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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41年18岁时步入翻译领域算起，草婴先生70年辛勤耕耘，著成了数千万字的译稿。值得一提的是，他从54岁起开始翻译、历时21年完成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已成经典。这部《全集》共计12卷、400万字。其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已成为得到公众认可的中文译本。 对常人来说，一辈子做一件事是很难的，而要将这事做好，更难，更何况，翻译这件事是必须忍受寂寞和种种不理解。所以，草婴先生凭一己之力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堪称世界之最。而这一切的动力来自于托尔斯泰伟大思想和精神的感染。草婴说，托尔斯泰反对专制、暴力，实现人道、博爱的精神，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在上海翻译家们的一次私人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草婴。在座的还有方平、钱春绮、冯春、黄杲忻、夏仲翼、吴钧陶及北京来的屠岸等。兼有藏书家头衔的吴钧陶先生把我介绍给草婴，并说：“草婴先生的一些早期译本大都在‘文革’中散失，你常去旧书店，帮着留心找找。”就这样，我认识了草婴，并常有品茗晤谈的快慰。 在我的期刊旧藏中，有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时代》周刊、《苏联文艺》等。草婴先生说，他最初就是为这些刊物译稿，从而走上了翻译之路。于是，我更加珍爱这些杂志，总是小心翼翼翻阅着泛黄的纸页，每看到草婴的译文，就倍感亲切。 1938年3月，还在英人开办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读初中的草婴，见到街角上贴有一则俄语招生广告，由于当时上海会俄语的人寥寥无几，草婴颇觉新鲜，求知欲驱使他走进一个俄国教师家，从此开始迷上了俄语学习。后来他通过新文学研究会，认识一位叫“贺一青”的先生。原来，这位贺先生的真名叫姜椿芳，是我党地下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一位精通俄文的翻译前辈。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塔斯社在上海的远东分社和我党地下组织合作，以苏商名义，联合创办了中文版的《时代》周刊，刊物的实际主持人姜椿芳就约草婴为杂志译稿。这样，草婴白天上课，晚上和星期天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写等。可以想象，刚刚沦为“孤岛”的上海，环境十分险恶。那年，草婴才18岁。可以说，姜椿芳是草婴将翻译作为终身事业的引路人。每次谈起这位翻译界前辈，草婴总是心怀感激。1942年，《苏联文艺》在上海创刊。草婴译出的平生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是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小说《老人》，发表在《苏联文艺》第二期上。 从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到1945年德国战败，整整4年中，草婴接触了大量反映战争、政治、人性的凄惨内容。他处在中学时代的年龄，就开始了对战争引发的许多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对法西斯的仇恨，对苦难者的同情，更深深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对人类心灵造成了不可弥合的创伤。他的这些翻译文字，可以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野蛮，从而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草婴开始考虑中国的前途及人类命运，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 由于草婴为《时代》周刊所作的翻译工作及时而又出色，常得姜椿芳及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等人的赏识。1945年，还在农学院读书的草婴，毅然受邀参加塔斯社工作，真正以翻译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上世纪50年代，草婴因病离开了《时代》，后加入华东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翻译家。这在当时颇为不易。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翻译稿酬微薄，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然而，这都没能动摇草婴的信念。1950年2月，他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巴夫连柯的长篇小说《幸福》，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解放后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上世纪50年代，他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作为团中央推荐读物一印再印达百万册。他竭尽全力翻译肖洛霍夫的《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名著。可是在“文革”中，这竟成了草婴的一大罪状，说他是“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吹鼓手”。之后他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后来草婴反思道：肖洛霍夫何以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因为肖洛霍夫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了战争中人性的坚强与美丽，宣扬了人道主义精神，这与“四人帮”肆意践踏人性，叫嚣斗争哲学成了鲜明对照。这样，也就更加坚定了草婴对肖洛霍夫的敬佩。 “文革”结束后，草婴婉拒了要他担任出版社总编辑之邀。他感到，自己已50多岁了，当务之急是要将上个世纪60年代着手翻译，因“文革”而中断的托尔斯泰400万字的作品抓紧译出。终于，经过20年的寒窗寂寞，皇皇十二卷托翁全部小说的翻译工作终于告竣，实现了他的夙愿。译作定名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此外，草婴还修订了三卷肖洛霍夫作品集。草婴说，我急切要将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系统地译介出来，因为他们的作品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当人们陶醉于“俄罗斯情结”，一辈子以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为己任的草婴先生却十分淡然，他说翻译只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更注重由此引发的对诸多问题的思考。我有两句话告诫自己，也以此与青年朋友共勉，那就是“培养独立人格，关注人类命运”。 我知道，草婴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他的情感是丰富的，内心是刚毅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风云变幻，有人要他写文章揭露批判翻译家满涛和傅雷。草婴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了解他们，更想保护他们。面对高压，他坚决顶住，不写一字，真正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良知与风骨。 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草婴，在莫斯科被授予过“高尔基文学奖”，被俄罗斯人誉为“联结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桥梁，为中俄文学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草婴已功成名就。住在医院的他，常想回家，回到岳阳路上那座幽静的花园洋房内看书写作。黄昏时分，可以到园子里散步。走在散落零星树叶与斑驳阳光的小径上，沉入思考与探求之中。他曾说，我总有一种紧迫感，可看可不看的书坚决不看，可写可不写的文章坚决不写，把有限的时间节省下来，用到最想做的事情上。我们今天搞翻译，写文章，就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正是有了这样一种交流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真理就越辩越明，我们的国家就有了希望。这是草婴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人在病中，心驰环宇。这就是八十八岁米寿之年的草婴。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03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