲤鱼》暗示着因梦想与现实的矛盾而带来的郁闷；《菊花之约》、《浅茅之宿》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坚守诺言，暗喻作者对于周围人群缺乏信义的愤然和无奈；《贫富论》借黄金精灵之口倾吐了一直“胀闷于胸”的金钱观。 上田秋成注重通过文学作品抒发愤激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国“发愤著述”思想的影响。他在《善耶恶耶》中曾明确表示过对发愤著述思想的共鸣：“或曰书为发愤之所作云，大和唐土人心无异也。”(中村幸彦，1985：394)在《藤篓册子》自序中又说：“夫前人慷慨之言，各自爱才舞文，解闷发愤者矣。”(上田秋成，1971：417) 日本近世的发愤思想，是以享保年(1716——1736)以来学界弥漫的老庄愤世之说为基础，再辅之以因明清小说东传而携来的发愤著述观念而形成的。近世关于老庄的研究非常盛行，文人将庄子诙谐怪诞又蕴涵深意的寓言理解为“愤世矫俗”之书，认为庄子对当时儒者拘泥于礼乐仁义的迂腐言行深感不满，所以想通过寓言阐述真正的天地之道。“发愤”一词直接起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的司马迁，总结了历史上许多伟人困顿受辱而发愤著述的历史事实，提出“发愤著述”说。阳明学派异端倾向的代表人物李卓吾的名字，更早已为日本知识分子所熟知。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百回本经冈岛冠山译为日文后，揭开了日本文坛《水浒传》流行的序幕。李卓吾提倡赤子真情的流露，并在《读忠义水浒传序》中将发愤著述说引入小说领域，这一论断在日本文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曲亭马琴、上田秋成等以《水浒传》等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小说家，自然接触到了发愤著述思想。例如，《雨月物语》的《吉津备之釜》一篇，就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遭受背叛的女子的愤激之情。正太郎背叛温柔贤淑的妻子矶良与妓女阿袖私奔，矶良懊恼成疾奄奄一息，此时远在他乡的阿袖突然也卧床不起，后来竟像鬼魂附体一般发起疯来。正太郎想：“恐怕是生魂作祟，莫非被我遗弃在家乡的矶良在……”，想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后来，阴阳师告诫正太郎闭门不出42天才能躲过矶良生灵的追索。然而，第42天天刚蒙蒙亮时，正太郎房门刚打开一半便发出哎呀一声惨叫，“高挂空中的月亮依稀朦胧，风冷冷地吹来。……彦六觉得不可思议，又战战兢兢地点起灯火四处找寻，突然发现洞开的门旁墙壁上鲜血汩汩流出，直淌到地上，但却不见尸首，也没有骨头。凝神借着月光仔细观看，只见屋檐下悬挂着什么东西。举灯一照，原来倒挂着男人的一副发髻，此外别无一物。惊讶之余，彦六的恐怖神情非笔墨所能形容”。(上田秋成，1980：83)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怪异情节，作者没有详细描写幽灵对正太郎实施了怎样的迫害，但通过鲜血淋漓的门板和倒挂的发髻，反而使读者感到更加恐怖和战栗，而妻子矶良刻骨铭心的怨愤之情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需要注意的是，上文描写中出现了灵魂作祟(日语为“物の怪”)的概念。日本小说家经常采用“物の怪”的手法来发泄愤激之情，“物の怪”可理解为死灵或生灵作祟，既包括死后仍纠缠在人们周围的鬼魂，也包括活人作祟的生灵或曰生魂，它们是忧郁或愤懑等情绪被掩饰和压抑得太久，从而以极端方式激烈爆发的产物。日本平安时代(794——1183)最初存在“御灵”信仰，主要指政治上因为遭受冤屈而没落的人，死后化作怨灵引发疫病或天崩地裂般的社会震荡。在御灵信仰中，怨灵所指向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大多数人。平安中期以后，御灵信仰逐渐衰落，专门针对某个人的“物の怪”信仰发达起来。作祟的方式不再是天翻地覆般的社会动荡，而是附着于人体进而诱发怪异的疾病或导致难产。平安时代的紫式部开启了长篇小说中“生魂作祟”描写的先河，她在《源氏物语》中典型地展现了六条妃子生魂作恶的情景。六条妃子先是出现在与光源氏同床共寝的夕颜的枕边，使其精神错乱离奇而亡，后来又顽强地纠缠光源氏的正妻葵姬，令其痛苦不堪地难产死去。 中国古典小说中常有死后灵魂复仇的情节，但极少有生魂作祟的描写，而日本人似乎对这一构思情有独钟，平安时代以来尤其是近世怪异小说频繁借助这一表现来烘托恐怖的氛围。生魂游离出窍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复仇的原因大都是因为爱人的欺骗和背叛，虽然有令人同情的苦衷，但生魂往往是人们厌恶或谴责的对象，人们往往采取请高僧作法事的形式来“镇魂”。这表明在封建的男权社会，女性不仅在事实上承受着被欺骗和被遗弃的痛苦，而且在社会舆论中也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一旦情之所至而离魂出窍，便会招致周遭环境的谴责和镇压。 像这样，日本小说家通过生魂作祟的描写，不仅烘托出作品阴惨诡异的氛围，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潜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种种阴暗面，如刻骨铭心的嫉妒或怨恨等，有学者将这些负面情绪总结为女性的“怨毒性”。这一传统为后世的小说所继承，像近世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女》、上田秋成的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浮牡丹全传》等，都在采纳中国怪异小说基本情节的同时，将生魂描写巧妙地融入其中，从而在一片荒诞奇诡的叙事氛围中，倾吐着主人公尤其是被遗弃女性的愤激之情。
3.宗教信仰的重叠
中国自西汉末年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迷信思想和传统巫术随着佛教的流入而日趋盛行，再加上道家对神仙仙境和鬼怪变化的宣扬，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巨大影响。儒佛道各教张扬本家教义的虚幻故事，为怪异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产生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如《列异传》、《搜神记》、《洞冥记》等，人们以纵横驰骋、奇谲瑰丽的想象，描绘出一个充斥着精灵变化或鬼事冥婚的神异世界。 日本之所以迅速吸纳了来自中国的怪异小说，其根源就在于自古以来相似的宗教信仰背景。日本国民长期生活在资源贫乏且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因此对天地间种种不可解的现象充满敬畏和消极应对的心理。原始宗教、巫术活动、图腾崇拜以及远古的神话传说等，就记录了人们对宇宙万物各种朦胧而奇异的幻想。日本原始的神道教堪称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神道教认为，宇宙由上天、人间和地狱构成，上天是神灵居住的光明世界，地狱是恶鬼潜伏的黑暗世界，而人间是光与暗、夜与昼、善与恶、吉与凶交错的世界。这样，日本人在原始宗教的影响下，自古以来就确信自然界中各种神灵的存在，灵异鬼怪等成为日本文学中长久不变的话题。 在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基础上，佛教信仰进一步激发了日本人对于鬼怪神异的浓厚兴趣。佛教早在五六世纪便已经由中国传入日本，在圣德太子等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佛教在传入之初虽然遭受过较为激烈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实现了与本土宗教的融合。日本主要信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认为佛拥有众多的分身，佛为普度众生而降临到日本列岛并成为日本的神灵，这就是所谓的“本地垂迹”。 佛家大多通过虚诞怪异的故事向民众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修行解脱等观念。日本人迅速接纳了佛经故事中的神异鬼怪，并将其与本国民间传说或怪异故事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股绵延不绝的怪异审美潮流。日本最早的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就受到唐代《冥报记》和《般若验记》等的影响，《今昔物语集》中的震旦部分也多来源于《法苑珠林》和《大唐西域记》等中国佛学类书籍。《日本灵异记》的编撰者僧景戒在上卷序言中说，自己正是有感于唐土拥有大量的佛家文学典籍，所以也尝试借用中国典籍的主题或框架，再与本国的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相融合，向日本的普通民众宣扬劝惩教化的道理：“昔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何唯慎乎他国传录，弗信恐乎自土奇事。……故聊注侧闻，号曰‘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祈览奇记者，却邪入正，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远藤嘉基等， 1967： 54—56)此外，与小说关系密切的戏剧也融入了大量佛教观念甚至直接以佛教故事为题材。例如中世“能”剧的主流梦幻能，表演形式就是“旅人或僧侣在梦幻中，接触到逝者的灵魂或者神、鬼、精灵等，倾听他们怀旧，观赏他们的歌舞”(《广辞苑》)，戏剧中的怪异趣味也与小说形成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关系。 到了小说创作日趋繁荣的近世，一些小说家已经意识到了儒佛道等宗教因素对怪异小说的影响。例如，浅井了意在怪异小说集《伽婢子》的开头，就模仿瞿佑《剪灯新话》的序言，通过攀附经典的方式来为怪异小说争取地位，同时还结合日本的实际补充了佛教和神道的内容，即“况佛理教三世因果之理，戒四生流转之业，或说神通，或说变化，且神道之幽微，至于草木土石，皆记神灵之事，显不测之妙理。三教各教其灵理奇特怪异感应之不虚，以为弘明其道之媒”。(《怪异小说集》，1927：93)也就是说，佛教讲究因果轮回，神道认为草木土石皆有灵，佛教与神道都试图借助鬼怪神异的故事来证明本教的教义。儒教、佛教、神道三教一致是近世初期的显著特征，浅井了意从张扬本家教义的角度论证了怪异小说流行的宗教信仰背景。 当然，宗教及宗教故事之所以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在科学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某些难以理解的客观现象很容易被涂上神幻莫测的色彩，人们试图通过宗教的解释来解除内心的困惑和恐惧。宗教与文学自古以来便是一种相互渗透、杂糅为一体的紧密关系，所以宗教中的怪异情节又很自然地成为小说的题材。这种状况还普遍存在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中，是科学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古代社会共通的文学现象。
4.结语
明清时期还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和世情小说等，但其受欢迎程度要远逊于《剪灯新话》、《三言二拍》中的怪异小说，即便是有所接受，日本读者关注的焦点也往往是那些点缀其间的虚诞情节，如《红楼梦》中正照为人面、反照为骷髅的风月宝鉴，《水浒传》中的洪信开石碣误走百八妖魔等。这表明日本人在翻案外国文学作品时，过滤掉了很多历史风俗及人际关系的描写，只留下简单易解并充满浪漫情趣的怪异情节。通过对日本怪异小说观形成过程的分析，还有助于了解文学影响发生时特殊的接受背景。
参考文献： [1]怪异小说集(近代日本文学大系13)[M].東京：国民图书株式会社，1927. [2]曲亭马琴.南总里见八犬传(四)[M].李树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3]上田秋成.雨月物語·春雨物語[M].東京：学研社，1980. [4]上田秋成.上田秋成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6)[M].東京：岩波書店，1971. [5]远藤嘉基，春日和男.日本灵异记[M].東京：岩波書店，1967. [6]中村幸彦.秋成·馬琴[M].東京：角川書店，1985. 作者简介：勾艳军(1975——)，女，河北保定人，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